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科长苏某，女，五十岁左右，说我的外衣有拉锁是违禁品，又说毛衣可以拆成线绳，也是违禁品，让我脱下来留在仓库内。后来得知被她据为己有。在天气日渐转冷的季节，我身上只穿一件单薄的线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后来一位好心的同修大姐送我一件线衣，使我能抵御一些风寒。
在十几平米的房间里，面对面靠墙两张大炕，除去一个卫生间，一间屋子挤着近四十人。看守所为了赚钱，还有很多空余房间不让人住。犯人头和一些有钱的犯人，家里每月花一千元可以买一个宽松的铺位，自由躺卧。剩下的十几人要挤在剩下的半张炕上，一颠一倒的侧卧，叫“立刀鱼”，刚开始让我睡觉的时候，我不知所措，看到炕上已经没有地方了。管事的告诉我，要硬往里“砸”，叫“砸铺”。这样，一旦躺下，半夜里就不能起来上厕所了，因为再回来就没有地方了。这种“立刀鱼”的姿式，实际就是一种酷刑，睡到半夜，胯骨常常硌得疼的不行，然后越来越痛，钻心的痛。有时睡梦中，身体刚要转换姿式，就会被旁边把守的刑事犯，用脚后跟狠命地踹后背的脊椎骨，踹的很痛。
白天除了吃饭和一点活动时间，看守所要求整天“坐板”、背监规，法轮功学员都不背，“坐板”就是两腿交叉，坐在炕上一动不动，也不许说话。这种体罚硌的坐骨很痛。
看守所一日两餐，如果花高价预订，中午可以得到伙食好一点的“加餐”。平时，就是玉米面饼和土豆菜汤，土豆不打皮，汤筒下面都是厚厚的一层泥，一些狱霸，争着抢着捞干的，到法轮功学员这里时，基本上分到的都是汤，上面还时常漂着苍蝇和瓢虫。洗漱和洗澡都是用自来水里的凉水，洗澡就是接冷水往身上浇，冬天也是一样，非常凉。房间两侧炕的上面，长年挂着洗不完、晾不干的衣服，潮湿阴冷。我被非法关押看守所期间，不让家属接见。家属也无法送衣物和存钱。
在看守所被关近一个月后，我被非法劳教一年，被劫持到吉林省黑嘴子劳教所。体检时，我被查出心动过速，心跳每分钟一百二十下，劳教所应该拒收，但是劳教所还是强行收下，把我关到五大队──老年队。劳教所安排所谓“帮教”，给我洗脑，灌输邪恶理论，每晚直到十二点才让睡觉。我绝食反迫害。狱警对我厉声喊叫、罚站，逼我站在墙角，打我耳光，我的额头和脑后都被墙角撞起了包。
后来，我被单独关到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房门上的玻璃被人用报纸糊住，怕被外人看见，我被绑在“死人床”上，每天要被野蛮灌食两次，每次被灌食前，从很远就能听到狱医和狱警们声嘶力竭的吼叫，接下来是屠夫般的野蛮摧残。通常情况下，灌食需要把胶皮管子用热水泡软，再慢慢的插入被灌食者的胃中输送流食。可是，那些狱医用凉水冲过的很硬的胶皮管，在鼻腔里使劲的乱捅，目地让人承受痛苦。有时，甚至刚灌完食的管子不冲洗再给下一个人灌食。一次狱医罗某（女，当时大概四十多岁）给我灌食，恶警大队长王丽梅告诉她“使劲插”，她就用胶皮管在我鼻腔里使劲捅，后来无意中插入食管了，可是她却故意拔出来，又在我鼻腔里反复的使劲捅，结果当天我的左侧鼻腔里面全肿了。第二天，换了一个狱医灌食，插管插了半天也插不进去，她还很奇怪，又换了一个鼻孔插管。还有一次，狱医陈某，在我绝食期间，给我打针，故意在我手背上扎了五、六次，用针尖使劲的挑。
狱警还在流食中加入超浓度的盐，那时我的嘴唇几乎一秒钟冒一层白沫子，当时还不知是怎么回事，胃里也象火烧一样，虽然是冬天，可是总有想跳入一个冰水池才能好受的感觉。后来一次呕吐中，我才发现，吐的那一口水中，好象放了一勺盐那么咸，后来再也不敢吐了。一次大队长王丽梅弄了一碗很稠的玉米糊，想从我的嘴里灌进去，就强行掐住我的两腮迫使我张嘴，倒入玉米糊后，又捏住我的鼻子，迫使我往下咽，我不配合，全都吐出来，结果玉米糊顺着我的脖子淌到衣服上、枕头上，因为我被绑在床上不能动，大队长王丽梅喝令两个包夹说：“谁也不准给她擦！”后来，其中一个包夹拿毛巾给我擦了擦，抹的脸上、头发上到处都是，更难受了。
