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探微（2）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六月三日】（接前文）

谢赫在所著的《古画品录》中提出了著名的“六法论”，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是中国画学上较早较系统的绘画要旨，它将顾恺之所强调的画家精神贯穿到整个绘画创作过程当中。作为绘画创作与批评鉴赏的准则，“六法”论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

这个时期，佛教盛行。佛教中的绘画艺术也很突出，敦煌的莫高窟，是世界上宏伟的艺术宝库。留存了不少壁画。当时画家中也有不少修炼人，如得道画家张僧繇画龙点睛的故事经久流传。传说张僧繇在寺院的壁上画了几条龙，栩栩如生，但都没有点眼睛。观看的人们纷纷要画家给龙画上眼睛。张僧繇说：给龙画上眼睛，龙会飞走。众人不信，请求他画上龙睛，张僧繇给其中两条龙点上眼睛，顿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点了眼睛的龙破墙而出，腾云而去。

隋代，在绘画史上，成为魏晋南北朝过渡到唐代的一座桥梁，其绘画艺术，主要为皇家贵族宫廷审美以及敬神所用。绘画体裁有寺壁画、卷轴画，描绘的对象既有山水景物，也有人物故事，画风上多趋于富丽。流传下来的作品中，以展子虔的《游春图》最负盛名，它是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中有迹可考的最早的一件作品，从中可知，山水画的发展此时已结束了“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稚拙阶段，从而进入了“青绿重彩、工细巧整”的新时期。

唐代，是五千年中华神传文明中的最辉煌时期。伴随着文学、诗歌、音乐、舞蹈、雕塑、书法等各种艺术的发展高潮，绘画也进入到一个繁荣昌盛的阶段。此时的绘画已有了人物、山水、花鸟、鬼神、鞍马、屋宇等分科，而且风格多样，有吴道子的疏体、李思训的密体、王维的疏密相间体。整体画风雄伟壮健。较为突出的画家有阎立本、李思训、吴道子、王维、曹霸、韩干、张萱、周昉、边鸾等等，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流传下来的作品，如《历代帝王图》、《步辇图》、《江帆楼阁图》、《送子天王图》、《雪溪图》、《五牛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等，均成为千古佳作。不但对后世，而且对东方各国，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朝的绘画在历史上之所以光辉灿烂，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当时的画家能够面向现实。他们的取材，不但触及当时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而且注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活动。虽然描绘的对象，只限于皇公大族，富贵人家，但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都能刻画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对于自然山水的描写，产生的青绿、水墨二种不同风格，体现出画家艺术思路的广阔和表现手法的丰富。

唐代的绘画，与同时代的文学艺术（诗歌、音乐、书法、舞蹈）交流甚密，如吴道子观裴将军舞剑后，作画“有若神助”，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草书甚是长进，诗人李白、杜甫、顾况、白居易写了不少论画诗，而画家王维则“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种密切的相互影响与交流，是唐代绘画之所以出现高峰的又一重要原因。

五代、两宋的绘画，绚丽多彩。它继承了唐代丰富的传统，竭力创造，出现了大步迈进的气象。尤其是两宋绘画的蓬勃发展，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

五代的绘画，在唐代至北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当时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都作为独立的画科而逐渐壮大。花鸟画中产生了以黄荃为代表的设色浓艳和以徐熙为代表的水墨淡彩两大风格，世称“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人物画中，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堪称典范，作品中，对人物的刻画已不是一般泛泛的描绘，而是着重内心世界的表现，从而加深了思想深度的表达。山水画中，荆浩、关仝强调师法造化、“搜妙创真”，通过“远取其势，近取其质”的表现方法，开创了大气磅礴的“全景山水”。其成就，对后世山水画的发展均产生较大的影响。

两宋，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为宫廷服务的院体画和文人大夫借以抒情遣兴的文人画都有很大发展。在题材方面，盛行山水画和花鸟画。院体画讲究法度、强调形似，文人画则重传神、抒情和写趣。由于画院画家来自四方，并重写生，保持了留心现实事物的变化作为绘画表现根据的良好风气，所以一直是推动两宋绘画发展的主流。绘画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很多水平很高的典范作品，如《朝元仙杖图》、《钱塘观潮图》、《水墨枇杷小鸟》、《五马图》、《维摩诘图》、《清明上河图》、《泼墨仙人》、《潇湘图》、《秋山问道图》、《夏山图》、《踏歌图》、《长江万里图》、《江山秋色图》、《果熟来禽图》、《荷花》、《寒禽图》等等。著名画家有郭熙、李成、范宽、董源、巨然、易元吉、张择端、武宗元、文同、苏轼、李公麟、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粱楷、赵伯驹等。

