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非法判刑八年 成都中学教师遭残暴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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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四日】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袁斌,男,现年四十八岁,原龙泉驿区洛带中学教师,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遭到中共多次绑架,曾被非法拘留、关洗脑班、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判刑八年。袁斌于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走出五马坪监狱时,又被“610”人员劫持到洗脑班迫害二十多天。以下是袁斌的自述迫害经历:

我叫袁斌,现年四十八岁,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中学的一名教师。我曾患过慢性胃肠炎,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九八年有幸得大法,以前的那些疾病都不治而愈,真是无病一身轻,精力充沛。法轮功教我说真话做真事,处处为别人着想,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向善提升道德,使我从狭隘自私,争名夺利,变得心怀宽广,心态祥和,为别人着想,不争不斗。

被非法拘留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公开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中共喉舌媒体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大法进行造谣诬蔑。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我与当地的四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 七月三号在天安门广场正准备炼功时,被警察绑架到附近的派出所。当晚被转入朝阳区看守所。后又被劫持回洛带镇,被关在派出所十五天。十五天后又被关进刑拘组非法迫害了二十二天。刚进去就被强迫洗冷水澡,犯人将帕子盖在我的头上,再从头顶淋水,称为“滴水观音”,我头顶凉的难以忍受,水顺着帕子从鼻孔、口腔处流下,呼吸也非常的困难,时间长一点就会虚脱。接着犯人强迫我趴在墙上,胸腹部紧贴墙壁,然后犯人用肘部猛击我的背部,叫“背母鸡”。挨上几下我就痛很多天。警察还强迫每天干活,当时的干活是粘针药盒子,要手脚很快才能完成高定额,完不成就挨“水沟子”,就是用渗透水的布鞋鞋底打臀部。粘盒子时,我用左手拇指用力压,几天下来,拇指指甲疼痛发肿,指甲因瘀血变乌黑,后来指甲脱落。

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期间,时任校长宁旺成强迫我睡在门卫室,剥夺了我的自由。因为我给相关部门邮寄真相资料, 二零零一年一月三日又被绑架、抄家。警察查出是我的笔迹后,对我非法劳教一年。

在新华劳教所里,狱警每天数次或十几次播放“自焚伪案”、污蔑诽谤大法的录像,强迫包夹给法轮功学员读邪恶的东西,禁止同修之间交谈,对坚定的学员,都关进严管中队迫害,时任中队长狱警邓岗。迫害厉害时,每天罚站十几个小时,晚上十二点过才准睡觉,午觉也不让睡。一天晚上睡觉时,我单掌立于胸前,被一个劳教犯人举报,我被邓岗严管了半个多月。

遭学校领导迫害

从劳教所出狱后,学校剥夺了我上课的资格,我在校管图书。学校成立了由校长魏光伟、杨家佛、刘友廷、陈明章的四人小组,协助“610”迫害我,每月只给我发基本工资,由家人代领,经常打电话骚扰我和家人。

二零零二年五月一日前夕,镇办公室主任钟云、派出所的陈武、罗依坤、校长魏光伟,将我劫持到学校关押。五月十三日,经魏光伟同意,我和老婆孩子回老家走亲戚,刚走,镇上人员就开车追我们。十四号晚,将我从西充绑架回洛带,软禁在学校十多天。

五月底一天,我送真相光碟给校长魏光伟看,被他举报,我被狱警陈武等人强拽下教学楼。在派出所里,我拒绝提供口供,他叫来两个二排(临时协警),用手铐强行将我双手铐在背后,他们站在我的前后,同时用拳头猛击我的背部十几下,我忍着剧痛,喊着:“法轮功是冤枉的!”“法轮大法好!”他们被震慑住了,撒手离开了。陈武拿着皮带和警棒进来,又要对我行凶,我坚定的说:“陈武,你打死我也不会说的。”他软了,“袁老师,你说出碟子哪来的,你马上就回家。”我没有配合他。我被拘留了十五天,胸背部痛了两个多月才好。当时的所长是万昌永,指导员陈鳞。