我被绑在“死人床”上八天八夜，上厕所都不放下来，让别人给接。冰凉的盆硌在腰上难受不说，由于不习惯别人接，一次想小便，接了很长时间却便不出来。最后两个肾憋的很胀很疼也不行，后来又换了一个包夹帮我接，等我能便的时候，已经失禁了，完全失去了知觉，便了很长时间。由于当时已经入冬，天气寒冷，墙面上都泛着白霜。我的手腕被手铐铐在铁床栏杆上，身体上的热量好象瞬间被手铐和铁床吸光了，甚至每一个汗毛孔都浸透着凉气。半夜被子滑到胸口，手却够不到，胳膊被冻的发麻，大概是低温的缘故，常常睡到半夜，突然感到血液“轰”的一下子涌向心脏，然后就象被吓一跳似的惊醒。后来我的手腕被铐成了紫黑色。到了早上，大队长还要让包夹把我的被子全撤了，把门窗全打开冻，两个看我的包夹身上裹着被，还被冻的直哆嗦。那时的感觉真是度分如年，度秒如年。而且，每天还有一波一波的“帮教人员”，用伪善、欺骗或恐吓等手段，轮番对我进行围攻洗脑、狱警们嘲笑、侮辱、谩骂，甚至胁迫刑事犯打骂法轮功学员，不参与迫害，就给她们加期，不让回家。
后来，我停止绝食，被转回小队关押，又被迫为劳教所做奴役劳工。每天从早上五点多起床，到晚上九点多，除了吃饭、上厕所，都被迫超强度劳动。有时楼上楼下扛豆子，挑豆子、折纸页、做百事可乐的广告旗、给小鸟粘羽毛等。劳教所不让家属送日用品，只能往劳教所里存钱购买，但是劳教所的东西要比外边贵很多倍，质量还不好。很多日用品，在里面都卖的很贵。还有，比如：家属接见合餐，只有四个菜，如花生米、炒鸡蛋等小菜，一次却要六十元。家属带来水果，也不让往里送，只能在劳教所买。可劳教所只有快烂的海棠果（大概二、三斤装一袋），一袋却要二十元。由于劳教所经常不让接见，家属送来衣服等，从大门到二门被层层扒皮，本人收不到，却不知情。劳教所还以各种理由不断勒索家属大量钱财。
为了强迫学员“转化”，劳教所还经常对法轮功学员动用各种酷刑，大队长李文娜说：“她不是说咱们迫害吗？让她也尝尝”，“这是国家强制执行机关”，她还对家属说：“死了都没事，国家有死亡名额，每年有四个。”
恶警大队长王丽梅更是积极参与迫害，整个大队，当时二百多人，不管是“转化”没“转化”的，不管年轻年老的，或新来的，几乎都被她亲自电击过。我曾被她电击过两次，一次是电击脑袋、脖子、心脏部位，当时心跳已达到了每分钟140下。还有一次，她将我的手用手铐铐在铁床上，然后用电棍电击我的手心、胳膊。因为在劳教所常常经受各种迫害，二零零二年三月，我再次绝食反迫害，前后共四十多天。王丽梅欺骗我的家人，让我去医院做检查，说如果查出心脏不好，可以提前回家。于是，我被带去省医院做检查，当时是在一楼，就诊的是一个面目阴沉高个的中年医生，给人感觉有些古怪。王丽梅问他：“你看用不用做手术？”当时我听了很吃惊，好好的身体为什么要开刀？如果不是劳教所迫害我，我身体一直都是很好的，从来没有过什么心脏病。我想我决不做手术。可能那医生看我当时身体很差没同意。那时，我还不知道有活摘器官的事。后来我回来几年后，听说此事，真觉的很恐怖。
在家属面前，很多狱警、所长、队长的表现都是极其伪善的，蒙骗了不少家属。还挑拨家属参与迫害，说什么：“这些人都不要亲情了，不想回家。”包括在洗脑班也是如此，为了达到迫害的目的，不让家属给法轮功学员送任何日用品、换洗衣物等，还说什么：“你们要都送来，他们就更不想回去了。”
恶警还挑唆配偶提出离婚，威胁不离婚就让配偶下岗，还逼迫父母等亲属签写承担刑事责任的保证书，致使法轮功学员从恐怖的黑窝回来后，由于邪恶给人制造的恐惧而造成夫妻离婚，单位非法开除以及承受来自家人的各种压力而造成生活艰难，使邪恶的迫害在无形中还在不断地延续。
我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只是邪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时间已过去很长了，语言上的文字只是概括，在那种邪恶的恐怖环境下，每时每刻承受的不只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有精神上的折磨。这种灭绝人性的摧残给人造成的阴影和伤害，是长时间难以抹去的。讲出来，希望能使更多人认清中共的邪恶，不再成为参与迫害的帮凶，尽早结束这场史无前例的血腥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