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得法和修炼
我从1996年5月，在书市上买到《转法轮》。看完之后，觉的非常好，从此走上修炼法轮大法之路。法轮大法是佛家八万四千法门中的一法门，因为是以气功形式传出的，所以又叫法轮功。其全部内容用三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真、善、忍。
记得97年8月份，从初二调到高二。一上班，家长就给了我一张二百元的购货券，我婉言谢绝了。同年秋天，家长委员会的两个家长找到我，说：“秋天到了，没给老师买点水果。家长们集资了一些钱，送给老师自己买点水果吧。”接着拿出一个装钱的信封来，要给我。我当时说：“谢谢家长和学生们的一片心意，心意我领了，钱请拿回去吧！”家长不太理解，我接着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这钱我不应该收，工资是我工作的报酬，不应该再拿不属于我的任何财物。”家长们虽然还是不太理解，但我从他们的眼神和表情中看到了对这种行为的尊重。从那时开始，我再没收过任何家长的钱和物。
修炼法轮功前，我性格很鲁莽粗暴，易于冲动，凭感情用事。在与人发生矛盾时，很少为他人着想，在同事中是出了名的。93年暑假期间，与人喝完酒后，想找人打麻将，走到学校门口时，遇到了姜靖宇老师。平时和他有点小矛盾，借着酒劲儿，非常粗鲁野蛮的骂了他一句。姜老师质问我，我二话没说，拽过他的衣领，照着头部就是一拳，接下来在学校附近耍了好长时间的酒疯。这件事对姜老师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又给学校造成很坏的影响，受到学校的处分。但我总以醉酒为借口掩盖自己的错误，甚至没向姜老师道歉。接下来几年里，学校只要涉及到评职、分房等事，就会有领导或老师重提此事，使我利益上受到影响，然后再把怨恨强加到别人身上，损失一次，怨恨就深一层。一直到96年都没跟姜老师说过一句话，甚至处心积虑的想寻找机会再伤害他一次。
96年我修炼以后，开始学会修心找自己的过错，逐渐的认识到自己错了。回想自己对别人，总是从自我角度出发，做了错事还找原因掩盖，哪想过别人受到的伤害。这哪符合真、善、忍的标准呢？哪里是一个好人呢？从此怨恨别人的心一层层的修下去了，到98年很多不好的心都去掉了。但碍于面子，放不下架子，还是没同姜老师说话、道歉。直到98年5月的一天下午，姜老师到数学教研室找我，质问我：“大斌，我哪点对不起你了？5年多了，一句话都不跟我说，我毕竟比你年长几岁，还是你的老大哥！”听完之后，一瞬间想起几年来对他的伤害，非常惭愧。立刻说：“姜大哥，是我对不起你，我伤害了你……”没等我说完，姜老师就抓起我的手说：“大斌，你是个好人，咱哥俩重新处！”我很感动，也很明白，姜老师再也不会怪我了，他要什么？不就是要我真诚、善良的心吗！大法化解了5年多来不应该有的怨，心里的喜悦是形容不出来的。几年来，在修炼中，用一颗慈善之心化解了各种有形无形的矛盾，善解了种种恩恩怨怨，再没有伤害过一个人。
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的工作责任心不是很强，由于好酒贪玩（打麻将），影响教学质量的事时有发生，为此受到领导的批评，家长的指责，同事和朋友也对我善意的忠告，但我改变不大。每当一轮教学任务结束之后，常为找不到接收的年级单位而担忧。修炼后，认识到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当然也体现在工作中。从此逐步的改变了工作态度，增强了工作的责任心，变化之中重新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和赞许。96年8月到97年8月，我任初二年级的数学课，按理应继续教初三，但因工作需要，领导调我到高二教课。但是年级主任和数学备课组长征求了我的意见后，多次找领导谈，想把我挽留在初三教学，对我给予很大的信任，这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信任。在高二教了一年，又调到高一任课，我服从分配，没有任何异议，到哪都好好工作。这期间，同期毕业的以及比我晚毕业的同事都晋升高级职称，我没有评上，但我没有任何怨言，没影响过一丝一毫的教学工作，也从未向领导提过任何个人的要求。同时在修炼中，我一步步的学会了为他人着想，对名利的淡泊，在以后分房子、评职称等重大福利问题上能主动礼让。
这种种变化，同事看到了，领导也看到了，一些领导赞许，一些领导惊讶，也想了解一下法轮功，什么理论、什么力量可以使一个人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我的改变也赢得了绝大多数学生的认可和尊敬，没有了往日的意见和指责。记得那是99年我被抓到朝阳沟劳教所后，教过的高二学生毕业了。三个考入吉林大学的学生，同年又考入了新加坡的一所大学。出国前他们听说我被关在朝阳沟劳教所，特意去探望我，表达对老师的关心和敬意。我不是他们的班主任，平时没有太多的接触，又没有任何私人交往，就是在平时的工作中遵照真、善、忍的准则做人行事而赢得了学生的尊敬。我就是这样一点点、一点点的变化着。
二、进京上访遭非法劳教
1999年4月，风云突变，发生了“4.25”事件。本来法轮功是以气功的形式传出，在社会的表现是祛病健身，同时道德标准普遍得到升华。正是如此，修炼者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使更多的有缘人走到大法的修炼行列中来。到99年据政府有关部门统计，法轮功修炼者在全国有七千万，还有人说是一亿人。人是很多，但没有组织，没有秘密，一切都是公开的。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在努力的按照真、善、忍的准则修炼自己。好人多了不好吗？好人多了，什么样的人会感到压力不舒服呢？也许是相生相克的理吧，从法轮功传出来在不同时期都有阻力，被不了解的人所误解，根据自己的观念妄加猜测，甚至是有意的攻击和诬蔑。但经过法轮功修炼者善意的解释，大部份人了解了真相。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搞调查，乔石上报的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可是江泽民看到短短的几年来，修炼法轮功的人发展到几千万乃至上亿人，看到修炼者对李洪志老师的敬仰和对大法法理的信服，出于妒嫉，利用了他的独裁权力，集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经验和手段，开始了这场迫害。把一群最善良的人、最没有政治图谋的人、放淡对名利追求的人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我当时对国家、政府充满了信心，认为修炼法轮大法使人身心受益，尤其我的思想的变化越来越好，而且炼法轮功的都是这样的，相信政府会了解我们，会听我们解说。
