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进京遭绑架
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喉舌媒体铺天盖地的诬陷法轮功。二零零零年夏天，我和丈夫一同去天安门广场证实法，被关到北京的一个分局，那里关着许多同修，都在大声的背师父写的《洪吟》。快到中午十二点了，也没给我们饭吃，还把我带的衣服拿了，最后也没还给我。最后我被送到海淀区看守所，到了那里，首先把衣服脱光搜我的身，还问是哪儿的，再三的追问下，我还是说了。关了一个星期，就被当地恶人关进了当地看守所。我和丈夫（同修）被关了三十多天，最后被家人接回。但丈夫（同修）被罚款一万元，是在他父亲工资里每月扣除的；我被罚款六千元，当时是我父母拿的。
二零零零年底，我第二次上访，到了北京，我刚把同修绣的法轮大法好横幅打开，我跟前一个便衣用脚把我的鞋子一抵（穿的高跟鞋），当时就把我仰面朝天的摔在地上，我慢慢翻身起来后恶警就把我押上了车。他们把我带到很远的一个派出所非法审讯。开始，我不报名不报地址，一个大汉就朝我脸上狠狠的打了几耳光，又来一个大汉，又朝我脸上狠狠的打了几耳光，还把我放在冰库里冻。北方的冬天很冷，又不给我饭吃，无奈只好说出姓名地址，才把我关进了一看守所。第二天，我被拉到本地驻京办事处。后被劫持回本地，被关进看守所。
被非法劳教
后来我被非法劳教两年。在位于资中县的楠木寺女子劳教所，我被关在五中队，天天被面壁罚站，早上五点左右一直站到晚上十二点钟左右，脚腿都被站肿了。有时也罚坐，屁股坐的很痛。有一天，叫我们写认识，如果写法轮大法好，就罚双手扒在壁头上，两腿站立。
几个月后，我被关到七中队。一次我们拒绝做体操，一警察就拿电棍电我们，然后罚站，直到同修吴厚玉站晕过去了，才罢休。有一天，几个帮教连拖带拽的把我拽下楼，听邪悟者读揭批文章，我不听，告诉她们法轮大法好，狱警就打我，还用电棍电我，给我戴脚铐，还把擦脚的臭毛巾捂住我的嘴，嘴巴上贴上膏药，还把我铐在树上。有一个同修说，我要告到明慧网上去。恶警队长张小芳拿着电棍边电边说：“你告！你告！”一次队长秦某，用电棍电我的双臂，我的双臂都电抖起来了。一次一群人围坐在坝子里，帮教在那里读诽谤大法文章，我不听就站了起来，恶警就把我进关小号，那个年轻的张狱警跑进小号来一巴掌打在我的额头上，还说了一些威胁我的话。还有一次，在外面桌子上吃饭，不准坐着吃，只许站着吃，我就一屁股坐在凳子上，一个帮教就把我凳子抽了，我一下就跌坐到了地上。恶警逼法轮功学员扫粪水沟，不扫就要受到迫害，一次，我拒绝扫，就被罚站，还满身给我弄的是粪水，站到晚上别人都睡觉了，仍不让我睡。
每天恶警点几次名，我不答，也不报数，就罚我站。有一次被罚站三天三夜，不让睡觉，腿都站肿了，双腿发紫。还不让洗涮，不让大小便。
在炎热的夏天，恶警逼迫我们军训，不听就要受到酷刑折磨。一天，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应接受军训，这是对我们的迫害，就拒走队列。犹大们就拿来高板凳，上面放上砖块，同时增加高度，然后把我的腿放上去，几个犹大就用手放在我的腿上用力往下压。成都法轮功学员祝霞拒绝军训，就把她强行拖起走，最后腿被拖了一个洞。
遭药物迫害
有一天，我觉得脑袋沉沉的，记忆力也拉远了，大小便也困难，走路摇摇晃晃的，这时我才意识到不知什么时候被她们下了毒药。有一次我又感身体不适，把吃的东西吐出来了，狱警毛某就拿着两颗又大又白的药，逼我吃下去了，几天后又拽我去打针，也不知打的什么针，回来只觉得脑袋晃，身体偏偏倒倒的，整个身体很重，好象只差一口气上不来。
有一段时间，天天晚上就让我们二、三十个法轮功学员坐在坝子里，很晚才让睡觉。天天逼同修们喝八杯水，还不让大小便，只给少量的饭吃。如果要解手，就要打报告。还要按恶警的要求说，她们怎样说，你就怎样说。有的学员不打报告，被迫解在裤子里，尿就往外流，就淌在坝子里，开始狱警们叫我们自己掏钱买拖把，自己拖干净。最后发展为谁解的，就脱下谁的衣服来擦，擦了就扔掉，不许捡回来洗。一个叫什么琼的同修的衣服几乎被扔光了。
恶警采用这一系列残酷、流氓手段来折磨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目的是强制学员们放弃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