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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各地前期迫害案例汇编（2011年7月19日发表）
湖北省安陆市法轮功学员蔡青华的遭遇
（明慧网通讯员湖北报道）法轮功学员蔡青华，原在安陆市国税局第二分局上班，因为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被安陆“六一零”伙同国税局不法之徒开除工作。蔡青华要求恢复工作，但是国税局人员一直不予办理。
一、修炼法轮功 放弃离婚念头
蔡青华和丈夫在儿子刚满月时，随夫回家。生活环境的差落，家庭矛盾，使她再也不想和丈夫一起生活。当她要和丈夫大闹一场离婚时，想起了《转法轮》中讲的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把两种结果对比了一下，就放弃了离婚的念头。
二、国税局滥用职权 非法开除工作
2001年6月，蔡青华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时，告诉领导陈顺清（安陆市国税局第二分局），可是迎来的是一场迫害。
陈顺清知道蔡青华信仰法轮功后，打电话给其父母；她到亲戚家玩，他又打电话去，搅得父母、亲戚都很烦，又害怕，最后举报到安陆市国税局。
市国税局让她父亲（国税局退休职工）“转化”她，蔡青华被父亲哄骗到位于国税局宿舍楼的父亲的家，父亲不让出去。她告诉父亲，自己胆小，害怕社会，是真、善、忍给了她勇气。
人教科每天两个电话催逼蔡青华的父母，要她写“保证书”，她不写。他们就用工作为要挟，迫使父母、丈夫恐吓、打骂她：母亲用绳子把她手脚捆绑起来，要打死她，被丈夫拉开；大热天，父亲不让休息；丈夫把孩子抱走不让见，三次掐她脖子，最后一次把她舌头都掐出来了，呼吸不过来了。她喝醒丈夫，干什么？丈夫才松手。父亲大哭，并要向她下跪，求女儿放弃。就这样被打骂了5天，蔡青华精神几乎崩溃，极度疲劳，连走路都在打瞌睡，眼皮根本睁不开，脑子昏沉沉的象在蒸笼里，全身发软无力，许多事，她已记不起来了，居然还有人说她学法轮功成神经了。
2001年7月25日，人教科长熊艺安和陈顺清到蔡青华家，口头通知工作开除了，没有告诉她有任何权利。熊艺安说完开除工作后，把蔡青华丈夫拉到卧室：“不要和她离婚，看着她。要是被公安抓住了家里罚5000元，单位罚10000。”过了半年，安陆市国税局要蔡青华把她的户口转到她丈夫单位，她丈夫单位不接受，没转成。
蔡青华回家后，丈夫不是打，就是骂，每天出去，家人跟踪。法轮功让一个即将破裂的家庭得以愈合，又要破裂了。
三、隐藏档案 不予恢复工作
2002年4月15日，蔡青华写了一份恢复工作申请书，递交给人教科。局长潘辉（孝感人，是他开除蔡青华工作的）不同意，蔡青华又写了几份申诉材料，潘辉说国税局的政治荣誉全都押在蔡青华身上，不同意。当时正值潘辉走，廖光明任职之时，他们都看了，不同意。
蔡青华告诉熊艺安法轮功是一种信仰，是一种思想，法律不能管人的思想，只管人的行为，他说蔡青华嘴巴硬。她向人事局长曹正耀要相关法律条款看时，曹正耀说有一份从610办手抄的，怎能让她看？国税局说不出蔡青华违了什么法，就说是炼法轮功。曹正耀和熊艺安申报评省级文明单位，其中有一条“是否有法轮功学员”。
蔡青华要看档案，人教科去拿时没人（熊艺安说开除工作有一份会议记录），曹正耀说没有。她在上班时，填了两次表，以后备案用。人教科换档案（向孝感地区送）时，她看到同事的档案，要看自己的档案，他们不准。在这之前，熊艺安威胁蔡青华不准越级上访，否则报警让公安抓起来。
从2002年4月15日到2007年底，蔡青华一直要求国税局恢复工作。一次，他和人事局长王羲初（曹正耀已退休）谈话时，廖光明竟打来电话阻止他答应蔡青华。当蔡青华找到廖光明问他怎么这样做，他矢口否认，问他为什么一直阻拦她恢复工作，廖光明竟破口大骂。
王羲初把蔡青华叫道他办公室，说明天答复。第二天她去，一个人也不在，都走了，他们一直在骗蔡青华，一直在推诿、搪塞这件事。
开除蔡青华工作的人员有：安陆市国税局党小组：潘辉、曹正耀、周继国、胡承亮、周远雄(已死）
湖北省通山县杨道海遭受的迫害
