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被迫害致死 杨占久遭七年冤狱(图)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六日】(明慧通讯员吉林报道)吉林榆树市法轮功学员杨占久于二零零二年八月被警察绑架,在榆树市看守所受尽各种酷刑,二零零四年三月被非法判刑七年,在四平石岭监狱被迫害残疾,于二零零九年八月末出监。现在生活上要靠哥哥、弟弟、姐姐接济,两个孩子还上学,也是大伙拿钱。

杨占久的妻子李淑花,七年前在被绑架劫持在榆树看守所十四天就被迫害致死,年仅32岁。凶手及包庇凶手的直接责任人,至今仍逍遥法外,其中包括:“六一零”主任李奉林、公安局长范宏光、国保大队长张德清、看守所值班所长宫铁、警察王军及狱警李某、孙某等。


杨占久


杨占久的妻子李淑花七年前被中共迫害致死

被迫害致残的杨占久于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又被国保大队非法抄家、绑架。因杨占久双腿多处骨折,脚脖子僵死,后跟骨也没有,腿畸形愈合,脚上两个洞还流脓,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在看守所关了七天,就被家人取保了。

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中午,榆树市国保大队以大队长范洪凯、副大队长李笑、杨树才、指导员闫崇杰、警员石海林、齐力、李春和、李再臣等一行七、八个人在杨占久家楼下守候。当杨占久岳父李福民上班开门时几名恶警突然闯入,不由分说进屋就将李福民与老伴崔占云控制起来, 不让李福民上班,并强行将杨占久戴上手铐,之后就翻箱倒柜,抢劫大量私人物品及二千多元现金(现金只返回九百多元)。随后恶警将杨占久与岳父李福民、岳母崔占云强行绑架到公安局国保大队。


下面是杨占久诉说他这些年所遭受的部份迫害:

一、上访遭关押迫害

九九年的七·二零前后,我和我妻子、孩子一家人去了吉林省政府,只是为了让政府对我们有一个正面的了解,不要迫害这些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中共不让我们说话,还大批抓我们。第二天我们几个同修决定去北京,在天津换汽车去北京的路上被非法绑架。因为我们都不说是什么地方的人,就被送到了天津市收容遣送站,关人的屋里大约有三十左右的外地常人,给我们一天两个玉米面的小窝头,两块咸菜,就睡在地上,让我们睡刀鱼(侧身立着对着两边人的脚)。一个一个往下排。而犯人“铺头”那边就非常宽松,晚上去厕所,回来就很难挤进去了。呆了三天就把我们俩转到郊区去了,强迫我们俩看诽谤法轮大法的电视节目。因那几天持续的高温就给大伙喝解暑的中药,发到我这儿我不喝,犯人头硬让我喝,我就把药倒在了地上,犯人头气坏了,叫了几个犯人把我领到了墙根处,让我开飞机(一种体罚方式),在这呆了几天,我们几个就被长春市公安局来的人接回去了,勒索我们几个人约三千多元的车费。榆树市国保大队(当时叫政保科)把我们几个关进榆树市拘留所。在拘留所强迫我们干奴工,铺砖地等等,到了十五天才把我们放了。

过了两个月左右,榆树市福安乡派出所害怕我们去北京,朝我们要身份证,以我没交身份证为借口,又把我关进了拘留所,又是强迫干活,过了拘留期了,也不放我们,又超期关押,改为监视居住,还是在拘留所里。当时拘留所里非法关押了大约一百多法轮功学员。正值秋天,让我们收菜、挖鱼池、干建筑活、翻地,还强迫我们做体操、跑步等等,在给拘留所门口小房抹灰时,说我们干得太慢,狱警孙X就用木板子打我们,大约呆了两个半月左右才把我放回家。

二、被绑架劳教

二零零零年十月份去同修家的小卖店,被榆树市培英派出所警察肖洪军碰上了,以非法集会为借口,把我和另外两个同修送到了榆树市看守所,在看守所里呆了大约一个月,就把我非法劳动教养二年。送走时,我寄存在看守所的七百多元钱也不给我,连我进看守所时穿的鞋也不给我,说没有了,只给了我一双三十八号的小鞋。他们办案警察连我的家人也不通知。

