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潘一荣自述母女二人遭受的迫害。
我叫潘一荣，曾用名潘凌云，家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九七年夏天我看到母亲在修炼法轮功以后，前后判若两人，这样我也有幸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那时我十八岁。母亲在修大法以前,疾病缠身，四十几岁的人，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神经衰弱、失眠等病，吃药比吃饭多，整个人看起来面色暗黄、非常瘦弱。长年病痛的折磨，使母亲性格暴躁，家庭的氛围总是很压抑。为了祛病，我母亲练过一些别的气功，但都没什么效果，后来听她说得到了一本宝书（《转法轮》），并且天天在家打坐炼功，我也开始默默的关注起她来。有时她会在家读那本《转法轮》上的内容，每次她读的时候我都很爱听，那些内容是我从没听过的。就这样半年后，母亲彻底丢掉了药罐子，身体恢复了健康。看到她脸色红润、精神饱满、脾气转变，我也动了心，从此我也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正法道路。
当我们因为修炼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九九年由中共恶首江泽民一手掀起的一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使我和母亲聚少离多。2002年，母亲被绑架到贵州省中八女子劳教所迫害三年，2005年回到家中，我看到她被折磨得苍老了许多，身体也很虚弱，但是经过一个月的学法炼功，身体得到了迅速的恢复，这个事实让身边的人都看到了法轮大法的威力。我在2006年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单位的人构陷，被遵义市红花岗区国保大队的人从单位绑架，送入遵义市第二看守所非法拘留十五天。2008年2月21日，我因为在一小区发真相资料又被遵义市红花岗区国保大队的人绑架，他们在没有出示任何有效证件和手续的情况下抄了我的家，抢走了我的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并将我送入贵州省中八女子劳教所迫害一年半。2009年8月份我从劳教所回到家中。
2010年10月30日，我下班回家，被自称是政法委的人拦在家门外，然后被绑架到遵义市板山洗脑班，在这过程中我让对方出示相关证件和手续，他们都拿不出来。第二天我听说母亲也被绑架到了那里。这个所谓的“法制教育中心”，打着“农家乐”的幌子，每个法轮功学员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由两个人进行二十四小时监视。当我问到她们的名字和相关人员的情况时，她们都三缄其口，推说互不相识。连那里面几个自称是“老师”的人也不敢报上自己的名字。我告诉他们这是非法关押，并且我和母亲也拒不配合他们的要求，遵义市红花岗区国保大队杨清雄（队长）就威胁说，如果不配合就把我们母女送到看守所，还说如果把我们送走了，他们还得去找两个法轮功学员来完成任务。
第二天，他们召集了二、三十个人，象开批斗大会一样，想要给我们母女施加压力。在会上我不停地大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不允许恶警利用这个机会散布毒素。国保大队队长杨清雄一看讲不下去了，就指使在场的恶警将我们母女送到遵义市第二看守所，到了看守所门口，我正告杨清雄“你们这是迫害”，杨无耻地回答：“我就迫害你了，你要怎么样吧。”
到了看守所，我和母亲就被分开了，一个月后我看到她拎着一个包出了看守所，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被转到了贵阳烂泥沟洗脑班继续迫害。而那天也是我看到她的最后一眼。而我则被枉判三年半。
2011年5月18日开庭时，审判长的旁边坐了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时不时的和审判长进行低语。当我在庭上指问“刑法三百条”中，我到底破坏了哪一部法律的实施时，审判长回答说“不允许对法律条款提出质疑”，旁边不明身份的人插话说“她不懂法律”。当我问到我的行为到底伤害了哪一个当事人，或者哪一个相关部门由于我在家上网下载了关于法轮功的文章而不能正常工作？公诉人苏有强居然很荒唐的把在我家门口绑架我的两个派出所民警作为指证的证人。而这两个所谓的证人却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在庭上。很快这个所谓的法律程序就在不明身份的人的干预下草草收场。
