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永才，是吉林省舒兰市上营镇村小学一名教师。九九年五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中共邪党的迫害也伴了我十二年，现把迫害我的过程及参与者曝光出来。
九九年五月中旬我到上营火车站炼功点炼功，没几天派出所警察于文志便开始到炼功点记名登记，为日后的迫害作准备，七月二十二日傍晚，我被带到派出所，中心校长郭庆祥（已退休）、镇书记陈志满、派出所所长杨凤祥等人，要我放弃信仰，无条件的接受邪党造谣媒体的邪说，并写出思想认识与法轮功决裂，我在邪恶压力下写了所谓的“决裂书”。
零零年年底，我趁寒假到天安门证实法，先被关押在怀柔看守所，遭到那里的恶警毒打，零一年一月上旬，中心校派老师褚庆生与警察孙伟到北京接我，在这之前，褚庆生和魏绪亮（现任中心校副校长）曾到天安门广场找我，回到舒兰我被关押在看守所。这两次所有的费用都算在了我身上，教育局罚我两千元无任何手续，教育局罚郭庆祥五百元，褚庆生和魏绪亮各买一双皮鞋全算在了我身上，这次共扣我工资一万来元。
零一年四月上旬被送到吉林欢喜岭劳教所，下旬开始迫害，二大队孙队长、副队长徐学权、王绪友等五人，把我绑在床上，用六把电棍电击，逼我放弃信仰。三个小时将我脸、前胸皮肤打烂，最后我写了三书。
零一年九月中旬欢喜岭劳教所超期关押我两天后，由单位褚庆生和任得胜将我接回单位。郭庆祥安排我到最远的村小，此后每逢邪党开会，国殇日郭庆祥派人或派出所、六一零经常骚扰我。
零六年五月十一日舒兰国保大队李卓伙同派出所所长金明熙十多人，到我住处搜查，在没搜到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将我带到国保大队进行迫害，绑在铁椅子上灌芥末油，逼我承认上营出现的《九评》是我做的，十二日把我关进看守所，之后以“妨碍法律实施罪”起诉我，证据不足，关九台劳教所迫害一年半。
零六年十二月份在劳教所的第一天严管大队教导员李云波便唆使刑事犯徐殿刚狠毒的毒打我，之后大队长赵云富、干事赵凤山、张微都采用不同手段折磨我，早五点到晚十一点坐板吃饭都在床上，犹大梁艳君时常给我洗脑，零七年十一月我回单位，中心校长徐彦海将各种费用，包括请国保大队警察吃饭、送礼、雇车去劳教所接我的费用、耽误课天数共计一万多元，最后又扣五千元，说以后出事再用，将我分到最远的村小学校，派出所、六一零多次骚扰，妻子受不了惊吓，与我离了婚。
零九年七月上旬派出所两名警察伙同徐彦海绑架我到平安中学洗脑班。舒兰政法委书记、吉林六一零一名干事、舒兰六一零班子、还有犹大李克举、梁艳君及吉林两名犹大不停的洗脑，后来我被迫写了“五书”（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事后派出所、镇综治办又到学校骚扰几次。
（明慧网通讯员吉林省报道）王新民，女，54岁，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王新民和五位同修一起进京上访，证实大法的美好，为大法讨回公道。在走到山海关车站时被铁路警察劫持到山海关站前派出所。王新民在上车时就被非法搜身，到派出所又被非法搜身两次。在山海关站前派出所被非法审讯。第二天，恶警把从她们身上搜到的现金（大约一千多元）买了回吉林的火车票，在乘警的监控下回到吉林市左家车站。
回到当地，又被当地派出所的范维佳叫去，并威胁王新民不许乱走，强迫她上哪要去汇报。同时威胁王新民的丈夫，每到邪党有事（所谓敏感日），派出所都要找王的丈夫，使王家人在精神和生活上受到很大干扰。
李影，女，71岁，原吉林市建筑公司职工。九九年和当地一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讨回清白。在北京信访办门前被北京恶警非法劫持到吉林省驻京办，李影的身份证被抢走，她和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劫持到吉林市拘留，非法关押十五天。回家时被拘留所勒索一千元现金，没有正式合法手续和发票，只给李影的家人打了一张白纸收条。当地街道居委会、政府和一名姓孙的男警察共七人多次到李家骚扰。
吴桂茹，女，66岁，原吉林省昌邑区制药厂退休职工。2000年末去北京上访，被劫持到吉林省驻京办，非法关押在一个空房间，被一名恶警搜身，吴桂茹老人的三百元钱被搜走，第二天，吴和儿子、儿媳三人被恶警用手铐铐在一起，强行坐火车回吉林。吉林省特产研究所的田欣和保卫科的范维佳用车把吴桂茹老人拉到保卫科办公室。范维佳问吴还炼不炼了，吴老人拒不配合他们，他们看拿吴没有办法才把吴桂茹老人放回家。吴的丈夫被吉林市驻京办的人员勒索了五百元现金。