尤其99年“4.25”事件（源于天津公安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和平解决，我很高兴，觉的做好人受到了保护。同时听说国家和平解决群众上访，国际威望迅速提高，外电纷纷报道中国政府在民主与法制的进程中又迈进一大步。但事与愿违，“4.25”之后，国内形势越来越恶化，一直到99年7月20日后，政府突然宣布不许炼法轮功了。我非常不理解，祛病健身做好人怎么能受到禁止。所以我到省委去上访，但没有哪个领导听我们的诉说，反而来了大批警察把大批的上访群众用客车强行拉走。我不肯上车，5、6个警察对我一顿毒打，一个警察在打我的过程中把衣袋中的手机都甩到了地上都不知道，我告诉他手机掉地上了，他们才住手。后来，他们一个人揪着我的头发，两个人架着我的胳膊，后面还有一个人蹬着我的后腰，硬把我拖到车上，拉到警察学校非法关押了一天。
7.22国家民政部、公安部发表通告，把法轮功称为非法组织而予以所谓的取缔，我认识到这不是地方政府的问题，是中央个别领导人对我们不了解而做出的错误决定。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和要把事情说清楚的目地，我于7月24日踏上进京上访之路。一下火车，就看到气氛异常紧张，出站口布满了警察，只要一看像炼法轮功的就上去盘查，证实了就直接抓走。出站后到天安门府右街信访局一看，警车林立，大门附近有很多警察，根本就进不了信访局的大门。后来遇见了几个认识的长春的大法弟子，我们结伴住下来。结果是一日三惊，经常有警察盘查身份。后来我们辗转流落到北京房山区西璐园，租了房子住下来。
这期间全国电台、电视台、报纸等新闻媒体都在以“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等罪名攻击法轮大法及创始人，列举了“1400例”作地毯式的滚筒式的宣传，公安部又发通缉令通缉我师父。当时我们都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一样，那种压力身在其中才能感觉到的。在这种形势下，真得好好、冷静的思考一下。在住处，我把带去的所有大法的书都重新读了一遍，最终从书的字里行间读到的都是叫我们如何去修心向善做好人、更好的人，最后做一个同化真、善、忍的得道者。
再回想一下自己的整个修炼过程，就是得到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并且不断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升华着做人的标准。敢说在任何环境下都是一个好人。至于说那个“1400例”一看就是假的，根本无法让炼功人相信，只能欺骗不了解法轮功的人。后来我逐渐接触到全国各地及北京当地的修炼者，交流中了解到大家虽地位、职业、生活环境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修炼的过程中，都变好了，身体健康了，都在按照大法来归正自己。在北京房山区我遇到本地一位姓韩的大法弟子，他修炼前是房山一霸、流氓，曾经开车在天安门广场上绑架过人。修炼后完全改变了流氓作风，变成了一个好人。此事在当地影响很大，很多人都在说法轮功太神奇了，把那样一个坏人变好了。
我还遇见几个从山东骑自行车来上访的农民大法弟子，他们没有钱住旅馆，只好露宿街头，依靠捡矿泉水瓶卖来解决吃饭问题。当时北京一个矿泉水瓶卖8分钱，有一种绿颜色的矿泉水瓶可卖1角2分钱，但他们不捡，因为听说那是伪劣产品。这类的事情很多，大家都是非常善良的人，都觉的应该善意的向政府和世人说明真相，还我师父一个清白，还大法一个清白，还给我们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这就是我们上访的初衷。法轮大法的真相不久会大白于天下。
但当时形势严峻，如果坚持的话，个人的结果会如何，不知道。我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这时我妻子带着孩子来到北京找到我，哭求着让我回家，望着妻子挂满泪痕的脸，我内心的痛苦无法用语言形容。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特别善良、贤惠的妻子，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一个虽不富有但很幸福和谐的家。尤其我修炼后，家庭从来就没有矛盾。我爱他们胜过我自己，我更珍惜这个家。后来我要求妻子，给我三天时间好好考虑一下。三天后我见到妻子对她说：“你非常了解我的整个修炼的变化过程，而且对我的变化万分高兴，从而你也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师父是教人向善的。三天来我想了很多、很多，最终我无法放弃真、善、忍。如果我跟你回家，只能变成一具行尸走肉。再说这个世间连真、善、忍都受到打击，这个世界还剩什么了？”妻子说：“法轮功好，你就回家偷着炼呗。”我说：“能这么认识问题吗？如果你的师长、长辈因为教你做好人而受到攻击、诬陷，你不应该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吗？今天我师父受到如此攻击，而我不站出来把事情说清楚，而是回家自己偷偷炼功，偷着享受师父给我带来的好处，那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再说，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不能光明正大，还得偷偷摸摸的，那对吗？法轮大法传出至今，已使上亿人受益了，身体健康了，知道如何做一个好人了，难道这还成了师父的罪吗？一个教人做好人的人就一定得像两千年前的耶稣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吗？那不是人类的耻辱，生命的耻辱吗？”我妻子听完后沉默了一会，又问我：“家怎么办呢？”我说：“你先带着孩子回去吧，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是不应该吃这种苦的，他的亲人更是不应该承受这种痛苦的，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不是正理所为，不会持久的。我如果能够把情况反映给政府、信访局，立刻就回家。”我妻子一看这种情况，就领着孩子返回了长春。