我是湖北省通山县的杨道海，原是湖北赤壁市夏日啤酒有限公司技术员、车间副主任；于一九九八年十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功。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赤壁市公安局政保科蔡金平几次来厂找我，要我放弃修炼。九九年“十一”期间，我从单位被抓到市拘留所非法关押十五天，当时被抓的本市法轮功学员共有几十人，我出来时要交所谓的生活费三百多元。
九九年十月我去北京上访，到了国务院信访办向政府反映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后来被公安蔡金平和公司保卫科长闵乾坤等三人押回，当日非法关押在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刑事犯人（牢头）颜学理多次残酷折磨我，打我，罚我站，他还把同事送给我的钱拿去。冬天强迫我洗冰水，唆使犯人用冰水慢慢淋我，管教看见了也不管啊。期间蔡金平几次非法提审我，威吓、强迫我放弃修炼背叛师父。
二零零零年四月，蔡金平要我写不修炼的保证并要我家人交二千五百元后才放我出来。回到公司后，我被监视居住几个月，后来公司准备取消对我的监视居住。可是，鲫鱼桥派出所的邓清河说什么“十一”到了，还要监视居住。我当时很愤怒，就找个机会从单位走了出来，在浙江打工。出来不久公司保卫科长闵乾坤在电话中说，你快回来，有话好好说。于是，父亲陪同我一起来到公司。
在公司门口，蔡金平对我说，“你还是准备上班，我去跟你厂长说一下”（当时的厂长叫应柱林）。约半小时后，蔡金平出来了，说公司不要我了，并威胁要我把户籍迁回通山。当时户籍迁移的事由鲫鱼桥派出所的邓清河、公司保卫科长闵乾坤办理。这样我的户籍被迫迁回通山。赤壁市当时主管政保科的副局长叫闵亚刚（音），他说：你回去，给你三千元，先给两千，另一千户口迁好了再给。这样，我被公司除名，我的房子也被公司收回。
二零零八年，中共以奥运为幌子加紧迫害法轮功。七月中旬，我在武昌发真相资料，被恶人诬告。武昌站前派出所三四个警察绑架了我，非法关押十五天期满后转到武昌杨园洗脑班。八月底通知咸宁“610”（中共迫害法轮功专门设的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和通山公安，并要我交了一千二百元生活费。
辽宁大连市三位学员生前遭受的迫害
孙宝达，男，1973年生，沈阳医大毕业，家住大连普兰店市南王村孙屯队，在县医院工作，听该院职工和领导说孙宝达自进院以来没有为自己的亲属走过后门，也没有为自己的亲属少花钱和不花钱看过病，评价很高。就这样一个好职工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劳动教养，死时才二十八九岁。
 孙宝达 |
孙永升，男 ，一九三六年出生，一九九七年三月份和老伴马桂芳一起得法，学法前有鼻炎，静脉曲张，前表性胃炎等疾病，学法后各种病症不翼而飞。九九年迫害法轮功以前在自己家有学法小组，迫害发生以后学法环境遭到破坏，中共邪恶之徒经常到家里看管，打电话骚扰等，一天打好几次，半夜也打，有时正熟睡时被电话铃惊醒，上了邪恶所谓的黑名单，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邪恶的监视之下。后来老俩口被迫流离失所租房住。后来又被中共邪恶之徒知道了住所又去骚扰，孙永升被迫害的出现病状（脑出血症状）于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一日离开人世。
马桂芳，女， 一九三四年生，老伴孙永升被迫害去世以后邪恶还到处找她，她也被迫害的出现了病状，于二零零九年一月初离开人世。
黑龙江双城市法轮功学员刘景华自述被迫害经过
我叫刘景华，女，出生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家住在双城市周家镇东安村。我是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学法轮功之前，我抽烟、喝酒、跳舞还打麻将。炼功后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就把烟戒了，再也没有喝过酒，舞也不跳了，麻将也不打了，把以前不好的习气全部去掉。