被关洗脑班

警察除了经常打电话骚扰我和家人,听说还雇用了暗探盯梢我。二零零二年九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下班后,我去了一朋友家,回去很晚,回家才听说来了十多个人到我家撒野,弄得鸡犬不宁,(是魏光伟打电话报告的。第二天我被关进派出所。在邪党十六大期间,全龙泉驿区绑架了十个法轮功学员到龙椅山庄(国税山庄)迫害,十一月底才放我们回家。

有时任政法委书记何锡文,“610办公室”主任李浩,成员罗军和李德文,还抽调了武装部和妇联。每人身边都跟有两个民兵,他们弄来诽谤师父和大法的画展,强迫我们看,我们不看,说这是造谣,栽赃,是假的。黄彦、文举平、何永明、艾朝玉、李姐等都被民兵殴打,黄彦的肋骨被打断;我被一个民兵拽倒在地,衣服袖子连肩处被扯开,裤腿上的布被摔裂开;文举平被他们拖到水龙头下冲水,头、衣领、肩部打湿了,满脸是水,他高喊“法轮大法好”。大家的正念制止了邪恶(李德文在场指使)。有一次,罗军叫何永明和我给大家读污蔑大法的书,我们坚定的拒绝了,他先叫两个民兵把何永明拉到一个房间殴打,又叫两个民兵将我带到一个房间内,关上门,对我拳打脚踢,我的手臂和腿上都打出了一些包块。他们强迫我们看诽谤大法的录像,我们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叫写认识就写亲身经历证实法,“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劝善,恶人遭报等。一天吃过午饭,罗军喝得醉醺醺的,求我放弃大法,我当即否决,被他扇了几个耳光。接着他带着两个民兵进了何永明的房间,我听到了他们打何永明的闷响声。

一天吃过早饭后,李德文坐在椅子上,连同椅子倒下,摔倒在地上,他的后脑勺裂开了口子,往外直淌血。还有一次,一个民兵骑摩托车回家,碾伤人赔了几千元。我想这都是迫害法轮功遭了报吧。

在二零零三年两会期间魏光伟强迫我每天晚上睡在图书室内,锁上铁门。二零零四年夏天,魏光伟一家去青岛出了车祸,老婆惨死。

二零零三年六月底,他们又将黄彦、朱德珍、张光秀、兰湘华、张次芳、艾朝玉、朱敏、我等近十名法轮功学员绑架进宏顺山庄(原长松乡政府所在地)进一步迫害,要求所在单位出俩人包夹我们。除了原“610”人员,还有龙泉司法局的副局长陈某某,黎明,武装部的牛队长参与迫害。

遭警察抢劫钱财

龙泉公安局的国安科长郭桐玲等向我家勒索了五千元,收据都没开,还不许人声张。洛带派出所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从我的工资卡中,未经允许扣了两千多元。当时的所长是黄子根,指导员是陈麟。警员有何文兴,陈武、江来炳等。

二零零二年五月份,从我老家挟持我所花的七千多元,两次洗脑班花费的两万多元,“610”都强迫单位出资。学校从我的工资中非法扣除了一千二百元。

我家经常被陈麟、陈武等人非法抄家。

单位、亲人被株连

我所在的学校在二零零二年申报成都市文明单位,忙活了两、三个月的准备工作,因我不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被迫取消。二零零二年秋季征兵,我的侄儿被取消参军资格。

刑讯逼供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午饭后,蒋云宏和我在郑斌租住的房间内,准备安装上网软件。突然门被撞开,冲进几个便衣,将我们三人胸部朝下按倒在地,我奋力反抗,一个警察在我的腰部猛踢了一脚,头被按在地上,他们将我的手臂用力反扣在背部,我们连声高喊“法轮大法好”,被强行戴上手铐,用封口胶封了嘴。狱警连拉带拽把我们拉下了三楼,强行搜走了两台笔记本电脑,两台打印机,一些资料及安装小喇叭的器材。我们被绑架上了三辆警车,我的头上被罩上黑布口袋,遮住了眼睛,我们被关到青羊区苏坡派出所,我们不提供任何口供,当晚七点过又被绑架到新津洗脑班酷刑折磨。我们被关在不同的房间,狱警强迫我坐在椅子上,两手臂翻过靠背,两手腕铐上手铐,手铐的另一端勾在椅子下的横格上拉紧。手臂无法动弹,并且很痛。两个联防人员守着,不让我闭眼,闭眼时就将我叫醒或摇醒,手臂很快就肿起来。成都国安、青羊刑警大队的隔一会进来或伪善利诱、或打骂威胁。每顿端来比拳头还小的一小碗稀饭,一口就喝下,还不解开铐子。第三天手臂就肿的象小腿一样粗,手臂和手背还长出一些小水泡。狱警们为了逼供,经常把手铐向下拉紧,疼痛难忍,每分钟都比过一天还长。