当时我对法轮大法遭到的攻击，真的很难以理解，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如果深入了解一下法轮功，了解一下大法弟子，都不会做出这种事来。如今法轮大法已经洪传整个世界，受到了世界上六十多个国家的法律保护。法轮大法及其创始人受到世界各国一千多项褒奖，真、善、忍的精神得到全世界的赞扬。当时我想：真诚、善良、大忍的宽容之心可以感天动地，那么也一定会让政府相信我们的，从而纠正其错误的做法。
然而上访始终没有机会，却于99年9月9日被西璐园派出所以查户口为名在住宿处被抓，遣送回长春，身份证被朝阳分局扣押至今。因不放弃信仰，被朝阳分局送往大广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15天后又被送往八里堡拘留所，第二次非法拘留。接下来因不放弃信仰第三次被非法拘留。其间只要说“不炼”，就释放回家，接着于10月18日，我被送往朝阳沟劳教所，一年非法劳动教养。真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罪，根据哪条法律规定：到北京准备上访就得被劳动教养。
三、朝阳沟劳教所暗无天日的迫害
劳教所是一个很坏的地方，不说那里的生活艰苦，那里是集黄、赌、毒、勒全有。我进入到四大队，没几天，对面农业大队的吸毒犯马振列就因注射过量的海洛因而死亡。没有语言能准确的形容出那里的罪恶。那些刑事劳教人员，多数是被多次判刑或劳动教养过的，绝大多数都很坏，都用恶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损害别人。管教讲：这里是野蛮治混蛋的地方。这里一张嘴就是污秽的语言，打骂更是常事。尤其是对大法弟子，始终是严管对象，每个大法弟子都被4个刑事犯严格看管，每天24小时都有人盯着，寸步不离，真的很恐怖，最初有很多晚上睡不着觉。接着是劳教所几乎各级领导都找我谈过话，我本着一颗善良的心，一遍遍的告诉他们我炼功后的变化，我们是好人，是按真、善、忍的标准指导自己的修炼人。媒体宣传的一切都是假的，我们相信国家和人民会明白真相，会了解我们的。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的师父，这不合乎国家的法律。有的人听完了不说什么，也有的人不以为然，但又讲不出什么正理，只是告诉那些流氓对我要严，要加大打击力度。
99年10月末，江泽民又诬蔑法轮功为×教，劳教所的打压更有了借口，残酷的手段使第一批进劳教所的大法学员很多被强行“转化”了。后来司法局局长陆庆华找我谈话，告诉我附中谢校长为我的事找过他，还有其他同事朋友也找过他，介绍我的情况，说我炼功后确实变化很大，是个不错的人。既然我同意不再上北京了，12月份放一批“转化”了的人，那么我不“转化”也准备放。12月22日，市委战书记和司法局的主要领导都聚集在朝阳沟劳教所，与所有“转化”了的人谈完话后找我表态，我当时谈了三个问题：上次与杨国勤书记和米凤君书记谈话时杨书记谈到“这期间我们接触过很多炼法轮功的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忠厚善良的人。”这是杨书记的原话，我就是想，忠厚善良的人就一定被利用吗？为什么这么多忠厚善良的人能很容易接受和修炼这个大法？第三个问题是：很多领导找我谈话，都说你是好人，你们是好人，只是被你师父“利用”了。我想社会上人利用人太普遍了，其中不乏精明之人。但人被利用有被利用的因素，或者是为了求名，或者是为了求利，或者是情中派生出来的欲望色心被利用，但是大法弟子不存在这些因素，我们是看淡直至放下名、利、情的。没人给我解答这些问题。从此我在劳教所和司法局成了挂号的人物，成了更严厉打击的对象。但是我说的都是真话呀！为什么说假话可以获得自由，说真话就得失去自由及其一切呢？这是人世间应有的理吗？
尽管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仍然严格的遵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行事，抱着一颗善良的心宽容的对待，在难以承受的情况下坚持着。但是打压还在不断升级。2000年6月22日晚，管理科长领着管教突然闯进四大队只搜大法弟子的行李并搜身，发现一篇大法经文，接着开始毒打，整个劳教所搞强行“转化”。连续三天，大家都是在极度恐怖中度过的。一到夜晚，打人的疯狂使整个大楼都在震颤，各个楼层、各个大队都传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与我同监舍的双阳区大法弟子杨树，下半身被打得淤血，皮肤变成了黑紫色，肋骨被吸毒犯寇明惠用床板撞折了一根。一大队的王天明被打到第三天头上，挣脱了四个人的按压，一头撞在暖气片上，头皮撕开了。劳教所一看这种情况，怕搞下去会出人命，所以才中止了野蛮、暴虐和疯狂。这场劫难中，没“转化”的大法弟子无一人幸免，我是受冲击最轻的一个，但那种邪恶恐怖造成的压力却刻在我心里很久很久。
四、被转到奋进劳教所迫害
2000年7月12日，长春市司法局把几个劳教所的大法弟子都转到奋进劳教所，集中起来成立了第一个“转化”基地，采用各种手段强行“转化”。副所长李建辉在全所挑选了一些最强悍、整治人最有经验的刑事犯当班长、值班员，专门“管理”我们。
整治我们的主要方式是坐板：一张单人床上只铺了一块块毛茬木板，让我们四、五个人一个挨一个的盘腿坐好，我恰好坐在两板之间的缝隙上，上身保持正直，腰不许弯，目视前方，两手放到背后，不许眨眼，不许晃动，手不许拿到前面来，更不许说话交谈。这些刑事犯们看着，一点儿不合乎他们的要求就拳打脚踢。由专人读攻击大法的文章，读完后管教训话，基本上是人身攻击侮辱，接着就是些流氓班长和值班员对我们无休止的谩骂侮辱，而且还要坐好，还要洗耳恭听，不能表示异议，否则就是拉到其他房间拳脚相加。一坐就是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12点，上下午各方便一次，两顿饭各20分钟。
