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一日晚，我和同修去发真相资料，途中六名同修被抓。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七日，朝阳县公安局政保科吴宝良午后一点多钟把我从工作单位抓走，在朝阳县看守所被关押将近四个月，我丈夫托关系要求放人，李长军跟我丈夫要了三千元钱放在自己的腰包里，然后让我丈夫和本村高永凤当保人，把我取保候审一个月。
六名被抓的同修其中就有我七十二岁的婆婆她们先后被放。婆婆在看守所被关押一个月。我婆婆不会写字，就逼迫按手印后放人。被迫害的婆婆在看守所放出来后，身体出现腹泻、大小便失禁、全身肿，于二零零一年农历九月初一去世。在婆婆去世的这天，正是我取保候审一个月已满，我这边给婆婆料理着后事，公安局那边打电话给保人高永凤催我回去。高永凤对我丈夫说，让我必须回去，如果不回去，要么就再拿钱，不然公安局就来抓人。我说要钱不给，公安局不配抓我，我修的是“真、善、忍”，发资料是救度众生，是大好事。又过半个月，因公安局一直来电话催，我被迫离家，流离失所。二零零一年快过中国新年了，我回家了，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朝阳县公安局政保科薛存孝为首的去我家抓我，没有抓到。二零零二年的五月份的一天，中午我在院内菜园里浇菜，朝阳县国保大队吴宝良为首的开车还没到我家大门外，看到我在家，便停车从车上下来六、七个便衣，爬墙跳到我家的院内想抓我，没有抓到我，公安局一看没有抓到我，以我丈夫是保人为由，把我丈夫抓走，我丈夫被押到朝阳县公安局，把他的两手斜背用手铐铐上，用电棍电了长达一个多小时，在看守所关押还差两天三个月。公安局叫我丈夫的哥哥拿两千元钱并作保人，将自己的弟弟保外一个月，公安局对我下了“通缉令”，并说如果抓不到我，还抓我丈夫，抓不到我丈夫就抓他哥哥，真是邪恶至极。
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走的正、行的正，没有什么可怕的，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我回到了家，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十点多钟，朝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吴宝良等四人开车来我家，翻墙跳到院内，将我强行往车里推，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不许抓我，我抓住车门不上车，公安局人员硬掰我的手，这时我的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被车门割开，鲜血直流，他们把我塞进了车，到乡政府把我两手背着铐两个手铐，下午把我押送到朝阳县公安局，到公安局他们说我是“在逃”，让我按手印，我不配合没按。接着将我送到看守所的号里，所长郝乃峰让我说简历作为登记，我不配合，就拿来三十多斤的脚镣给我戴上，我开始绝食。到第四天，郝乃峰拿来两根电棍同时电我，并开始一天一次的迫害性灌食：奶粉里放入大量的食盐，用一根长木板横着绑我的两手，两腿各绑一根木板，用木棍撬牙，下边的四颗牙，上面的两棵门牙都撬活动了。又过了十几天，他们看我不吃饭，就把我丈夫抓来，郝乃峰给我丈夫戴上三十多斤的脚镣，把胶皮管子的一头塞进一尺多长的木棍，把我丈夫按在板上，用塞进木棍的那一头胶皮管子狠毒的打我丈夫一百下，打得后臀成黑紫色，目地威逼我吃饭。他们达不到目地，十五天后才把我丈夫放了。到我绝食二十四天时，恶警又给我下了胃管。又过两个多月，朝阳县法院将我非法判刑五年。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我被押送到沈阳大北监狱三监区一小队。到那里才感觉到真是个实实在在的人间地狱。那时一小队的队长叫赵秀梅，她利用犯人对大法弟子进行残酷迫害、折磨，不让大法弟子之间说话，甚至不许大法弟子之间互看；让犯人监视，大法弟子除买日用品外，不许买任何吃的，即使一袋大酱也不行。