被非法判刑八年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我被关进了成都看守所。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青羊法院非法开庭,不让我们作无罪辩护,审判长是罗明,检察员是何强、书记员姓汪。我用小喇叭向被中共蒙蔽的世人讲真相、播放“九评”,被非法判刑八年,郑斌被判三年。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郑斌和我被转到五马坪监狱。五马坪监狱是四川省最黑暗、最残暴的监狱,山高皇帝远,海拔较高的四监区、六监区在一千多米高处,气候条件极其恶劣。热天紫外线很强,太阳火辣,晒着如针刺。冷天雾气重,雨雪多,寒风刺骨,一些“抗改分子”常被转入五马坪折磨。那里的警察与外界隔绝,多数还是七八十年代的思想,在他们眼中犯人就是敌人。喝烂酒、搞赌博、养宠物,上班玩手机。枯燥无聊的狱中生活,也让他们犯上了职业病,好折磨犯人,而且招数多。有的警察动则打骂,侮辱犯人,坐山为王,无视监狱法律法规。

四监区管迫害的是高虎,入监队警察龚劲夫,王亿军(狱警)。二零零七年六月底,高虎找我谈话,问如何制止绝食,我回答说自己也有可能绝食。高叫我写一个遵规守纪的书面保证,我说这会留下迫害法轮功的证据,被高虎叫去天天盘腿(象军人那样的盘腿),盘了十多天,直到下队。

二零零七年七月七日,我被关到六监区,监区长苟光辉。那里,伙食差、在犯人中是不争的事实。存在着较严重的小伙吃大伙的现象。听说苟在任时,警察每天只交两块多的生活费。大伙是菜少、油少,每隔一天开一顿肉,说是人均二两,实际上一两都达不到。

被逼做奴工

狱方逼迫我们做工,又多又重,二零一零年前是干九天休息一天,每月休息三天,但是必须完成九天定额后才可休息,没完成的,每天晚饭后要“反省”,即用各种方法折磨人。很多时候午睡时也要到操场受罚站,连休息的那天也不放过,警察个人就有权力叫某某某停工反省,不需要监狱批准。每天强迫干九个多钟头,产值上六监区多年排在全监狱第二,四监区第一。到了二零一零年,每天强迫干十多个小时,有两个多月的午睡时间也不让休息,在车间干活。二零一零年七月下旬起,休息改在每周星期天,但能在六天内完成任务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星期天必须出去补做工,星期天也要为他们干上八个小时,星期天如果还完不成,晚上继续反省。我干的是勾T1线圈,因完不成任务,被反省了近一年。有完不了定额的人被多次停工折磨的。在那里,考核积分和减刑,以及买东西,打电话等等都与生产定额为主要依据,完不成定额稍严重的,不准买烟,不准吸烟,有时开肉的那一顿只许吃半份肉。完不了定额,禁止向家人打每月一次的电话。为了多整钱,经常将反省升格为“整训”,每天晚饭后,强迫犯人站军姿,做俯卧撑,做下蹲,罚跑绕球场几圈,甚至叫犯人“巴起”(也叫“巴壁虎”,一种残酷的折磨方式,)等。在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监狱还强迫犯人弯腰、下蹲、双手背在身后,走“鸭子步”。强迫犯人双腿叉开约一米站立,也是经常的事,有时还用电警棍在犯人身上过电。二零一零年六监区总产值在全监狱排第一,那年我只休息了几天。

二零一一年开始,星期天要休息的必须交六天半的产量,否则完成了一周任务星期天照常出工。监区每月拿出产值的百分之四给犯人发劳动津贴,多的几十元,少的几元或没有。那时管生产的副监区长是杨建中。