其间司法局劳教处处长张建华亲自坐镇，副所长李建辉直接指挥，流氓班长、值班员直接动手进行摧残。而且每天都找这些班长开会施加压力，要求加大对我们的打击力度。压力不断在加大，坐板时间延到后半夜l点、2点。刘海波不堪这种折磨，向管教提出异议，被管教在头部连击了十几拳，打了回来。这样的摧残持续了10天左右，许多人承受不住身体和精神上的压力，妥协了，违心的“转化”了，只剩下15人没有“转化”。李建辉看这种办法挺奏效，就给那些流氓继续布置任务，要求再次加大力度。而管我们的班长曹航，是一个整人手段十分毒辣的流氓。他改变了我们的坐板方式，15个人坐在两张床上，第一个人先盘腿坐好，第二个人把双腿搭在第一个人的胯骨上，再用脚在第二个人的后背上猛力一蹬，使两个人靠实。就这样第三个、第四个……直至八个人全部挤靠在一起，其状很惨。7月下旬，异常炎热，八个人前胸挤着后背，喘不过气来，两眼直冒火星，而且时间延长到深夜三点。这样持续了几天，一看没人动摇，就把铝合金门窗全部关严，当时屋里非常热，那些看我们的值班流氓都不肯在屋里呆了，站在门外，隔着窗子监视我们坐板。这种方法被劳教所的管教们学去，几次用来整治我们，口称：“送温暖”。
后来看没有效果，就又换了一种方式，找来一个将近两米长，不到两寸宽，一米多高的凳子，让我们一个个的骑上去，再后一个人的背上蹬一脚，人与人间的空隙靠实后，十几个人就全骑在了凳子上，双脚离地。流氓们管这叫“骑木马”。一寸多宽的凳面，两条棱正好硌在屁股沟处，疼痛难忍，时间一长，痛苦的滋味无法形容。很快大家的屁股全硌坏了，后来又改回坐木板床。
那时我们每坚持一天就加期两天，而那些值班的流氓一个月减期半个月，每“转化”一个还有减期奖励，所以他们乐坏了，在利益的驱使下格外卖力，而且随意打骂我们都没人管，有时还来个恶人先告状，说我们如何如何讲话了、交流了。李建辉所长马上鼓励，将被告者另行加期或关进小号加以处罚。那时经常有各级领导来视察工作，检查“转化”情况，每来一次，我们的恐怖就加深一层，不知那些流氓又使出什么邪恶的手段来折磨我们。虽然遭受这种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苦难，我们还是善意的向各级领导讲着真相，告诉他们真、善、忍对我们、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的好处，奉劝流氓们停止他们的行恶，善恶有报是天理。可是他们却嘲笑我们：“你们是好人，好人怎么样？好人不长寿啊！谁要是修桥补路，谁就得两眼瞎！看钱你们不让我们去偷去拿，看大烟不让我们去抽，你们不是害我们吗？你们的行为是了不起，但这年月钱最实在，有钱干什么都行，没钱万万不能。你们别炼法轮功了，跟我们去偷、去当炮子（打手）吧。你们是好人，但还不是被我们这些人渣管着吗？政府不还是信任我们嘛！李所长是我们的老大，支持我们，对你们实行严厉打击。”那个时候李所长黑天不回家，整天出没在我们身后，监视我们，一旦发现哪个人坐姿有一点不符合要求，就把值班刑事犯叫出门外训斥一顿：“你是干什么吃的，一个月给你那么多分（一分就是一天期，分越多减期就越多），你没看好，想干不想干啦？”结果我们又受一顿恶骂，那个没坐好的大法弟子还得遭一顿拳脚。他们就象失去理智一样疯狂。有时我在想，怎么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坏人行恶干坏事有政府支持鼓励撑腰，做好人受到百般折磨如此摧残，这个社会怎么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太邪了，真是邪的可以了！假、恶、暴能“转化”真、善、忍吗？由此我明白了一个理：打击善良一定是邪恶的！
半个月后，我屁股左侧磨破了，开始溃烂，流脓流血。8月天最热，只能穿一个小裤衩，外面套一个大裤衩，垫上厚厚的卫生纸，再尽可能的用右半个屁股受力。结果很快右边磨出个血洞来，没办法，只好把卫生纸整个垫在裤衩里。毛茬的木板上不让铺任何东西，坐下时，猛一下将痛压麻木了，坐好就不再动了，但很快脓血就把卫生纸浸透了，和伤口粘在一起。方便或吃饭时一起身，卫生纸就沉下来，一下子把伤口撕开，当时痛得撕心裂肺。很长时间天天重复着这样的情况，伤口一直无法愈合。由于长时间盘腿，造成双腿无法自然下蹲，上厕所时只能双手反按住墙，半蹲着方便。当时很多人和我的情况一样，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后脑的顶部长出一个鸽子蛋大小的包，长包处头发都脱落了，头皮铮亮。头很疼，不敢碰，每隔一段时间就流脓血，至今没好。流氓们还嘲笑我说头上长犄角了。一个流氓值班李某非常坏，用苍蝇拍专门拍打我头上的包，理由是苍蝇落你犄角上了，后来把包打破，血和脓流了一后脑勺，他才不敢再打了。
2000年9月30日，师大党委领导去了解我、朴成军、白晓钧的所谓“转化”情况。正谈话时，口水控制不住流湿了衣襟。师大领导问我怎么了，我无法说出这里的真实情况，只好说没什么。结果那天中午在食堂我就抽了，抽得很严重，幸好被相邻的大法弟子扶住。后来听扶我的人讲，当时我眼睛都翻白了，手冰凉，后来好长时间说话吐字不清。
第一任班长曹航（吸毒犯）因为“转化”我们立了功，司法局给予减期五个月的奖励，释放回家了。副所长李建辉又从刑事犯中选出一个比较凶悍的流氓做我们的班长，他叫郭怀成，因为打骂折磨我们受到鼓励和嘉奖，所以其他刑事犯更是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双阳大法弟子郑永光因在厕所里和另一位大法弟子说了几句话，郭怀成用双拳连续击打郑永光的肋部，造成脾破裂的重伤害，到医院做的脾切除手术。根据我国刑法故意对他人造成身体重伤害，应处以7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在李建辉的包庇下只是把郭怀成调到其他大队不了了之。尔后李建辉又在所里选了一个蒙古族人叫里木恩-白乙拉的当班长。该人身高1.8米，武警部队战士，曾经获得全师拳术、射击、正步走三项第一，因流氓罪被教养三年，据说是当时劳教所中最能打斗之人。他专门用军训走队列等方式体罚我们，而且都遭到过他的毒打，有几次我的小腿肚子被他踢得抽了筋。有时他很难过，偷着对我们说：没办法，不对你们严，李所长不放过他。每次李所长找他谈完话他就变得更加凶残。后来他把大法弟子（师大老师）白晓钧左小臂骨打裂，李建辉也是给他转队了之。有时我们挨打后，流氓还逼我们承认他们打得对，因为我们没达到他们的“要求”。