2001年1月，当地派出所的乌可曾打电话，将吴桂茹骗到派出所，第二天被劫持到昌邑区洗脑班强行洗脑，恶警都兴泽强迫他们看诽谤大法的录像并谩骂法轮功学员，非法洗脑关押十七天后，吴被勒索了一千元现金才放回，以后的几年中，当地恶警牛爱民等人两次上门骚扰逼签字、按手印等，十多年里，吴被恶警勒索现金共计一千八百元，家人也受到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1999年7月22日晨六时许，我单位保卫人员王林元打电话要我到花园警察科办公室有事调查，我说小外孙没起床，老伴下楼散步没回来，有事早饭后再说吧！王说，来一下，很快就完。我信以为真，也没多想，还骑自行车去花园。我刚到，王对两个警察说，这就是何家清。警察不容我说话，要我立即去跳伞塔派出所，教导员有事找我。不到七点进派出所由另一警察监管不准乱走。
后辅导员和另一同修来了。等到九点左右教导员才出面，说找你们来开座谈会，谈为何炼法轮功？各抒己见，我坦诚告诉他们，我丈夫脑溢血偏瘫，听人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为帮助丈夫恢复肢体功能，我97年9月开始学炼法轮功，以后教他。在不到两年的学法炼功中，我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急躁的性格也变了，还没炼功的丈夫生活基本能自理了，多病的外孙学前班，经我不到一年的照管，身体也健壮起来，不再吃药，打针、输液了。正如师父说一人炼功全家受益。家庭和睦。子女放心，工作舒心。教导员又说，那么多种气功，为什么一定要炼法轮功呢？我立刻说，我学过太极拳，中功等，连感冒都没治好过。并介绍了我几次病业不药而愈的情况。实践证明法轮功按“真、善、忍”修心做好人就是能祛病，都按真、善、忍做人，对人类道德回升有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就这样各说各的，时间过得很快，见派出所人员吃午饭了，我们还没吃早饭，提出回家做饭，却不准我们走，说下午三点要看新闻等。我心想没犯法，还强制不让回家。便立即打电话告诉子女说明情况。下午在警察的监视下反复看了三次新闻联播。这突如其来的造谣、诬陷，我们心情很沉重，又逼迫我们座谈感想心得，强调并要我们写保证不炼法轮功，我自语道，不准在外面炼，在家炼嘛。回家已是晚上六点半了，生平第一次被派出所无故非法拘留近十二小时。
此后江氏流氓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开足国家宣传机器，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毒害世人，对炼功人造册登记，搜缴大法书籍资料，对一些修炼者判刑打压，对我则电话骚扰，进学习班，节假日，敏感日限制行动自由等。我心灵深处对其十分不解：世人炼功身体健康了，不仅节省医疗费，也不拖累子女，更可精力充沛的上班为国家做贡献。按“真、善、忍”做好人，做好人中的好人，会使社会更文明，更稳定，难道世上还怕好人多吗？2000年6月底带着不解赴京上访。却遭到四个家庭被抄（我和三个子女的家），抄走了我全部大法书籍与言像资料，刑拘一个月（实为三十二天），扣发退休金半年（每月180元生活费），望江派出所收取我返蓉车费1600元（俩人坐一个下铺位仅400多元）。七月二日上午跳伞塔派出所到望江派出所接我时，新任的户笈警察陈明英像泼妇骂街一样，对我乱骂一通，大有要枪毙我之势。七月二日下午送莲花村看守所。
2003年10月8日，我和另一同修到三圣乡高店子贴“审江大联盟”粘贴和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在高店子派出所没报姓名、住址，我后被一退休警察诱骗说出了姓名，被跳伞塔派出所接回。我和老伴住儿子家，当晚抄了儿子的家。后由跳伞塔派出所送武侯区法治制教育中心关押。由一名“帮教”监管，我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派来监管我的“帮教”还要强迫我每月支付1050元的费用（600元工资，300元生活费150元管理费）。法制教育有名无实，实际上是要给法轮功学员洗脑，放弃真、善、忍的信仰。那段时间成天被犹大（法轮功邪悟者）歪曲师父的经文断章取义来围攻转化，有时一天竟被六个犹大围攻。回家后儿子、儿媳一反常态不跟我讲话，不要我做三件事，不准同修到家里来。后来，直言“与你合不来，老爸我们管，不要我与他们住在一起”。在难以挽回的情况下，从零四年八月中旬开始我独自一人生活。