赵让我背监规，我不背，大法弟子不是犯人。晚上，为此就让犯人胡春（鞍山人）、李凤荣（阜新人）对我进行打骂，甚至有一天晚上一宿没让我睡觉。一个叫冯淑华的犯人看我困了，去厕所用盆端了一盆凉水，从我的头上浇下去，我的衣服全湿了，三九天，冻的打颤。我没有卫生纸用，捡一小块信纸被犯人王敏（丹东）看见，把我按在水槽旁，抢我手上的这块信纸，不让我用。犯人中以余志华（盖县人，犯人中管事的）为首，但一切都离不开管教的指使。
有一次在车间，队长赵秀梅又让我背监规，我不背，她把我弄到车间后边的更衣室，让我坐二寸宽、四寸长、三寸高的小板凳。我不坐，她就让犯人按住我在水磨石的地面上坐，一坐就坐了三天。后来又把我弄到队长的洗澡间，让犯人于志华往地上泼水，再把小板凳放在泼了水的地上，让我坐。赵秀梅说：这回地上都是水，就让你坐小板凳。我板凳也不坐，地也不坐，站着。赵秀梅看我不听，就去找科长果海燕。果海燕把我的手铐上拖到洗澡间，将我铐在水管上，又拿来电棍电我。我不动，她就说我不过电就不电了。接着把我从地上拽起来，两手分别铐在水管子上。水管子离地面有一米多高，果海燕说：我去叫两个犯人来教教你（意思就是来打我）。过一会儿她把三临界区四小队的王霞（辽阳）、毕志圆找来，对我狠狠的暴打，不管头、脸就是猛打，直到打昏死过去。看我昏迷，果海燕把手铐打开，让犯人用盆往我头上泼水。我被撕打的裤子全都开了裆，脸打肿了，还嫌不够，又拿我的塑料底鞋抽打我的大腿内侧，打成黑紫色。犯人于志华、郑丽影（辽阳）用鞋底往我的小便处抽打，打到肿的撒尿都困难。两腿被打伤（现在还有痕迹）。我在水里躺坐了一天。
到下午五点多钟，队长都下班了，果海燕说跟我谈谈。我把警察利用犯人犯罪，当然警察也是在犯罪的道理讲给她，然后向她洪法，讲真相。她说今天太晚，你让我回家吧，我说我还没说完呢，她说咱俩明天再说，自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找过我。
二零零四年四月初，原大北监狱的一同修把师父的一篇经文传给我。我正在看时，被一小队的生产组长（犯人管干活的）夏丽君（辽阳人）发现，趁我去厕所时将师父的经文拿去交给了队长。赵秀梅转送到科长郭乃娟那里。师父的经文有我写的，也有那个同修写的，字体不一样。
恶警们把我叫到科长办公室，郭乃娟问我，你知道我找你干什么吗？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你找我就是想听法轮大法真相，你要听我就给你讲。她来到办公桌前事先把拿到的师父的经文用纸夹子盖着，掀开说，你看这是什么，我说这是我师父的法，大法洪传，谁看都有好处，你要看我也给你写。她说，从今晚开始你要学习。我说：我就学我师父的法轮大法，你那些东西我什么都不学。郭乃娟、赵秀梅对犯人进行了安排。
