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鲁菊英老人自述被迫害经历：
我叫鲁菊英，今年75岁，昆明市市政公司退休职工，家住昆明市人民东路栗树村157号1-1-501室。1996年3月3日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我的老伴刚刚去世15天，我觉得心情很郁闷，感到人生没有着落了，就躺在家里整整15天。后来觉得这样也不是个办法，一大早就出去溜达溜达，刚好路过东华小区法轮功炼功点，看到许多人在打坐，修炼法轮功第五套神通加持法。我就过去问这些人是在炼什么功，其中一个就告诉我说：他们在炼法轮功，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修佛修道的。我一听就想炼，就说我也要炼。
第二天刚好在昆明市植物园看李洪志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我就去了。那天除了看录像，还有一些法轮功学员交流他们自己修炼的体会，我听着听着眼泪就出来了，觉得人就应该是这样，要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由于老伴刚去世不久，自己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去看师父讲法录像也没有带中午饭，当天中午大家都拿出各自带的饭，看我没有吃的，都热情的这个也给我吃，那个也给我吃。这场景更让我感动不已，看到了这群修炼真善忍的人与众不同，我漂泊的心终于找到了家。随后我就请回了《转法轮》、《精進要旨》等大法书籍。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到炼功点炼功，炼功后，上班的人先走了，我就留在炼功点集体读法，要读到中午才回家吃饭。就这样一直坚持，不长时间，我炼第五套神通加持法就可以盘腿两个小时了。同时，整个人精神爽朗，乐观积极，再也不沉浸在老伴离世的痛苦和消沉中了。
1999年7月中共邪党铺天盖地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后。我们单位保卫科以及退管会的两个人就到我们家叫我交书，说什么电视报纸上不准炼了。中共邪党的迫害使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失去了集体炼功和学法的环境，我就自己在家里炼功，到金殿水库旁边自己学法，每天早上去，要一直学到下午三四点才回家，这样坚持了一年多，直到金殿周围垒起围墙进不去了。
2006年1月28日大年三十，我和法轮功学员范玉林（女，1943年出生，当时63岁，2010年去世，云南省第二建筑公司退休职工，家住昆明市丽景花园26幢2-402室）到玉溪市大营街镇，发装有法轮功真相资料的红包，被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随即来了七、八个便衣警察将我和范玉林绑架，将我们带到大营镇派出所，把我和范玉林双手吊铐在派出所外场地上的两个篮球架上，场地上一边各一个篮球架，我们俩就一边铐一个。直到晚上十一点多，范玉林的儿子闻讯赶到，看到我们两个老太太在正月大冷的天被双手吊铐在外面，质问派出所警察，说如果出了什么事，派出所也脱不了干系。这样，警察才将我们俩放下来，将我们带到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红塔分局国保大队队长何晓沛对我非法审讯，问我法轮功资料是从哪里来的，我没回答，何晓沛还拿一本书打我的头。当天晚上，红塔分局国保大队就带着范玉林的儿子到范家非法抄家，抢走了法轮大法书籍、真相资料、红包、录音磁带等。
第二天1月29日上午八点多钟，红塔分局朱家勇、刘绍文和另外一个警察以及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公安分局的便衣带着我到昆明我的家非法抄家，抢走了法轮功书籍、法轮功真相资料、红包等。非法抄家后直接将我送到玉溪市红塔区看守所非法关押。范玉林也被非法关押在玉溪市红塔区看守所。
2月27日对我和范玉林非法批捕。4月27日玉溪市红塔区检察院玉红检刑诉﹝2006﹞第113号起诉书，检察员杜美琼，代理检察员孟珂以我和范玉林发法轮功真相资料以及家中有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等为由，诬蔑我们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对我们非法起诉。
5月18日玉溪市红塔区法院对我和范玉林非法开庭，没有通知家属，当庭对我非法判刑四年，范玉林三年，审判长何玲，人民陪审员万光明、柴连惠，书记员赵琦。我们收到（2006）玉红刑初字第225号刑事判决书后，都不服邪恶的判决，向玉溪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6月30日玉溪市中级法院（2006）玉中刑终字第106号刑事判决书对我依然维持邪恶的原判，范玉林诬判三年，缓刑五年。审判长钱丽芳，代理审判员文艳、张新羽，书记员何学春。
2006年7月7日，我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第九监区，狱警景容专管迫害我，同时安排两个包夹犯人24小时监视我。从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一点强迫我坐小板凳，每天只让上三次厕所，不准拉蚊帐，任由蚊子咬，我刚睡着，监督岗的犯人杨树兰就过来摇醒我，不让我睡。还强迫我放弃信仰，让我背监规。有一次我背监规错了一个字，就被狱警谢玲罚站了三个半小时，直到我晕倒、手脚麻木，没有知觉了。后来不知道给我嘴里塞了什么药，三个小时后我才苏醒过来。醒过来之后谢玲又逼迫我背监规，还紧握拳头来推搡我。之后由于我血压高，谢玲就指使犯人按住我强行给我灌药，不断摧残我。我在九监区被强制坐小板凳，还要强迫做奴工，在丝线上缝亮片，每天要缝三十米。我在九监区被迫害了半年多，期间还被关禁闭一个月。有一次我家人来监狱看望我，队长杨欢还不准家属看望。
之后我被关到六监区，监区长是龙雪松，强制干奴工，在丝带上缝亮片，我干了十二天就不干了。为此，狱警把我关进橡皮房子里关了两个月，房子墙壁四周、房顶、地板都是海绵，海绵上又钉着人造革，不透气，温度很高，天天出汗，非常潮湿。关了我两个月后放出来又让我干奴工缝亮片，我干了两个月后又被关禁闭，在禁闭室关了我十个月。负责专管我的警察叫张定芬，大冬天不给我买棉鞋、棉衣，让我穿着塑料拖鞋，冻的双脚生冻疮，流脓。十个月后从禁闭室出来让我捡玻璃珠，同时还逼着我放弃信仰，逼我写“三书”。
2008年9月21日是我70岁的生日，我的女儿、女婿和亲戚都来监狱看我，给我买了个蛋糕，狱警还骗我说可以给我们一家吃一顿“亲情餐”，结果女儿、女婿们来了后，并没有让我们一起吃饭，而是给我们安排在一间房子里，又录像又拍照。我当时就说：“你们说让我们一起吃饭，结果没让我们吃，是骗我们，现在还录像，如果这录像放出去了，我要告你们，你们是在撒谎。”
在六监区两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天冷，我就出现了象感冒一样的症状，狱警把我带去检查，说我是阑尾炎，要马上动手术，而我根本就没有任何阑尾炎的症状。随即我就被带到监狱医院动手术。手术后，我腿也肿、手也肿，小便也排不出来了。监狱医院一个姓马的医生又第二次给我动了手术，手术后我在监狱医院住了半个多月。
我在监狱的四年都是被严管，不准我拉蚊帐，直到2010年1月26日我从监狱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