一、想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勒索和关押
九九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二零零零年底，我和同修想去北京上访，我们到哈尔滨买了去北京的车票，刚坐下，几个警察走到我面前，问我们有没有身份证，我说没有。警察便把我们押到了站前宾馆，知道我们是周家镇的，他们就给周家派出所打电话。胡忠森（东安村代理书记）和刘桂芝（副村长）到家里向我丈夫勒索500元钱作为去接我的路费，第二天高金鹏带着两个人到站前宾馆把我们押回周家派出所，当天就把我们绑架到双城市拘留所，在那里被非法关押了十五天，让家人交了300多元伙食费，才被放回家。
二、在敬老院被关押的经过
二零零一年一月份，周家镇在周家敬老院给法轮功修炼者办洗脑班，我和很多同修被关在那里一个多月。高金鹏、吴德生、胡忠森、王先宝、王书记，派当地的几个人看着我们，过年都没让回家和亲人团聚，在那里过的年。拿着自焚光碟给我们看，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因大法书中已讲过，修炼者不能杀生，更不能自杀。王先宝打骂法轮功学员，还骂师父，他说：“我要说了算就把炼法轮功的都送到大沙漠去，即使是我亲爹也不好使”。他们说你们要是不写保证书，就别想回家。敬老院的洪晓兰和保管员孙景方劝我们写保证书。我因怕心和情没放下写了保证书，他们通知家人拿500元钱做抵押（过后去要了回来），交给敬老院保管员孙景方三百多元伙食费，才被放回家。
三、警察到我家非法搜查和绑架我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村长韩忠新领着周家镇的高金鹏、胡忠森、周家派出所的白局长到我家就翻，翻出了大法书，就把书抢走，并把我绑架到车上。又到另一个同修刘桂云家，翻出大法书，将她也绑架到车上，把我们俩拉到周家派出所，当天晚上将我和刘桂云还有王四一屯的肖亚丽送到双城市第二看守所关押。三天一夜抓了三、四十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要求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张国富、金婉智、朱晓波，操控政治犯迫害法轮功学员，给法轮功学员灌食，灌的是很浓的盐水。所有监室的法轮功学员都喊法轮大法好，不准给法轮功学员灌食。朱晓波过来吆喝我们：‘你们喊什么’。过了一会，走廊里忙的不可开交，有的拿被，有的推车，乱成一团，当时顾淑贤被灌食致死（出来后知道的），给肖亚丽灌食后送监室内没多大一会儿，肖亚丽就难受起来，肖亚丽怎么难受、怎么喊都没有人管，法轮功学员喊释放肖亚丽回家，过来一个管教一看肖亚丽真的不行了，给肖亚丽打了一针，肖亚丽还是难受，他们害怕了，把肖亚丽推走了。我回家后才知道，当晚肖亚丽离开人世，留下了一对儿女走了，她的儿女成天喊着要妈妈。半个月时我的家人拿了5000元钱交给了周家派出所的徐胜利，才把我放回家。刘桂云被劳教一年半送万家劳教所。
云南省玉溪市刘树华自述遭迫害经历
我叫刘树华，几年前我身患多种疾病，活的又苦又累，从身体到精神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我修炼法轮大法后，疾病全无，身体无病一身轻。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功法，以真、善、忍为标准，教人向善，做好人，处处事事都要先想别人。我按照法轮功以真、善、忍为标准，心情开朗了，生命脱胎换骨，获得了新生。