晚上我洗漱完在床边坐着，犯人于志华叫我穿囚服去“学习”，我说不学也不去。快到十点了，于志华看我坐那不动，就找来王敏、郑丽影、张兆翠（黑龙江）等一帮，拖着我就往水房里抬。因大家刚洗漱完，水房地上水深的可以没脚面。我一看往水房里拖我，我就高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犯人们把我拖进水房，一齐向我涌来，水房里的犯人都满了。他们把我摁在没脚面的水里，连踢带打。犯人张兆翠用脏抹布往我的嘴里塞（我咬着牙没有塞进去）；王敏用洗衣板打，把洗衣板都打裂：郑丽影连打带掐，把我的肚皮抠下一块肉……。值班警察（队长）唐英在楼下听到喊声来到水房，我对唐英说：不许犯人打我！犯人说：唐教你回吧，这里有我们呢。唐英没有制止犯人做恶、行凶，一声没吱走了。接着，犯人于志华用鞋踩地上的脏水，往我的嘴上抹，站在我的腹部踩，让我在水里泡了一宿。那天我正来例假。犯人轮班看着，到早晨人们快洗漱了，才叫我从水地上起来。四月初还挺冷，我穿一件薄毛外套，一条薄棉裤，脱下来时一拧衣服上的水哗哗的往下淌。
第二天我在车间去厕所时听到有人说：昨晚不知是谁喊“法轮大法好”。我听她这样说，感到很欣慰：世人都念“法轮大法好”，世人就能被救度，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赵秀梅、郭乃娟听说我喊“法轮大法好”，把我叫到办公室，郑丽影、张兆翠两个犯人也在那里。他们对这两个犯人说，今晚她再喊就堵她的嘴，并从那开始让犯人每晚轮班折磨我。我在三屋住，三屋有监控器，她们做恶怕监控看着，就把我调到四屋，四屋没有监控设备。他们让我学他们的那些诽谤大法的书，我不学。赵秀梅让我坐小板凳，我不坐，犯人王敏把我从地上的左边踹到右边，于志华把我按倒在地上，把我的棉袄掀起来，把小板凳腿朝上塞进我的棉袄里，让小板凳的腿直接和背部接触硌我；王敏脚穿一双新板鞋，用鞋底搓我的眼皮，皮都被搓破了。一个多小时后，因按着我，小板凳硌着，我的两手开始没有知觉，手指硬硬的不能回弯，这时王敏便来掐我的右手的虎口（现在我的右手虎口处还留下王敏掐的疤痕）。二十多天，犯人们轮班看着我，她们挺不住了。我开始绝食。犯人找赵秀梅说我们可靠不起了，晚上三个小时不让睡觉，白天还得干活。我一看犯人真的都憔悴了，不行了。到我绝食第五天，赵秀梅对我说，是灌还是自己吃？我知道邪恶完了，我说自己吃。快到五月一号了，二十多天轮班残酷的折磨，我始终没有说出这位写经文给我的大法弟子是谁。
我被邪恶残酷的迫害后，腹部剧烈疼痛，饭量逐渐减少，坐在凳子上站起来时肠子就象断了一样的疼，整个腹部肿的硬硬的，大大的按不动；两腿肿的粗粗的，两脚肿的穿鞋费劲，走路一回弯，脚上的文线都裂开了，一道道血红红的口子；左腿不好用，走路抬不起来，脚尖划地；全身没有劲，脸蜡黄，瘦的皮包骨。赵秀梅见我这样，让我去医院检查，我说我没有病，但是我想我一定让邪恶知道他们对我迫害的程度，邪恶曝光，抑制恶人，救度众生，所以我决定去医院。这是监狱内的医院，连续很多天的检查，她们只能看到硬硬的肿的大大的肚子，却什么也看不出来。院长说转院，于是去了沈阳的大众医院。照彩超检查，我上不了床，医生把我扶上床。我对医生说“如果有人在我的腹部站着踩，会导致什么后果？医生说：你的腹部原来有人给踩呀！赵秀梅听我这样一说，惊慌的说，你说什么，谁给你踩的，我怎么不知道？我说你现在知道也不晚。医生们不是好眼看那几个警察，把照好的片子拿到专家医诊后我看到病历单的第一条就写上：“此人半年前有踩压史”，这就足以证明是迫害造成的。后又到沈阳的医大，专科结合医院，最后说我是：“结核性腹膜炎”。
我不承认我有病，是迫害造成的。后将我送到监狱内的医院住院，从此让我承认有病。邪恶想推卸责任，休想。我没有病，这个责任是她们推卸不了的。赵秀梅派犯人李继荣（鞍山）、薛林（大连）看着我，让李继荣把我每天的一举一动记录下来。当我发现她在写我，并向赵秀梅报告时，我把她写的记录都撕了。赵秀梅来到医院大喊大叫，我对赵秀梅说，我不许她写我，她写我就撕。从那以后她不再写了。