我被送到了长春市苇子沟劳教所,被分到了最脏、最累的二大队。二大队干穿弹簧垫子的活,大队长叫赵伟东,晚上收工回来,大队的犯人头叫小二(吉林省德惠市人),把我叫去,叫两个犯人按着我的两个胳膊,用拳头对着头部狠狠的击打,边打边骂一些脏话。晚上睡觉给我安排了约五十厘米宽的铺位,对着门口(冬天很冷),二大队一百多人住一个屋,上下两层通铺。早晨五点多就出工了,到车间干一阵子活,再吃饭,一人一个馒头,一碗菜汤,我去时什么都没带,也没饭盒盛汤,就只能干吃馒头。不知什么原因,所有的劳教犯都仇视我,想借个盆,他们不但不借,还把我骂了一顿。

苇子沟劳教所水很缺,我连喝的水都没有,有时渴了到外面抓雪吃。上厕所连手纸也没有,他们大队也不给解决,而且我那几天身体出现病状,还便血。穿着一双小鞋,双脚挤得很疼,就这样还要站着干十六、七个小时的活。狱警或教育科还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修炼。晚上收工回来如完不成大队分的奴工任务,中队长就拿床板子一个挨一个的打,边打边问下回能不能干完。有时把木板都打碎了。因为缺水,大多数都不怎么洗衣服,只有几个犯人头洗,虱子在铺上爬来爬去的。

大约半个月左右家里来接见我,我弟弟一看我这模样了,说一会儿话就哭了。我的泪水也止不住了。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弟弟给我存了钱,买了生活用品。有一次出于热心我捐了五十元钱给大队收拾屋子用,当我把钱送给犯人头时,他们几个把我堵在了墙角,一阵拳打脚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打我。

过了一个月左右,我被转到了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被分到了一大队一中队。检查完东西,我们新去的几个被叫到了水房,用冷水管子往我们身上浇,说是让我们洗澡。当时新年刚过,正月初六,几个犯人头在水房里喝完了酒,回到号里问我们几个还炼不炼了,从头开始问,说炼就让从床上下来,由两个犯人按着胳膊,头插在床头铁栏中,用硬木的床板子打屁股、大腿。轮到我了,犯人头陈和新问我能挺多少下,别人打十下左右,问我二十下行不,我说来吧。他们就把我的头也插在床栏里,胳膊背着,人就撅着,陈和新就抡起床板子是立着砍的,狠狠的打了一顿,他累了,又换了一个叫王庆余的犯人(长春人),他又打了一阵,我数了一下,二十下早就过去了,他们看我不说不炼,就继续打,后来又是换成用胳膊肘子打我的两个腰眼,也不知打了多少下,看我实在不行了才停手,由两个劳改犯把我架着趴到了床上。

第二天集体下楼去吃饭,因我已经不能动了,中队于狱警上来问我为什么不下楼吃饭,我用手指了一下后面,他把我后面的衣服掀开一看,吃了一惊,对陈和新说:“咋给打成这样,都黑紫色了,叫他往家里打电话,让他家人来送药”,过了几天,我就能扶床起了。四中队的犯人头许辉来我们号,看我扶床走,就说:“癫什么呀?”到我跟前拽着我的胳膊使劲的摇晃,当时剧烈的疼痛,眼前直冒金星,汗哗就下来了。当时就蹲在地上了。

有一天许辉和陈和新他们几个又把我叫过去,许辉对着我的面部就是一拳,把手拿回来时就揉他的手腕子,可能是遭报了,就不打我了。朝阳沟劳教所有地,我们中队就去种菜、铲地。后来又要盖新楼,把树砍了,就叫我们抬木头,挖楼基础,用塑料袋从坑里往出背土,一天从早晨到晚就这样干苦役活。

二零零一年八月份我家里花了八千多元钱找人,才把我从朝阳沟劳教所放了回来。

回来一个月左右,在十月一日之前,我和二十几个同修一起去北京,在天安门喊出了我们的心声:“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回来时,在北京南站派出所检查身份证,我和同修甲一起被抓了。问我们是什么地方人,我们不说,就把我们俩关进了南站派出所的一个很脏的小黑屋里,里面还有几个不明身份的常人,也没有床,只能睡在水泥地上,我俩一起绝食反迫害。到了第六天,把我架到了提审室,一屋警察,还是问我什么地方人,我就是不吱声,他们就气急败坏地用皮鞋踢我的腰部,还用鞋跟踩我的脚趾头,打了一阵,看我还是什么都不说,就让两个人把我架回号里,往地上一扔,锁上门出去了,我爬回了号里,躺在水泥地上,他们有时开门到我的身边踢两脚,看看我还有没有气了。大约十五天左右,榆树市国保大队陈星国和国保大队的几个人来把我俩接回了榆树。