就在我接到判刑执行书的第二天，负责看管我那个监室的看守警察陈森惠告诉我说需要我打指纹，我拒绝了她的要求，不一会她和姓吴的所长就带着六、七个下面监室的男犯上来，先是叫他们扯的扯手，拉的拉脚，企图强行给我按手印，但最后还是没成功。然后就叫来狱医，让那几个男犯把我反身按在地上，强行采血，之后又给我打了一针镇静剂，希望我能睡过去好取指纹，但他们等了半个多小时，我依然很清醒，他们有个警察就说那个医生进的是假药。见实在无法取到指纹了，他们才离开。而那天我的家人来探视，他们怕他们的违法行为被外界知道，直接就剥夺了我接见家人的权利。
2011年7月份我被转到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四监区。这个监区听说是2009年新成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一进去我就被单独关到了一间监室，由三个犯人监视看管，刚开始这三个犯人就是套我的话，了解我的家庭情况，也很伪善地嘘寒问暖。她们给我一个本子说是每周要写一篇心得体会，我拿来就开始写我炼功后身心受益的情况，并且也从法律角度分析为什么法轮功是受迫害。我写的东西也被交出去给那个监区的警察看，还用红笔作一些批示，表面看起来好像挺开明的。可是我所提出的法律方面的质疑从来没有得到过正面回答。有一次我把我在洗脑班的经历写出来，并问那些人的违法行为是怎么回事时，监区狱警王兰和谢凤先的回答是：你所遇到的事情我们没有经历过，所以不作评价。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她们要我配合所谓“学习”（洗脑），我不配合。她们就从三大队调来一个犯人，叫张钰，在我拒绝和她们进行交谈时，她们就开始不准我睡觉，并且又增调了三个犯人，轮流着来控制我，一看我打瞌睡，就把我弄醒。我说睡觉是我的权利，我就要睡。我一闭眼，那几个犯人就来拨我的眼皮，摇我的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犯人会来套我的话，然后告诉给（这个）张钰、廖红梅，她们再一起研究迫害的方法。她们主要是攻击大法和师父，也对我不停的谩骂，还故意用各种方式来侮辱我：在我身上写字，写骂大法的话；故意歪曲我的本意，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叫几个人把我推来推去；在纸上写上师父的名字再丢到便池里，以这种方式不让我上厕所。然后再告诉我“如果你转化了，我们就会对你如何好，没人再敢骂你，还可以自由活动，企图以这种方式来让我妥协。
在整整一个月没有睡觉的情况下（有时也只是坐着打一小会盹，但她们会说我已经睡了几个小时），我走着也会睡着，然后在两边安放的铁床上撞醒，这时监视我的犯人会很开心的大笑，我的身体会不由自主的抽搐，到最后就开始出现梦游的状态，站着睡着了，在手舞足蹈中惊醒。在她们迫害我的期间，监区的警察很少进来，放任她们做违法犯罪的事。有一个叫周箐的警察有一次进监房点名的时候对我说：我怎么看你像要翻白眼了一样啊。从此那些犯人就常在我面前说我出问题了，快不行了等等。她们看我那样，就要求我写一个证明，说如果我出了什么问题一切与她们和监狱的警察无关，当时自己人心很重，经不起那些犯人的“苦苦哀求”，就写下了这个证明。最后由于自己怕心重，没有做到堂堂正正的揭露迫害，而是和邪恶打了一个赌：我如果在三天之内能保持清醒，不打盹，从此就别来做我的工作，想以此来结束她们对我的迫害。但我没能做到，虽然知道自己做错了，但又怕她们以此为借口加重迫害，就写下了”三书“。
在羊艾监狱被非法关押的期间，我并不知道这个时候母亲身体已经被迫害得很虚弱。母亲修炼大法之后本来身体很健康，在被绑架到洗脑后，就陆续出现了长期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顽固性便秘，曾经有几次子宫大出血和其后的多次小出血，她因此被弄到省公安医院住院检查，但是却不告诉她检查结果。在她备受折磨一年多，身体十分瘦弱、腿脚水肿的情况下依然不放人。当母亲已经生命垂危的情况下，洗脑班才通知家里人将我母亲接回。我母亲赵正书回来后几个月的时间因为身体极度虚弱，含冤而逝。
人在做，天在看。那些迫害大法修炼的人，都将为自己犯下的罪恶承担恶果。我母亲过世时，我家人要求让我回来见她最后一面，但是遵义市政法委有关人员在没有征求我本人意见的情况下，擅自剥夺了我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
我出狱回家后，老城居委会、派出所、街道办、政法委的人经常打电话来询问我在哪里上班，最近在干什么，还两次到我家，要求我写保证。当我要求对方出示相关的规定和文件时，对方也拿不出来。在这里我想告诉还在继续参与迫害的红花岗区、汇川区国保大队以及老城居委会、派出所、街道办、政法委相关人员，你们永远也拿不出合法的文件，因为这一切全是建立在非法的基础上，用所谓的刑法300条来加害法轮功修炼者，那完全是中国法律界的笑话和耻辱，如果你们就按这个执行，这就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