“十一”放了三天假，大家紧张多日的精神放松了一下，但不知道更厉害的迫害在后头呢。
10月4日早，突然紧急集合，把我们11人送到一间空房子里，屋里只有空板床。新任班长刑事犯张景贵叫骂着把我们赶上床坐好，“你们是严管中的严管，重点打击对象，对你们就是一个字：严、严、严！”然后对我们就是无端挑剔，百般刁难，不知什么是坐板坐好的标准，就是无端的挨打受骂。10月某日，大法弟子魏修山又横遭拳脚，刘成军说：“我不坐了，反正是挨打，你们打好了。”张景贵立刻叫来4、5个流氓值班，把刘成军拉下床就打。李建辉赶到，立刻把被打的刘成军关进了小号。我们立刻集体提出异议，李建辉被迫把流氓张景贵调入其它大队。又选一个流氓班长，还是变本加厉的迫害。
面对这种无休止的迫害，10月8日，有人开始绝食了，用这种方式抗议迫害。到10月10日，全体绝食反迫害。那些所谓“转化”的人亲眼目睹了我们的悲惨遭遇，他们绝大多数也一起绝食来反对这无休止的流氓迫害行为，全所近百名大法学员绝食。
劳教所立刻把我们11个人（一人蹲小号）分到各大队，我被分到二大队，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并且把废弃多年不用的铁笼子（原来用以惩治严重抗拒改造的劳教人员）抬进了大楼，购进了一批新的警棍和电棍等警具，如临大敌。我心里既恐怖又觉的好笑，对这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用得着吗！但不久确实用上了，邵维新、刘成军、李伟等人因不愿参加所谓的对法轮功的揭批大会，都被用电、警棍毒打。管理科宋副科长（该人已于2001年车祸身亡）还到二大队吹嘘：一夜没睡，累坏了，对邵维新一连用了四个电棍，都打没电了。不久邵维新分到二大队，与我同在一个班，确实看到他的两耳廓都烧焦了。
残酷的折磨还在继续。10月14日，长春郑红星不堪折磨，早操时从楼外防火楼梯跑上楼，飞身从最高处四楼跳下，摔成重伤。IO月15日，榆树大法弟子殷相辉从该处跳下，当时口鼻流血，摔成重伤。为什么？就因为我们坚信真、善、忍就逼迫得我们生死两难吗？这不邪恶吗？
五、被转苇子沟劳教迫害
从7月12日，在奋进劳教所集中后，就不允许我们与家属会见，这种慢性的连续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同样可以剥夺人的生命。同在一起的农安大法弟子张远明在2001年元旦后不久死亡，我是1月7日听说的。此时我早已超过了所谓的一年劳教期限，但无度无理的加期，使我根本不知道何时能够回家，也不知能否活着走出这重重铁门。听说张远明死亡的消息，第二天我找到带班管教及二大队长要求见所长。队长高惠文问我有什么事，我说两个问题：一是了解张远明死亡原因，二是要求无条件释放我。队长说：“好吧，我给你请示。”但是所长没见着，当天下午，也就是2001年1月8日下午把我转到苇子沟劳教所，同车转去的有五个大法弟子。他们整人的手段之一就是转所，所经历的苦难再从头来一遍。同车一起转来的榆树大法弟子韩玉珠，就是转来后不堪忍受同监舍犯人的无度打骂、折磨，被迫绝食反对这种迫害，结果被管理科强行灌入高浓度食盐水，导致盐中毒于2月17日死亡，没有人承担责任。
转来之后，我被分到四大队二班，带班管教给全班劳教开会说：新来的这个法轮功是个“顽固分子”，要严格管理，不许任何人和他交谈。当时苇子沟劳教所关押了26个大法弟子，几天后都转到朝阳沟劳教所去了，只剩下我们五个分到不同的大队。当时苇子沟自然条件很差，监舍床位不够，晚上睡觉时把两张上下铺的单人床并在一起，指定两个刑事犯24小时监视我，寸步不离。睡觉时把我夹在中间，不许交谈，把我孤立起来。同时指定我擦监舍的地板，每天五遍。其余时间坐板一一坐在小塑料凳上，最前排中间位置。刑事犯们管这个位置叫“天门”，因为最靠近门，管教们出入一眼就能看见。所以坐姿要求很高，腰总是得挺得直直的。另一个困难是这里缺水，早晨洗漱供一次水，我得擦地，床底下也要擦到。他们很坏，刚擦完一块地，不是吐口痰，就是扔些废物，还得重擦。要是没看见，就得挨顿骂。擦完地，洗漱时间已过，水已经停了。找别人要剩下的洗脸水洗抹布，看我过来马上倒掉，好一点的也得骂上两句，才倒给我。那些人没法形容，他们灵魂的肮脏，都是用私、恶、坏来维护自己那可怜的一点利益。这种情况下我好长时间没洗过脸，尤其难以让人忍受的是抓完很脏的抹布的手，还得抓那黏糊糊的发糕吃。
这时我的身体已经很坏了。2000年10月份在奋进劳教所时，双脚从脚掌开始麻木，这种症状逐渐往上延伸。转到苇子沟劳教所时，两条小腿都已麻木，两脚总是有站在冰块上的感觉。到2001年4月麻木感已经过了膝盖，最后直延到大腿近根部。这时走路已经无法走直线，得用胯部和还能听指挥的大腿上部拖着两条腿走。视力2000年末开始下降，到01年4月中旬已接近失明。监舍里有一个圆形挂钟，刚去时能大致看见时间，后来就只能看见一个圆形的轮廓，再后来挂钟也看不见了。看人是无论远近都看不清了，最后眼前混浊一片。吃饭基本上不管干净不干净了，洗衣服也是洗到了就算。
就是这种情况，司法局劳教处处长张建华还到苇子沟对我施压、威胁，连加期的表面文章形式都没了，就是毫无理由关押。张建华每次与我谈话，我都提出无条件释放，张建华说：“你做梦！”
原来我的身体是非常健康的，炼功后从没上过医院。体重始终在200斤左右，这时体重已下降到l50斤左右。2001年4月中旬为了“转化”我，在队长钱某、教育科科长赵某的陪同监视下回学校与领导、同事、家人见了面，很多人看到了我的状况。后来大队里有位管教，值班时多次找我谈话，了解了大法弟子修心向善的情况。后来他接任了我的带班管教，禁止那些流氓对我过份刁难，从那时我的环境好了一些。这样一直把我非法关押到2001年9月19日才放人。带着满身的病痛和伤痕我回了家。
回家后，我并没有真正的安静和自由的环境，因为政府的镇压还在继续，形势在恶化。其间自由大路派出所的警察王仁福到我家来过数次，且不断的每隔一段时间就打一次电话，了解我的行踪。我和家人始终生活在恐怖的气氛中。