赵秀梅在我没有住院之前，给我丈夫、弟弟、姐妹们写信，说我不行了，尿血，写的很严重。我丈夫、弟弟、姐妹们先后都来了，当他（她）们看到我由一个什么病都没有的健康的我被迫害成现在这个样子，他（她）们都惊呆了，弟弟、姐妹们哭的不行，大姐对我说：咱们要是做了不好事怎么都行，咱们不就是炼炼法轮功吗？怎么弄成这样了？我劝他（她）们说，你们知道我没干坏事就行了，你们看我这个样子，我什么事也没有，你们放心吧！赵秀梅害怕了，在我住院期间调到了四监区一小队。
我在医院不配合治疗，在医院住三个多月，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六日一小队新调来的队长叫李艳霞把我接回车间。二零零五年十月份我开始不戴牌；同年的十一月九日我不干活。李艳霞看我不戴牌也不干活，就去和科长安蕊报告。安蕊把我叫到办公室骗我说让我回监舍休息，李艳霞让我带着饭盒等东西说领我回监区。我在四楼住，刚到一楼就不上我往上走了，说在这等着。我回头一看科长安蕊 ，干事陈杰领着四个膀大腰圆的犯人，财波（锦州）、沈成（本溪）、王霞（海城）、张晓焱（大连），来拖我去医院。他们把我拖出门外摁倒，用准备好的绳子捆绑我的手、脚，我喊不许她们这样做，他们用准备好的胶带粘我的嘴，四人把我抬到医院。我彻底不配合，他们把我摁在床上，医生给我量血压，做心电图，什么也没做成。从医院出来是下午二点多钟，安蕊让李艳霞把我送进“小号”，也就是关禁闭。
小号的环境非常恶劣。三十七号的鞋脚挨脚量，横七步，竖八步，黑铁门，不许盖被（盖棉花套），早、晚各一个小窝头（牛眼睛大小），中午两个，一天没有一滴水。大法弟子不让洗漱，两三个小时去一趟厕所，李艳霞安排两个犯人看着我，白天薛林、晚上沈成。在小号禁闭到第八天，李艳霞带来四个犯人把我抬到医院，让我住院，派犯人杨兰（沈阳）薛林看着我。杨兰表现的很恶，对我打骂，我不配合邪恶的命令、要求，拒绝一切检查。有一天把我用车拉到监狱外边的医院，给我照胸透，六个警察，两个犯人，也没有按住我。结果没照成。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将我从医院带回监舍。犯人刘妍（本溪人）宋阳（沈阳人）把我带到监舍三楼的浴室，刘妍、宋阳是安蕊安排的专门对大法弟子进行迫害的，给我一个临时用塑料小凳搭的一米多的小床。到十二月十四日早上，刘妍命令宋阳把我的床撤了，不许睡床。宋阳把我从床上扔到地上，在瓷砖铺的地上坐了一上午。刘妍看我什么都不听他们的，给安蕊打电话，又把我从监舍的三楼带到四楼的浴室里，派来犯人张薇（抚顺人）杨兰看守，让我在瓷砖铺的地面上睡，每日张薇、杨兰和监舍的四、五个号子抓着给我灌药。我当然不许她们灌，一点也灌不下去，撒哪儿都是。因我不吃，杨兰、张薇在刘妍的指使下，向我大打出手，杨兰就是她们利用的打手，打的特别狠。早晨大家都出工走了，她们就开始对我进行一次暴打。两天后，她们给我一个军褥，没有盖的。三九天她们在床上睡，搂着水袋，盖的厚厚的却冻的不行，我却每晚睡觉都出汗，特别热。刘妍指使杨兰、张薇对我进行“转化”，我对她们说：我是来除恶、正法、救度众生的，不是来“转化”的。一天张薇拿来一张十六开的白纸，上面印有侮辱师父和大法的题，张薇大声的念，提着我的名字，名字的后边加上认为……然后是对那题的回答，她一出口，我就一声接一声的大声念“法轮大法好”。她念不成了。张薇、杨兰就过来狠狠的打了我一顿，将我打倒在地。张薇看我闭着眼睛在那躺着，到我的跟前大声念，我挪动支撑着坐了起来，一把将这张纸撕碎，又是一顿狠狠的暴打。
刘妍指使张薇、杨兰不许我去厕所大小便，让我往自己的洗漱盆里拉尿，然后放在我睡的墙角那让我闻。我不配合，早晨起来我去厕所，杨兰过去把门在屋里锁上，倚在门上，我对她说：起来，我去厕所，她说厕所不许你去，你往你的洗漱盆里拉尿，我说这不是厕所，我让她赶快起来，她拥打着我，我一看太不象话了，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邪恶最害怕的就是这句话。自那以后，便主动问我上厕所吗？我说，你不用问，需要我自然就去了。