我受益了，我想把自己在大法中受益的一切告诉父老乡亲，让他们明白法轮功是好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佛法，不要相信中共的栽赃陷害。明辨是非，选择自己的未来。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我本着让乡亲们明白法轮功真相的心愿，到附近波依水槽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恶人构陷，然后被玉溪市红塔分局国保大队何晓沛（国保队长）、朱家勇（国保副队长）任海燕、春和派出所指导员白皮顺等十多名警察绑架到玉溪市红塔分局。
十一月十七日凌晨，我与另两位法轮功学员的手铐自动脱落，随即走脱，被迫害流离失所在外。我们的走脱吓坏了玉溪市红塔分局上上下下的警察，三次张贴拘捕令，悬赏一千元至一万元钱鼓动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使我有家不能回，失去工作，恶警反而造谣说我不要家庭，不管孩子。
我走脱的当日，红塔分局国保大队何晓沛（国保队长）、朱家勇（国保副队长）、张宁、黑村九社队长钟连华等非法闯入我家中，强行抢走我家的电脑、打印机以及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财产。在我被非法迫害流离失所期间，我的亲人、朋友、儿子同学的家人，都遭到了恐吓，精神上的迫害。
我的丈夫多次被叫到公安局，遭到恐吓，威逼引诱，挑拨离间。丈夫因为无法忍受恶人们的恐吓骚扰，就到外地去开餐馆。没过多久何晓沛，张宁和当地派出所的警察们半夜以查暂住证为名，骗开了门，到处找我，意图绑架我。何晓沛辱骂我丈夫并抢了电话查看，还追问我丈夫换电话卡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我丈夫大声说：“你是我朋友还是什么人，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何晓沛，张宁等没有找到我就灰溜溜地走了，临走时有一个人说我们也不愿意，时上面叫办的。
在奥运期间六一零、公安、国保等多少人到处找我，威胁引诱我的家人，说保证只要我回家说明问题就没事了，不会把我怎么样，还强迫我丈夫和六一零、公安、国保等人到劳教所讯问我母亲（被迫害）和我流离失所后被迫害的同修，使她们都在精神上多次受到迫害。
因我丈夫和哥哥承受不了精神上的折磨，恐吓。二零零九年在我回家时把我绑架到红塔区公安分局，找到红塔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张苏勇。张苏勇一再表示他不管这事了，以前迫害法轮功的也不是他干的，我家人对张苏勇说，你说过只要她回来就不再追查，你要说话算话。然后张苏勇叫我说说在流离失所期间做了什么，我没有配合，什么也不说，最后他就叫恶警张宁、任海燕、王新（音同）非法审讯，他们叫我坐铁椅子，轮流换班，对我干扰、不让动，不让睡觉、不让休息、辱骂。
我告诉他们宪法第三十五条：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然后张宁就说他是读法律的，还来跟他讲法律。我也就没说什么，我知道，他们现在不讲法律，到历史审判他们时会以他们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的罪名制裁他们。还有一个人中伤侮辱我、同修和我孩子，还在那又跳又叫。
在长时间坐铁椅不能动的情况下，使我全身麻木，身体没有知觉。从铁椅上往下滑，坐不稳，我滑下去，他们把我拉起来，我又滑下去，他们又把我拉起来，最后他们叫来任海燕，说我身体没知觉了怎么办，任海燕说不要上当，她们发功时都会这样，没事。根本就没有一点人的同情心，他们就把我固定到铁椅子上。
第二天市、红塔区公安，六一零，国保出动好多人来解决，我也没有怕，也不配合任何指使和要求。张宁叫我留手印，我不留。张宁就辱骂着反扭我的左手到背后，任海燕抓住我的右手，王兴（音同）就把我的拇指狠狠的向上撇，嘴里还说要拿刑侦的手段来，我大声说你再撇，你就是这样非法刑讯逼供的，你们是直接责任人，他就没敢下手了。最后她们决定对我取保候审，我也不签字，我丈夫代我签的，然后我就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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