有一次同修病业严重,去她家给她发正念,被榆树国保大队堵在屋里,我和同修被抓了,在公安局国保大队呆了不到一天,同修的家人去了,把我俩要了回来。

三、再次遭绑架、酷刑

二零零二年八月份,在同修家楼下被抓,我不配合他们,就强行把我塞到了车里,被送到了榆树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在走廊里,他们给我戴手铐、脚镣,我不配合他们,国保大队的几个人就对我踢打,把我的右眼眉角上踢了一个口子,血不停地往下流(至今伤疤还在)。我在走廊里喊:“法轮大法好!”在被送往看守所的路上我和同修在警车里喊“法轮大法好!”路上很多人都朝这边看,到了看守所的院里,我还喊“法轮大法好”,被看守所恶警所长郭振桐一脚把我踢倒在地上。

我被带到了看守所的提审室,锁在一铁椅子上。先是刑警队一个姓董的提审我,我不配合他,他就用脚踢我的头部,也不知踢了多少下,脸、头肿的很大,我还是不说什么。

等到了晚上,看守所的人都下班了,国保大队的人把别的法轮功学员都问完了,他们就集中到一起,于晚上十点多,有国保新上任的队长张德清、石海林、齐力等,国保的人差不多都在场,就把我手背铐着,在手铐中间的铁环上用绳子系好,然后把我扶到椅子上,把系手铐的绳子从门框上边穿过去系好。然后把椅子从脚下拿走,就这样背铐着人就悬在了空中。这叫上大挂。他们还不解恨,用脚踢我的腿,让我悠荡着,手铐就往肉里勒,不一会儿就要昏过去了。

那天晚上,看守所张林值班,他们把我放下来之后,让我洗去脸上的血迹,就把我送进号里去了,第二天我象虚脱了一样,看守所的徐大夫就给我扎银针,扎人中、手指尖、合谷等穴位,我两只手都肿了,第二次提审,把我铐在窗栏杆上,有时用电棍电,二审我没签字。

有一天,国保大队石海林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也是国保的来提审我,说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问与我有无关系。我不配合他们,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就用扫地的笤帚抽打我脖子,一把笤帚都快打没了,看我什么也不说,就把我送回号里了。

在看守所里翻号,在我那翻出了经文,看守所的宫铁所长就把我叫去,用塑料管子抽打我,还给我的手脚带上了铁镣子,我就绝食反迫害。到了第八天,才把我的手脚放开。二零零三年十月份我的妻子在榆树市看守所被迫害致死,我和两个同修一起绝食反迫害,在绝食期间,看守所给我们灌浓盐水,打吊瓶,打我,让我吃饭。这次绝食十九天,非法开庭时,在去法院的车上,押我们的法院警察问谁媳妇死了,我说我媳妇,他说怎么死了,我说被迫害死的。他说不是饿死的吗?我说是迫害死的。他就非常生气,叫别人拿来电棍,在车上对着我的颈部电击。我被电得把背着扣的手铐铁环都挣断了。

四、被非法判刑七年、在监狱遭迫害

我被非法判刑七年。我也上诉了,也请了律师,律师也不敢为我辩护,只是说我态度好等等,让法院轻判我,并不敢为我做无罪辩护。在抓我时我的包里有九百多元钱和两个手机,还有电话卡,我家人找他们要时,说没看见,互相推托。在我送监狱之前,我让他们办案人给我的生活费结帐,大约还存有三百元左右吧,他们没给结,说让我家人去算,后来家人去也没给结算。

二零零四年五月我和同修乙被送到了四平石岭监狱,在入监队关了二十多天,于六月份我被关到了五大队,五大队烧锅炉的活,还有倒铸铁件。在我入狱之前,从吉林二监刚转过来二十左右法轮功学员,由犯人包夹看着,不让我们之间说话,也不让我们在生活上互相帮助,采用的隔离方式。有一天,在我那翻出了经文,就把我关进了监狱的小号(指小屋,吃的窝头很脏,一般都是关违纪犯人的地方),因为我没有错,我就绝食抗议对我的这种非法迫害,关了三天把我放出小号。