2002年3月5日，发生了大法弟子插播有线电视向世人讲真相的事。紧接着公安系统进行大搜捕，凡是进过劳教所、拘留所登记在册没“转化”的几乎全部被抓。3月8日深夜l点多，王警察领着人到我家抓我，敲了很长时间门，我与妻子没回应，他们无法确定家中是否有人，才没有破门而入。3月9日我被迫离家出走，被亲人保护起来。没过几天，王警察把我妻子从单位找回来，直接到家里，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翻床，翻抽屉，搜走了两盒磁带和一本大法书，逼问我妻子，了解我的去向，甚至到我姐姐家去找我。在一段时间里，我妻子因害怕警察的骚扰，领着孩子住在母亲家。这种流离失所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02年10月下旬。我妻子生病休假在家，我赶回家护理妻子。结果王警察知道了，在10月30日，王警察、朝阳区610办公室王纪科长、桂林街道610等6、7个人把我从家中强行带走，送到兴隆山法制教育学习班强行“转化”。然后没有任何理由，把我送到朝阳沟劳教所。在劳教所登记时，他们问我因何事被劳动教养，我把劳教通知书给他们看，他们都很惊讶，你没有什么违法事实呀！我说：“法律？从迫害我们那天起，就对我们没讲过任何法律。”
电视插播曝光了迫害真相，江泽民更加疯狂，劳教所里的环境也异常残酷。我到劳教所刚好要展开第三次“转化攻坚战”。劳教所采用人盯人的办法，一个刑事犯拽着一个大法学员走路，有的是用两个人架着走。四大队38名大法学员，除了5人再加上我们三个刚来的之外，全部被强行“转化”了。队长给那些流氓开完会后，流氓又给我们开会。班长卢贵富开会时直接对我讲：第三个“攻坚战”开始了，上头要求“转化”率要达到百分之百，对不“转化”的，先由大队管教收拾，回来后我们再接着收拾。一直到“转化”为止，死了往西边一送，就完事（西边正好是朝阳沟火葬场）。接着又让一些大法学员把衣服脱下来让我们看他们被打留下的伤痕，又让李建国脱下袜子，让我看他脚上的伤疤，说，一切毒打办法都没有让他“转化”，但后来大队管教王俊东把他用手铐固定住，又用另一只手铐把他的大脚趾盖砸裂。接着又到三班把三班长赵国找来，赵国身高1米83，身体非常壮实，性格异常凶悍，是劳教所出名的恶人。他们介绍打人的经过：在一间只有空床铺的房间，赵国坐在皮椅子上，两边各站两个赤着上身非常凶悍的流氓，手里各拄着一根铁管子（那是劳教所劳务出工使用的，打人打折了，我后来在厕所里看见过一个半截的），不“转化”，按倒在地上或把头插在床的栏杆里，从背部往下，挨排毒打。接着问我：“你受得了吗？别把小命送在这里，说句假话不就完事了，我们也知道你们没有真“转化”的。”当时减期、加分奖励与“转化”率直接挂钩，所以他们极其卖力，疯狂的干着坏事。同时借严管为名勒索大法学员的钱财。吸毒犯寇明惠把大法学员吕大奇家里给拿来的1300元钱直接揣入自己腰包，对勒索不到的更是百般刁难。
当时我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身体状况已无法承受这种毒打（由于我长期流离失所，没有安定的生活，身体状况一直在恶化，坐在小板凳上不拽着东西站不起来。）甚至一般的刁难承受起来都很困难了。怎么办？“转化”吗？往哪转哪？往邪恶方向转吗？回想自炼法轮功以来，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真正生命深处的好人，没做过对社会、对他人不好的事，不求名不求利，这不是自我标榜。但因不放弃信仰，这几年受尽凌辱和摧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怀着大善大忍之心，无怨无悔的向人们讲道理说真相。但这些人怎么了？疯了吗？明知我们是好人，却还这样对待我们。大法弟子大善大忍之心，不等于怕，也不等于好欺辱，那是对世人的慈悲，对那些不明真相干坏事的人的宽容。那么好吧，我就用生命来证实大法好，来做一个不愿背弃信仰的好人吧。一想到妻子、儿子，心如刀割，别怪爸爸，爸爸用生命给好人、儿子、世人留下一点做好人的正气吧！将来会明白爸爸没做错事！我又想到那几个没“转化”的大法弟子，他们经历重重苦难，用我的一条命或许能减轻他们的一点压力。当晚一夜未眠。
12月3日早5点起床，我穿好衣服后把眼镜片在墙上磕破，捡了一块锋利的镜片，在左手腕脉处切了下去，深及见骨。望着如泉一样涌出的鲜血，想最后能留下点什么呢？用血在墙上写下了“法轮大法好”五个大字。从开始我就用一颗纯善的心、慈悲的心向政府和世人讲清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最后还是不改变初衷向世人讲清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哪怕是用鲜血和生命也要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我不求世人的同情、怜悯，只希望都知道真相，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包括那些曾凶残的对待过我们的人。幸而未死。（编者注：自残和自杀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行为，是中共残酷迫害造成的。大法弟子应该珍惜生命。）
第三次“转化攻坚战”开始了。没几天我在食堂又抽了，抽得很厉害，缓过来之后，话都说不出来了。大队长带我到卫生所检查，检查血压高压230。由于他们怕再出人命，所以对我没有动酷刑。十几天后，再量血压220，从那以后血压没降下200过。大家知道冠心病是高血压的副产品，不久我心脏疼痛、难受，每天都挣扎在死亡线上。但没有改变的是还是在天门的位置直直的无休止的坐板。第三轮“转化”攻坚战中，白山地区的大法弟子李水福，经历了管教张浩的几番拳脚加电棍后强行“转化”了。接着是第四轮，我总是严管和重点打击对象，精神总是处在紧张和恐怖之中。
由于长期处于压力和紧张状态中，很多人出现严重病态。与我同屋的伊通的田俊龙，42岁，原武警部队的战士，也呈现出很重的病态。师大教师白晓钧同我关押在一个大队，不在一个班。从2003年春节过后，出现病状。开始是饭量减少，脸色苍白、浮肿，到了4、5月份，他就基本吃不进去饭了。到卫生所检查，大夫说没病，装的。医生下完结论后，大队管教和其他劳教对他就更不客气，说他装病，绝食，就开始打他。我在食堂就看见过两次，他吃不进去饭，管教赵剑平就抽他耳光，一抽就是十几个，白晓钧赶紧把饭咽下几口。赵剑平得意洋洋的说：你们看是装的吧，有什么病，怎么一打就吃下去了，就是欠揍。不行下回灌他（灌食）。管教这样一干，其他劳教更不把他的病当回事。有几次白晓钧无力从食堂走回来，刑事犯把他拖上二楼后，一个刑事犯扯着胳膊，另一个刑事犯扯着一条腿，把他从走廊里拖进铁门，再拖到监舍里，不让其他大法弟子搀扶。那些天正是非典流行期，劳教所严格封闭起来，不让家属接见，完全与外界隔绝，更不允许到外面大医院检查，白晓钧的病情日益加重。有一天，我们监舍的班长从白晓钧住的监舍回来，与其他刑事犯嘲笑的说：“白晓钧在白日做梦呢，说他还想回家，回师大教书，成家。师大能要他吗？德行！”我在旁边听到偷偷的流泪。白晓钧是个好人，是一个从没伤害过任何人的好人，他有这样的愿望不是一个好人正常的愿望和权利吗！这不也是我们的愿望和权利吗！后来四大队解体，白晓钧被分到一大队，再后来听说他于7月18日死在公安医院里。我同屋的田俊龙因病于10月l日释放后，20日死在家中。