二十多天残酷的迫害、折磨，我的脸不知被打了多少个耳光子，已经记不清了。后来只要她们一动手打我，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直到她们不再打我。在师父的加持、呵护保护下，我坚定正念，她们再没有任何办法“转化”我了，只好放弃。不灌药了，也不打我了。我向张薇、杨兰讲真相，她们明白了，说上了刘妍的当了。二十多天后，我对张薇说，我必须得炼功，她同意了，我炼功后，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大法神奇的功效，让她们折服了。我每天炼五套功法，发正念。三九天在瓷砖铺的地上睡了三十四天，张薇对我说：我去向科长、队长解释你为什么不“转化”的原因。我说：你去说吧。
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日，我又回到了车间。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留在监舍不出工，邪恶们利用同修给我戴牌，往衣服上写标记“女监”，我喊“法轮大法好”遭到犯人刘妍、宋阳毒打，由犯人范玉霞（现得乙肝），吕桂英（朝阳）帮忙。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把我从三楼用褥单抬到四楼活动室，把我的嘴用我的毛衣缠上，外用胶带缠上，我呼吸困难。中午饭来了，我让宋阳把我嘴上的毛衣打开，她问我说，你还喊不喊，我说：你行凶做恶我一定喊。吕桂英忙上前一边给我解毛衣，一边说再也没有人打你了。自那以后，五个多月的正常学法、炼功、发正念，我的身体一切不正确状态全部消失。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五年期满。无条件释放的那天，我丈夫和弟弟来接我。当他们看到我身体一切正常堂堂正正的从监狱的大门走出来时，我的亲人都很吃惊。回到家里，家里的亲人都聚在了一起，我给他们讲邪党如何邪恶，并提到退党、团、队，全家人还有亲属没用我多说什么，全都退了。家人都说：法轮大法真是好，要看他零四年那个样，以为她不能活着出来，你看她现在身体这么好，法轮大法真神奇。
后话：虽然后期沈阳女子监狱对我迫害稍有缓解，但对其他大法弟子的迫害仍然很严重。在国内外大法弟子和正义人士用各种方式呼吁停止迫害和正义的声援下，沈阳女子监狱几年来从未停止过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在邪党的指使和权利的诱惑下，管教人员完全出卖了自己的人格和做人的本性良知（这里不包括个别明白真相的警察）作为一个曾经被他们残酷迫害的大法弟子，我依然真心希望他们猛醒。我想对你们说：将来，当恶党的真实罪恶曝光于全天下时，你们将如何面对？善恶终有报，最终出卖的是自己的未来，成了邪党的陪葬品。
邪党向世界承诺二零零八奥运改善中国人权，仅沈阳女子监狱为例，罪恶此时此刻还仍在上演，而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这就是邪党迫害民众使用的一贯手段——欺骗。但我们相信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在此呼吁正义人士继续关注发生在中国对善良民众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