2009年3月31日下午3点左右，我在航空花园四栋发放神韵光盘，被一保安挡截至保安室。我就对他们讲真相，介绍神韵光盘内容是纯真、纯善、纯美的传统文化，属世界顶级演出。保安队长说：那么好，你应该让我们先看一下，真的好，你就在小区门外发，住户愿意要的自己拿。你私自到单元发放，住户反映到公司要扣每个保安50元工资的。骗我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就走。因没带身份证就将老年乘车证给他看了。另一保安这时也打通了成都火车南站派出所的电话。我马上就被南站派出所劫持，立刻通知跳伞塔派出所、办事处与单位。因没有告诉我的住址，他们就开车到好几个小区让保安辨认我，无果。返回南站派出所询问、按手印、照相，还要抽血样保存，我坚决反对拒绝，并揭露他们是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准备的，这样才没有抽我血。我女儿送来了被子、衣服、洗漱用品和晚饭。他们开会密谋直折腾到深夜十二点，由南站派出所的宿所长、警察李宏、谭明在倾盆大雨中将我劫持到金花洗脑班。
经过改造的金花洗脑班里，木门、铁门、防护栏加钢化玻璃窗全是封死的，不透气。里面没有“帮教”，除送饭、送水能见到人外，成天被锁在房间里，说什么面壁思过。到四月初的一天，武侯国保大队的王鹏飞与另外两人来询问我。王原是跳伞塔派出所所长，但我已不认识他了，他与我寒暄了几句，由一李姓出面询问。后来说我态度不好，训斥、罚站。我女儿来看我时，按我的要求买来的宪法、刑法书，刘又拿来另外两本书叫我看。最后刘晓康发给了纸笔，要我按他们的提纲写材料。我看了这些书并做了摘录，但没有按他们的要求写指定的材料，刘晓康就搜走了所有的书和笔记。
四月八日火车南站派出所李宏等三人要我上车，去何处不知，等快到住地时说，送你回家拿衣服，实际上是抄家。在大门处跳伞塔综治办方舒林等三人已等候在那里了。下车后他们几个拖着我上楼，我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炼法轮功无罪！”进了房间，他们叫我坐在客厅沙发上，拿出搜查证给我看，由一个人监视着我，不准我动。除拍照者，其余的人都翻箱倒柜找“证据”。我看见他们把书架上的大法书拿出来往地上甩，我跑过去不准他们拿，抱着大法书坐在地上哭。方舒林却说：喊你师父救你嘛，哭啥子！我们拿去给你保管起来，不要你的。还说什么共产党给你的钱多了，做这些事情……。他们翻遍了三间屋，最后连我零八年地震时买的一箱固体酒精都劫走了。究竟他们抄走了些什么我不清楚。两三个星期后他们要我在抄家清单上签字，我拒签。
五月初我大女儿来看我，我说抄家这么久了，你们应该把钥匙收回，把房间清理一下，刘晓康立刻打电话询问钥匙，后来知道那时他们在没有任何亲属在场的情况下，第二次抄了我的家。在这其间刘晓康和武侯李姓者常来向我询问有关问题，直到六月初武侯检察院一个女的来找我询问时，说你这事已移交检察院立案起诉了。6月20日上午火车南站派出所李宏、谭明来金花洗脑班，要我在刑拘证上签字，罪名是“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我便质问他们我组织利用了哪个邪教？破坏了哪条法律的实施？没任何人回答，我拒绝签字。就这样还是把我绑架到郫县看守所，因身体不合格看守所拒收，又把我劫持回到金花洗脑班。6月26日由我小女儿签字取保候审回家。
11月10日武侯检察院下达起诉书，说11月24日开庭。我们信仰“真善忍”做好人中的好人，有什么罪？发真相资料、制作真相资料是救度被谎言蒙骗毒害的世人，有什么罪？但在不讲法制的邪党操控下，有理说不清，为不让其检察官、法官及相关人员对大法犯罪，我于2009年11月中旬离家出走。因此我的三个子女尤其小女儿经常受到公、检、法部门骚扰，无法正常工作、生活，甚至到她所在单位逼其停止工作找我。无奈，他们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这时方知我丈夫已病逝。同甘共苦五十年，死别之时未见面，谁不痛心啊！为追求“真善忍”宇宙真理，共产邪党逼的我有家不能回，家破人亡，与子女也无法相见，并在2010年3月开始停发我的退休金。良知尚存的中国人啊，你们说这是什么世道？！
参与迫害的单位及责任人：
成都跳伞塔派出所、跳伞塔街道办事处综治办、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保卫处（邮编610041）、火车南站派出所、武侯区法制教育中心（金花洗脑班）、武侯区检察院、三圣乡高店子派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