大约十月份左右,一天晚上我正睡觉,值班的犯人把我叫醒,我问他干什么,他说李南宁干事让他叫我的,目的是不让我睡觉,而且别的犯人值班也一样叫我,第二天,我所在的互包组组长马春山对我说上边来令了,要对你们强制转化,昨天晚上对面的七大队电你们电了一宿。有一天晚上收工回来,吃完晚饭,坐在床上学习,大队长于长利和改造干事李南宁上来检查,李南宁来到我们小队,看到我困的样子,问我怎么了,我说困,他对我说,给你机会你不要。并告诉这号所有值班的犯人,谁值班谁叫我,不让睡觉,安排完了就走了。几个值班的犯人过后对我说,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不这样做,李南宁就处理他们。从我们的言行,他们也看到了我们是好人。白天出工去劳动现场,中午我很困,就和看着我的犯人马晨光(吉林省四平人),说:“让我睡一会儿吧!”,他说:“你可别睡,你睡李南宁干事就扣我分了。”还有一次,我在厕所里给同一监区的二小队的同修经文,被包夹人员发现了,就由几个犯人按着胳膊,由犯人头田大力(吉林省辽源人),对我的头部、身上拳打脚踢的。我都倒床上了还打,脸都肿起来了。出工时两个犯人看着我,到了干活现场,我找到了小队管教,把我被打的事说了出来,一个姓梁的管教说我该打,谁让你给别人东西呢!在二小队的同修也挨了他所在小队犯人的打。还有一小队的同修也挨了他所在小队的犯人的打。找到大队管事的也不管,其实这都是在他们管教的暗中指使下犯人才敢这样干的。目的就是要转化迫害我们。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这天,我们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实在看不过去了,为了反迫害,(当然是一种极端的做法)我爬上了锅炉房四楼顶,在楼顶上我和狱政科的科长李国军谈话,讲了我在这一段时间里所遭受的非法迫害。他又把监狱长高平找来,我也向他说了一遍,他说:“你怎么不向我反映”,我说:“今天我不站在楼顶上我能见到你吗,好几个犯人看着我,根本不让我和任何人接触。”他们让我下来,我没听他们的就从14.9米高的四楼顶跳了下来,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在医院昏迷了好几天才醒过来,全身不能动,小腿部多处骨折,脚部根骨粉碎性骨折,下颌骨骨折,牙用钢丝穿上,头部骨裂一道缝,还有内脏无故失血,血补完就没,在四平中心医院住了一个来月,因腿部打石膏,里面化脓,高烧,就把我转到长春中日医院骨科,在中日医院住了三个月左右,在伤口没完全愈合、不符合出院的条件下,在我家属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以转院为名,转到了四平中心医院,在中心医院住了一周就被转回监狱医院了。

在监狱医院住院期间,一个监狱改造委员会的警察让我写“五书”,他得的钱和我平分,我说那你能给我多少钱呢?他说给我在超市购物卡上存了五千,存完钱你再写,可见他们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最少是一万元钱,要不他们怎么这样如此的不择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

有一年的四月份,监狱大批保外假释,我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我就写了申请,老残监区干警对我说:“你不写五书,不认罪,不给保外或假释”。

后来我被转到了所谓的“教育监区”,集中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监区,因脚部总化脓,我就写申请要到外面医院看看,在申请的签名处我写:“法轮功学员“,就因为这个把我叫到管教室(犯人背我去的),小队管教郝玉林,监区长尹首东,问我申请为什么不写犯人或服刑人员,我说我不是犯人,我没有罪。桌子上放着几把电棍,郝玉林就看了一眼包夹我的犯人胡威,这些训练有素的打手就知怎么回事,胡威对着我的后脖就是两下。在教育监区约七、八十法轮功学员,他们警察利用犯人打,他们自己用电棍电、关小号、上医院死人床,学习班邪悟的帮教、隔离不让和任何人说话等等这一套手段下来,没有几个能走过来的。邪恶至极,教育监区区长尹首东为首、教导员周继佳、改造干事李波,分队管教的有:郝玉林、武铁、杨铁军、李海峰等。

我于二零零九年八月末出监,用手推车把我推出来的。法院非法判了我七年,我在里面呆了七年,一天也不给减,原因是我没转化。

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我又被非法抄家,电脑、打印机、以及孩子玩的电脑,还有二千多元现金,全部被抄走,现金只返回九百多元,剩下的说不知道了,因我现在目前状况,双腿多处骨折,脚脖子僵死了,后跟骨也没有,腿畸形愈合,脚上两个洞还流脓,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在看守所呆了七天,被家人取保。

现在我生活上要靠哥哥、弟弟、姐姐接济,两个孩子还上学,也是大伙拿钱。我的妻子被迫害去世快七年了,我又被迫害残疾,两个孩子年幼就失去了母亲。

这就是中国大陆邪党对这个善良的群体、一个普通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这里我真诚的希望,世界上正义、善良的人们伸出援手,关注在中国大陆仍在邪恶黑窝里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早日停止迫害,还法轮功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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