6月30日四大队解散，我被分到二大队。二大队与私人印刷厂合作，叠印刷好的纸页子。我因为眼睛看不清折页的标记，就让我捡别人折好的页子码上。因为折的人多，我不得不挺着走动，捡拾多人的纸页子，而那时我身体已相当虚弱，腿疼有时在睡梦中疼醒，坐下时后背很难直起腰来。有时印刷厂活儿要得急，经常干到半夜11～12点。有一次，我跟班长提出要休息一下，他说：那你就“转化”呀！看你的样子，完全可以上床躺着。我没说什么，咬紧牙关挺下去。到9月下旬，我头疼头晕得实在厉害，要求到卫生所量一下血压，医生量完血压半天不说话，后在管教刘小雨的催问下，告诉高压210，低压150。第二天大队长亲自领我去量血压，高压240，低压150。从那以后，流氓再不敢强迫我干活了。由于那里环境很差，2003年8月后又长了疥疮，手脚、屁股、两条腿都溃烂了，疼痛、奇痒，而且根本没有好好擦洗的条件。这样持续到11月13日，我回了家。
六、回家后“610”等骚扰不断
回家后身体仍然很虚弱，很长时间不能单独外出，得由我妻子扶着走路。就这样，自由大路的姓张的警察还到我家中了解我的情况及行踪，把我妻子吓得够呛，生怕再把我抓走。回家后警察四次到我家中，一次赶上参加我侄女的婚礼去了，张警察特意查问婚礼的地点。每隔一段时间，警察就往我家打电话，查问行踪。从99年7月到现在，我及家人都是在各种恐怖中度过的。
2004年10月8日，朝阳区610的科长王纪和两个人来到我家，做“转化”迫害。他们让我谈思想变化，我说：“没什么变化，我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心养性做好人。”他问我炼法轮功到底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我就又把修炼前后的变化跟他讲了一遍。他说真、善、忍是好，但为什么搞“自焚”？我告诉他：自焚是假的，迫害法轮功一切都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自焚”事件发生时，我正被关押在苇子沟劳教所，“自焚”事件确实煽动起人们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我们当时承受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晚上电视新闻联播时，把我安排在电视的最前边，我一看“自焚”镜头就知道是假的，是伪造的案件。就说那个被火烧伤的小女孩，全身用纱布缠得严严的，气管切开后插管，就能清晰的回答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还能唱歌，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再者烧伤病人是不能把伤口包起来的。1984年我的亲叔叔把农药“乐果”弄洒了，遇见明火燃烧起来，下身被严重烧伤，在南关区医院治疗。当时我放假在家，有时间护理了几天，知道治疗过程：下半身擦上了治疗药膏，不能穿衣服，以保障通风良好，尽快使伤结痂。更不能缠纱布，要使创口尽量暴露，否则会因缺氧使创口溃烂、化脓。下半身用一个铁丝罩罩住，上面盖一层薄纱布，防止落上细菌感染，再配上消炎针剂。说到此，王科长打住我的话，不谈“自焚”是真的、假的，说说别的。我说：“自焚”这样震惊全世界的惨案都是假的，你还让我相信什么呢！
接下来他说：你们炼法轮功的人都不争不斗，那社会怎么发展？其实你打人也是一种推动社会的动力。让我说什么呢？能这样认识问题吗？修炼前我打人，伤害别人，那完全是为自己，是恶呀！能用恶来推动社会发展吗？那社会不都是恶人了吗？这完全是背离真、善、忍的。他又一次来的时候，我问他：你们第二次把我送劳教，关押了一年，几乎使我送了命，什么罪名？什么理由？他说：你是不是信仰法轮功？我说：对！他说：这就是理由。我说：也就是说，我今天随时都有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可能。现在国家提倡依法治国，那么这个法何在？理何在？
后来610派来几位党校的老师做我的“转化”工作，他们让我看污蔑法轮功的光碟，我不看，因为全是造谣。他想寻找交流沟通的共同点。我说：好啊！真、善、忍就是最好的共同点。我把法轮大法好向他讲述了一遍，把“自焚”是假的又说了一遍。他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这个人太不现实了。我接触过一些炼法轮功的人，他们“转化”后工作生活也挺好啊！还有社会上很多人，抱着修桥补路双眼瞎、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等想法，不也生活得很好吗？”我听完后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其实我在劳教所里接触过一些所谓“转化”的人。他们是很好的人，是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人的人，他们内心异常痛苦，有对意志被强奸的痛苦。至于坏人活千年等思想不正是人干坏事时的思想基础吗；不正是人类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吗。这个世界，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就是真、善、忍。他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转化”法轮功修炼者的思想和行为是背离真、善、忍的。
