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零零二年被居住地公安局劫持、非法判刑，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了三年。刚到监狱就被狱警们扒光了衣服进行了所谓的检查。被认为是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就被关进了小号，这种小号四面墙壁，只有一扇铁门，小号内的板铺上有固定的铁环，他们将我双手从后面用手铐铐上后又铐在铁环上，这样就只能是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里。我被连续铐了四天四夜，手被铐肿了，屁股被木板床硌坏了，令人疼痛难忍。
从小号被放出后我就被送到了集训队，在集训队被强行转化迫害了一个月后又被分到了第三监区。三监区是生产监区，每个人每天要被强迫干十一、二个小时的活，开始的时候是挑牙签，每人每天必须完成强加的定额。不久又改成排麻，就是将腐水泡过的一捆捆的麻挑出里面的杂质，这种活对人身心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粉尘飞扬、臭气熏人，每天每个人还必须要完成定额，否则不许收工、不许吃饭、不许睡觉。
在残酷的迫害下，我们二十五名法轮功学员以抗劳反迫害，这样就惹怒了监狱的恶警们，他们就强迫我们坐在非常小的塑料凳子上一动都不许动，从早坐到晚，干活的人都收工了也不许我们动，谁稍微动一点就要招来一顿毒打，这样迫害了四十八小时后他们又加重了迫害。
我记得那是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一日，那天大队长杨华调来了所谓“防暴队”（地地道道的施暴队），都手持电棍，他们疯狂的对我们边电边打，拳打脚踢，然后又将我们强行拖到没人能看到的隐蔽处，逼迫我们站在风雪中冻着。强制站了一整天后，恶警杨华还觉得不够，叫犯人用剪子把我们的头发都剪到了耳朵上面，在这期间一直没有停止对我们的毒打。
就这样连续几天的迫害后又加码，恶警们又指使犯人扒光我们的棉衣将我们往雪地里按，我们反迫害就站起来，杨华就命令犯人用脚踩着我们。这样几天后，他们又变换了迫害手段，强制我们排成队，往前跑，有人跑不动了就是拳脚加电棍暴打，夜间也不许进屋，把我们放在门厅开着门整夜的站在那里冻着。
这种残酷的迫害一直持续了二十几天，这期间由于我一直都在反迫害，由于不配合，恶警就命令犯人扯住我的两腿在雪地上拖着走，衣服从里到外都被拖烂了。后来他们又每天派四个人早晨把我强行抬出去，晚上我不回来，就又强行将我抬回来。就这样的摧残迫害下，有的法轮功学员手脚被冻黑了、有的耳朵、脸被严重的冻伤了，当时我已经被折磨的咳嗽、气喘、晚上不能躺下睡觉。经过这次反迫害，我们彻底抗拒了这种劳役的迫害。
后来九监区又成立了强制转化班，我又被强制参加转化，刚进去就被强制看污蔑大法师父和大法的录像，我不看就被犯人赵燕玲打嘴巴，之后恶警贾文君指使犯人张春艳、杨秀芹念污蔑大法的书，我把书给撕了，杨秀芹就用她穿着的皮鞋猛踢我的腰，并扬言说要把我的腰子给踢出来，致使我腰痛难忍，一个多月后才不疼了。
邪恶的强行转化期间，对每个法轮功学员，恶警都安排了两个犯人进行包夹，监狱许诺给能转化的犯人减刑，在这种利益的诱惑下这些包夹的犯人们每天不断的变换着招式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着非人的迫害。我们有五名法轮功学员被同时锁在四监室里，组长指使杨丽君等轮着打我们的嘴巴，法轮功学员何文珍被打得鼻口出血，我被打得头晕目眩，这时我想不能一味地承受，可是怎么办呢？我突然看到了门口的报警器，我猛地跑过去将其按响，并对监控的恶警说，是谁给你们的打人的权利，她们这样打人你们为什么不管？可是回应的是一顿恶毒的谩骂。她们打累了就休息，这时还得逼着我们站着、跪着、蹲着，或者就是一动都不许动的按着他们要求的姿势坐着，只要是稍微动一点就是一顿毒打。
恶警们每天都念污蔑我们师父和大法的书，并要求写心得体会、思想汇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中共邪党每年都会给监狱拨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专款，监狱为了达到转化率，每天早上都开会专门研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措施，不停的变换着迫害方式，除上面提到的之外，常用迫害的手段还有长时间的强迫站、蹲、跪、跑、冻、上大褂、大背铐、烧头发、拔阴毛、扎针、用胶带封口饿、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整天不许说话。有一次我和大庆同修刘桂芹因上床睡觉，就被犯人何清艳、刘艳、赵艳玲用毛巾捂住嘴抬到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暗室（空屋，窗户已挡死），她们把我扔到地上，正要实施迫害时有人送来了指令，说我再有五天就出狱了，不要留下伤痕避免惹麻烦，我才避免了一次恶性迫害。我提出要见大队长谈话，可他们对没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一律不见，我就要求她们借给我纸笔，给雁大队长写了七张纸的劝善信。
非法判刑到期了，可是监狱还不放弃迫害，恶警贾文君继续勾结当地公安局和610，他们妄图继续将我绑架到洗脑班进一步迫害，我坚决反迫害，邪恶的阴谋没有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