绘画艺术的繁荣，带来了绘画美学探讨升温，此时期的重要论述著作达20余篇，由于当时绘画的主要题材是山水花鸟之类，因此，论山水花鸟画就成了绘画美学探讨的主要内容。如《圣朝名画评》、《图画见闻志》、《林泉高致》、《山水纯全集》、《画梅法》、《梦溪笔谈》等等。这些论著对关于写形传神问题、关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方法问题、关于画家在绘画创作中的所起的作用问题、关于表现技巧问题、关于对待古人遗产问题以及关于绘画艺术的社会作用问题都提出了许多具体而深刻的见解，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到了元、明、清时期，随着人类道德的下滑，绘画艺术的总趋势是走下坡路，但这段时期也有两个对画坛较有影响的时期，即文人画的兴起和八大、石涛的画坛影响。

文人画兴起于元代，当时，蒙古族入侵中原，一些拒不仕元的画家借绘画来写愁寄恨、明志遣兴，因此，重抒情，轻写实，重笔墨情趣，轻刻意求似，重潇洒简逸，轻繁缛工整的画风盛极一时。便于抒情写趣而无须强调形似的山水画，宜于发挥笔墨并适合抒发坚贞高逸之志的梅兰竹菊成为当时广为采用的题材。绘画文学化了，因此，绘画上的题跋用印也开始被看作画面美的组成部份而受到重视。由于文人对绘画的广泛参与，因而主张书画相通，主张书法入画，主张画贵有书卷气，蔚然成风。元代的山水画家多隐居山林、参禅修道，蕴含着“出世”的感悟精神。这时的作品，尽管有真山真水的依据，但是，不论春夏秋冬、崇山峻岭或浅汀平坡，总是给人以冷落、清淡或荒寒的感觉。在笔墨艺术效果的表现中，充份体现了文人画家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对大自然的更深层的认识以及对艺术的敏感。文人画的兴起，突破了宋代院体画主统画坛的局面，促使了我国绘画史上画风的大转变。其中主要代表画家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

八大山人、石涛，均为清代画家，由于出身于明朝王室后裔，家世悲惨，内心充满复杂的矛盾和隐痛，最后出家为僧。在他们的绘画作品中，倾其种种思绪，造型奇特、笔法恣纵、不落陈规、追求新异。但感觉此时画风已开始了变异。

中国画是神传给人的，纯正的中国画令人叹服，其美的形象、画面，美的笔触、墨痕、色调，美的思绪、哲理、诗意，构成了它独有的俊逸神韵，歌颂神；鞭挞罪恶，歌颂美好、光明的内涵对道德和社会的维护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我们从中国画中能看到流光溢彩、造化无穷的大千世界，能领略到神的慈悲与人间善恶是非，得到智慧的启迪与心灵的净化。

中国画的个性精神是强烈而突出的，古往今来，每一个杰出的中国画家，每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从来都不是囿于某一具体的表现描绘，而是在努力探求人与神的深层联系和对生命真谛的感悟，并通过比兴、寓意、象征等手法来表达某种思绪、心态。即“借景抒情”、“状物言志”。因此中国画这一艺术瑰宝的光辉不仅仅来自于它的艺术技巧和形式美法则，更来自于艺术家深厚的生活体验和修养境界。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过：“美术对于人类来讲是很重要的，它和人类其它文化一样，是能够在人类社会起到一种对人的观念上的导向作用，影响着人类的审美观念。对什么是美、什么是人类应有的正确的美的感受，这是和人类的道德基准息息相关的。如果人把不美的东西当作是美，那人类的道德已经完了”“中国画讲意嘛，画它的意境、内涵，所以多数都画山水，毕竟中国人是半神文化，意识中不愿意表现太多的人，也是前面我讲的原因的，所以多数画山水。但是也有画人的，不过一般不用模特，完全是构思出来的，这样倒也干净。当然了，也不是完全不画真人，历史上有些英雄人物、人们纪念的人物画家也会去画，到了近代就比较丰富了。其实发现的最早期的中国画还是画神的，而且在寺院中从古到今也一直都有表现佛、道、神的画。”（《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