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科技大学退休教授金光振被迫害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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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明慧通讯员湖北报导)武汉科技大学机械学院退休教授金光振,男,1945年3月生。在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身心受益。他与其他修炼法轮功的大陆民众一样,曾遭受中共迫害。下面是他自述受迫害的事实:

一、遭抓捕、拘留、勒索

2000年2月,我与法轮功学员刘英俊和欧阳信芳去北京讲真相。在国务院信访局门口,被一群警察拦住,不准我们进去。多次问我们有什么事上访,我们不愿说。最后,他们说:“你们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们是专门接待法轮功的。”我们于是承认是为法轮功来上访的。他们叫来武汉警察,把我们强行塞到出租车上,绑架到武汉市公安局驻北京办事处。后来被带回武汉,关在武汉市青山区拘留所,被行政拘留15天。小刘和小欧阳也被一同拘留15天。在北京被关押期间,由于小刘不愿配合他们,被邪恶关在房间里殴打。

2000年5月,武汉市青山区“610”抓捕十几名大法弟子进洗脑班。我与小欧阳晚上去看望功友,我们俩被一名恶警搜身、审讯一小时。搜身前天气晴好,搜身一开始则雷电交加,大雨滂沱。晚上10点被释放后,大雨骤停,恢复晴好天气。不知是否神在警告恶警。

2000年年中(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去青山区洗脑班看望同修,悄悄将5000元钱交给被绑架到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刘希宇,以作为他闯出洗脑班后的生活费用。但是被一恶警的亲戚,当时在洗脑班做饭的常人发现,并告密,洗脑班将5000元钱全部吞没。

2000年5月底,我与刘希宇等人协商,到汉口一名法轮功学员家里举行了一次有十来人参加的小型法会,由于打进来的“特务”黄某告密,于2000年6月2日被青山“610”绑架至青山看守所,第二次行政拘留15天。

2000年10月,我们青山区的几个法轮功学员在青山区一冶职工、法轮功学员徐桂娥(女)家中举行了有十几人参加的小型法会,后被参加了会议的特务黄某告密,我被一冶派出所绑架至青山看守所,第三次行政拘留15天。

二、再次在北京被绑架迫害

2000年12月至2001年1月期间,我与法轮功学员刘希宇等人去北京,这是我第二次为大法上京。在天安门广场降邪党旗的时候打横幅“法轮大法好”。被一个武警绑架到广场的汽车上。一恶警用直径约五十毫米粗的警棍狠击刘希宇和我的背部。打刘时,我听到打击声音很大,打得很重。

后来,警察把我们绑架至武汉市公安局驻京办事处,实行男、女混关。当时有两个单间,每一个房间关十五至二十位大法弟子,有男的,也有女的。男、女同住一室(约二十平米)晚上睡觉,大小便很不方便。为此,我们向恶警头头大声提出抗议,指出他们采用这种卑鄙手段,可耻。他们听到我的斥责无言以对,自知理亏,后听到一个警察小声对同伙说:“别理他。”第二天八点以后,放风时才出去到厕所方便。男、女混关这件事充份体现出中共的邪恶与卑鄙。在放风上厕所之际,有一个男功友乘机往外跑出去,在大门口被抓住,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毒打,打人者有一个是青山区的一个胖子年轻警察。

我被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余家头派出所两个警察从北京押回武汉。关在汉口额头湾武汉市第二收容所,第四次行政拘留15天。在北京被关押时,余家头派出所警察搜走我衣服荷包里的二百多元钱。但我的内衣里还有二百多元钱没有被发现。在汉口收容所,这二百多元钱换成饭票,并交了几十元伙食费。一个牢头将我的二百多元饭票全部强行要去。

15天行政拘留到期后,余家头派出所所长到收容所问我转不转化,我说不转化。他说:“一个人的气节很重要,但是还是要现实一点。”他们用手铐铐住我的双手,押解到汉阳武汉市第二看守所,实行刑事拘留,这是关死囚犯的地方。在这里,我向牢头和其他被关押的常人讲真相。有一次,牢头安排一个晚上的时间要我给所有被关在同一个号子里的人讲法轮功。从此,我的环境宽松多了,他们一些犯人改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大约二十多天后,我被放出来了。

余家头派出所有两个警察到北京绑架我回武汉,他们去北京来回的飞机票,以及在北京游山玩水的出租汽车票,都要我所在单位和我个人分担,我个人承担的一部份,大约一万多元。这也是从经济上迫害大法的一个个案。

三、第五次被绑架

2001年9月,我提着手提包到建设三路工商银行取钱,手提包内有大法真相资料。出了银行门,看见一个同修买菜后也到了这里。我告诉他有资料要给他。他说这个地方不好,到那边去。我们向他指的地方走去。我还没有把资料拿出来,一个穿着灰色制服的男人走过来,从我的手提包翻出了大法资料,他喊来几个人将我控制住,又打110报警。

警察将我绑架到红卫路派出所。原来是街道保安抓的我。另一名法轮功学员也一并被带到了红卫路派出所。一进红卫路派出所大门,正好看见该所副所长刘成万,他积极跟随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我们互相认识。一见面,刘成万幸灾乐祸的说:“金光振又进来了,这次你死定了。”我连忙大声回敬道:“别乌鸦嘴!”(意思是不承认邪恶的安排)刘成万很不满意的对同伙抱怨道:“你看看,你看看,他还说我乌鸦嘴。”

青山区“六一零”把我关进青山看守所(新址),第二次刑事拘留。而另一个准备接收资料的法轮功学员被释放回家了。

这是我这几次被关押受迫害最重的一次,吃了很多苦。第一次行政拘留期间,我单位的邪党副书记杨杰、机械学院总支书记方兴环、院长陈奎生、教研室主任龙靖宇等人和青山区公安分局王局长还专程到看守所(先关在江边的拘留所,后转到青山看守所)来“看”我,除了说些好听的话外,主要是要我转化。当着我的面,希望看守所对我的生活关照一些。