2001年9月19日回家后，于10月8日到学校找牛书记谈工作问题。牛书记把孙校长找来，两个人问我是否“转化”，要求我给出不宣传法轮大法的保证。因为很多同事知道我炼法轮功，很多学生也知道，他们许多人对我尊敬是因为真、善、忍的精神在我身上有了一点体现。99年7月之前，我向别人介绍法轮功时，就是讲他如何教人以一颗真诚善良之心待人，怎样在利益面前宽容忍让，升华做人的道德标准。这些内容不好吗？不能讲吗？所以我无法给出这样的保证。后来，领导说：那好，你回家休息去吧！当时我并没有问领导，是否教委或师大有这样的文件：我这种情况不可以上班。我相信领导不会剥夺我工作的权利。后来牛书记又找我单独谈了一次话，牛书记很不高兴（但当时我没意识到）。后来，2003年中秋节牛书记代表学校到朝阳沟劳教所探望我，还很不高兴的说我威胁她，我听后很不理解。这次回来后，与牛书记谈话时，特意询问了这件事。牛书记告诉我，那次谈话我情绪很激动，口气很重的告诫牛书记，不要迫害法轮功，否则会有报应的。牛书记听后很生气，认为我威胁她，但当时我没意识到。现在我想啊，一定是我在跟牛书记讲善恶有报的道理时没说清楚，伤害了牛书记，为此我向牛书记道歉，以后我一定在真、善、忍中修好自己。
但善恶有报是天理，这没有错，迫害法轮功五年多了，现在我知道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陈至立等一批高官因迫害法轮功在国外多个国家被以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煽动仇恨罪等罪行被告上法庭。还有，甘肃省委书记苏荣随吴邦国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赞比亚期间，法轮功学员在赞比亚高等法院对苏荣提起一起民事诉讼，指控他在担任吉林省委610办公室负责人期间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谋杀、酷刑折磨和侮辱罪行。赞比亚高等法院的一名法警于2004年11月4日向被告苏荣送达了法庭文件。11月5日，赞比亚高等法院签发了法庭令，命被告苏荣在事情了结之前不得离开该国。由于被告苏荣11月8日没有出庭接受聆讯，赞比亚高等法院定下11月13日就苏荣的藐视法庭罪进行聆讯。苏荣11月13日仍未就藐视法庭罪的指控出庭应辩。警方签发了逮捕令，并派出警察搜索被告，苏荣仓皇潜逃回国。这不是善恶有报的理在一个方面的体现吗？
七、东北师大附中仍不给安排工作
第二次我从劳教所回来的当天，我姐姐等人又找到牛书记，谈我的工作问题。牛书记还是以我炼法轮功的理由拒绝了。后来我在家休养了半年多，觉的身体恢复了很多，在8月份教师开学前再次找牛书记谈工作问题，而且主动讲，视力还没有恢复到能胜任教学工作，如果能分配做教辅工作，我会尽力做好。牛书记这次很热情，讲：“你还很年轻，应该参加工作，我会和其他领导研究一下，尽快告诉你。”后来教师上班了，没有消息，学生开学了，还是没有消息，我找到牛书记。这时牛书记对我讲：“你的工作安排很困难，东校区的老师都回到本校，都不好安排。而且现在无论教师、教辅都竞聘上岗。一是选择竞聘上岗，但竞聘很激烈。二是选择退休，学校给开全部基本工资。”我考虑了一下说：“好吧，我选择竞聘上岗。”牛书记听后说：“你怎么这么不理智呢？全校任何人在你这种情况下，都不会做这样的选择。你想想你的竞聘条件好吗？你有五年多没上班了，业务熟悉程度能不受影响吗！象你这种情况（指我炼法轮功），哪个年级敢要你。”我听完后，觉的上班无望了，就说：“那好吧，我选择退休。”
不久，牛书记又把我找到学校，把竞聘及退休的文件给我看。说：“竞聘基本上是没希望，退休又不符合文件（我才47岁）。但你同意退休的话，学校可以找师大商量。”她让我自己选择。我回家后考虑了很多天，也很难过。前几次因我修炼法轮功不让我工作。但这次呢，还是不能参加工作。虽然是绝口不提法轮功，但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炼法轮功。只不过用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把我拒之校门外。至于说我身体不好，业务生疏了，不是因为这场迫害造成的吗。按照领导所说，怎么选择不都得承认对我的迫害是合理的吗？怎么选择不都是把我拒之校门之外不能象正常人一样的工作生活吗？回想五年多来，领导始终态度明确的配合其它部门做“转化”，无论是在拘留所里，劳教所里，还是回家后。我两次被劳动教养能没有所在单位的态度吗？
2002年10月末，我被抓往法制教育学习班强行“转化”，不是学校提供的经费吗？五年多来我被迫害的生死两难，至今不能正常参加工作。但我没做过一件有损社会和他人的事呀。难道我不放弃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610、派出所、劳教所就要剥夺我的人身自由的权利，生存权利，学校剥夺我的工作权利吗？我们曾经是天天在一起相处的同事呀。五年多来，我和亲人、朋友、同事讲述遭迫害的经历时，从没有说过学校迫害我，哪个领导迫害我，因为我了解领导也都是本性很善良的人。可能有的领导把这当成工作了，但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想想看，社会中任何一种正常的工作都不应有类似的内容，即使是公检法司也应该是维护正义、保护善良、惩恶扬善的。
我们都是受害者，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思想和行为完全背离了真、善、忍。我因为坚持信仰被迫害，更多的人是因为不明真相，被谎言欺骗，被权势带动，强迫而受害。两千年前，罗马人在谎言的欺骗下，对和平、善良、坚忍的基督徒的迫害导致四次大瘟疫的流行，死了许多许多的罗马人。今天当这场迫害结束时会怎么样呢？请珍惜自己的未来吧！
至于工作，我要求学校恢复我的教师资格及一切权益，恢复工作后，我可以参加正常的岗位评聘。我不能承认一切强加给我的迫害，不能让这迫害促成最终事实，也不能承认对你们的迫害，这是我最正当的选择。
伟大的佛法真、善、忍，在这伟大的时代里救度、选择着善良的生命，我的师尊以无边的慈悲把真、善、忍的法理传度给人，挽救着所有的生命，给每一个生命选择美好未来的机会。大法弟子在这种残酷的迫害下，坚持真理，坚持正信，舍生忘死的告诉大家真相，渴望每个生命都在真、善、忍中选择未来。我真诚的希望每个生命都选择光明的未来。为了自己的未来，每个人都给予真、善、忍应有的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