第二次进去,单位也说了希望狱警关照的话。但以后,他们烦了,不出面说话了,特别是2001年9月这一次,邪恶对我的迫害加重,把我关在最坏的牢头掌控的号子里,还企图将我劳教三年。

一进去就被“走过场”(挨打),不让我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开始几天睡的床铺只有一尺来宽,根本无法入睡。家里带来的钱都被牢头占为己有。有钱给牢头称为“有环境”。有环境时,还可以分一点榨菜吃,有时可以吃一两片肉。没有环境时,只能吃“水上漂”(水煮包菜),没有油盐。肚子饿的慌,又吃不进饭。刚进去,牢头逼我扫厕所,后改为洗碗,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

我在里面坚持背法,偷偷炼功。牢头不准我炼功。我一般是半夜起来打坐。哪知第二天早晨,牢头重重的打了我一巴掌,说我夜晚炼功。原来,牢头坏事干多了,身上到处长满疥疮,奇痒难忍,晚上睡不着,知道我在炼功。

刚进来不久,我发现对面号子里有我认识的一位功友,我们隔着走道,用手势、眼神、口形或小声交流信息。我告诉他一定要出去,我出去以后,想办法救他出去,等等。第37天,他们把我放回了家。一个警察问我,知不知道是谁放的你?我说不知道,他说是市公安局打电话要放你,说今天上午就必须放人。

四、两次被绑架进洗脑班

2000年夏天,青山区“610”绑架我进青山洗脑班,在洗脑班,我们给分管警察讲真相,没有一个转化的。后来我们集体绝食,先后走出洗脑班。青山洗脑班以后慢慢解体了。

2000年暑假,我所在的单位单独为我办洗脑班。要求我每天早上八点到招待所一个房间报到,阅读材料和写学习心得,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又来,五点半回家。常有学校领导来与我谈话,要求我转化,或劝我不出去活动。我没有转化。

2002年6月,学校党委副书记吴国民带二个人到我家,要我到湖北省汤逊湖洗脑班。我不配合,进到厕所里,将门锁上,不出来,邪党党委书记尤泽贵打来电话要我去,我也不听。后来他们说算了,就离开了。我从厕所出来时,分管“610”的党办主任思清对我说,不要出去乱跑,被外面抓去了,学校管不着。我下楼去办一件事,被守候在我家附近的保安抓住。我在地上不起来,大声喊叫,他们一时也不敢动我。这时,保安队长吴伯佳来了,手一挥,对手下人说:“抬上车。”于是六个小伙子强行将我绑架上汽车。

在洗脑班上,开始我态度坚决,决不配合,在路上发正念,余家头派出所的汽车被撞,他们一个个如临大敌,胆战心惊。后来又调来一辆警车,“前呼后拥”。车子开得很慢,到汤逊湖又迷了路,到晚上十点才到洗脑班。

我用脚顶住门框,不愿进屋,进去后,又高喊“法轮大法好”。在房间里,有两个人把我夹在中间,一个是戒毒所的一个警察,另一个是我校的一个保卫干部。不让我行动自由。

洗脑班找来一些邪悟人员,一般两三个人对我一个,开始我和他们对话。但是,由于我学法不精,还是上了他们的当,我就开始转化了,转化后说了很多错话。现在想起来真是很后悔。我自己转化后,还劝其他人也转化。但是有两个女学员不转化。其中有一位叫王浩云的,五十多岁,是华师中文系的,就是不转化,她常说非常留恋过去集体学法炼功的时光。看到我们转化了,她有一种失落、孤独感。三个月以后,当我在同修的帮助下清醒过来以后,我专程到华师去找王浩云,想向她道歉,可是得知她已经含冤离世了。王浩云的死,是中共和江泽民湖北省委迫害的结果。但与我的转化和对她的错误劝导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我觉得对不起她。我的转化给大法造成损失和不利影响,再次表示自责和惭愧。

五、报应

在转化迫害我过程中起了不好作用的人得到报应。

⑴吴国民,当时的学校中共邪党党委副书记,亲自到我家劝我进洗脑班,是绑架我的组织者。后来升任邪党党委书记,由于与校长刘光临争权夺利,为了把刘光临搞下台,组织二人以“樊服哲”的名义向中纪委写信,检举刘光临的贪污事实。刘光临被拘后反咬一口,导致吴国民被抓,抄其办公室找到检举信的底稿,及记录下属送钱物给他的帐本。查出他贪污七十万元,被判处七年徒刑。本来检举他人算有功的,但它破坏中共官官相护的“潜规则”,上面对他很不满意。关于他的恶迹在报上发表,上电视,录成新闻片,在全国教育系统作为典型传播。由于记录给他送礼人的名单、数量,搞的处、科级干部颜面尽失,对他一肚子意见,没有多少人为他说话。

⑵吴伯佳,当时任保安所长,就是他命令保安把我绑架上汽车,是绑架我的直接指挥者。他老婆原来也炼法轮功,但后来在他的反对下也不炼了。总之他对大法是有罪的。以后不久,他中风了,后拄双拐,后来虽然恢复了,但保安队长也当不成了。

⑶欧阳克诚,原来与我是一个教研室的老师,后来作了邪党支部书记。在1999年全校年终总结的邪党党员干部大会上,欧阳在会上发言,编造谎言,攻击大法,为自己脸上贴金,企图捞取政治资本。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后来,欧阳克诚得了胃癌,瘦得皮包骨,不得不提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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