二零一零年起,经常在晚间强迫犯人在生活区撤T1、T2的废铁芯,每周每人三百、五百颗不等。光线极其黯淡,对视力的伤害很大,一撤就是几个月。在二零一三年五、六、七月的一些星期天下午,强迫每个犯人撤T1四百颗、T2六百颗铁芯。绝大多数人星期天上午都必须出工,完成任务的下午也必须干。

狱警肆意行凶

对于法轮功学员,除了做工上每天要干与其他犯人一样的任务,对他们施加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却是更严重的。六监区的狱警多在每年的三伏天、三九天迫害法轮功,一般是单个、单个的迫害。当时的狱警是陈果,何勇志、李波、徐可是专职迫害的专干,李国春主管改造。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份有几个晚上,在大家都熟睡的时候,何勇志到监舍内把我唤醒,叫到办公室谈话,多数犯人被吵醒,凌晨二、三点钟才放回监舍。由于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生产完不成,还要晚饭后受折磨。

二零零八年,监狱搞什么年终评审,我不配合,在挨个挨个迫害了周敬东、李容来、肖会再后,徐可强迫我停工(何勇志刚调去了二监区),从二零零九年二月八日~六月二十九日,整整经历了一百四十天。狱警采取的主要手段如下:

①克扣伙食每顿少于正常犯人的一半,节假日改善生活时也不让吃肉,主要是汤泡饭,有时故意少打饭,不足一两,照常受迫害。

②摧残身体每天上午、下午都要跑篮球场(半场,沿边线)一百圈,做下蹲二百个,俯卧撑一百个,立正等。再冷只准穿三件衣服,或大太阳下暴晒。冬季六点三十~二十点三十;夏季六点十分~二十一:00;午睡也被取消。我几天下来人就瘦了一圈,后来人也变了形,皮掉了几层,成了“黑人”。火辣辣的太阳晒着如同针刺,从头上掉下的头屑也带有黑色。由于长时间在室外暴晒,我一到阴凉处就全身发冷。晚上睡觉时腿经常抽筋。每天感觉最强烈的就是饿、累、困。

③任意打骂、侮辱、虐待严管组组长犯人慕安生(现已满刑),此人一米八的个头,因贩卖金丝猴被判十三年。他在警察面前好争表现,背地里经常干违规违纪的事,品行差,魔性大。在严管组监舍内,厕所门口,操场或教研室,我被他打过五、六次,他用鞋底打我的脸,搧耳光,用拳头打我的胸部,用脚踢我的大腿,腿上出现过包块。他还多次朝我脸上吐口水。有一次在教研室,他强迫我叉开双腿站立,我坚决不配合,被他打耳光,又将我按翻在地。他强迫我在年终考评上认罪,我只从正面证实大法。他对我拳打脚踢,嘴里不停的骂脏话,一重拳打在我的右上腹部,剧烈的疼痛,痛的我蜷曲在地上,呼吸都极其的困难,他还说我装蒜。徐可也打过我耳光,借口检验是否有师父保护我。

最凶残的是二零零九年四月十日那天,李波休假回来,我正站在操场上,他伪善地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说:“我们没有罪,我不会认罪。”他扫兴的走了,一会儿慕安生过来,说了一些骂人的话,将自己的衣服脱了下来,亮出浑身的肌肉,要与我比一下看谁的身体壮。我不脱,他就拽起我的上衣硬脱了下来,我的身体瘦小,加之被摧残了两个月,骨瘦如柴,他羞辱了我一番。大概十一点钟,李波从操场经过,可能是找了慕安生,几分钟后,慕安生到了我跟前,我闻到他身上的酒气,还以为他喝了藿香正气水,后来后勤组的犯人说他叫外劳的犯人在外面弄回了酒,几次偷着喝。那天他对我耍起了酒疯,刚好李波在一旁,他好表现一番。他骂大法骂我,我就说法轮功好,我们是冤枉的,他用额头撞我的额头,每次问话后我的回答都不符合他的要求,他就又撞我几下。他又问我炼法轮功有啥好处,我说炼了不搞赌博(他每天都与陈仕桂、俆清华在教研室打象棋麻将搞赌,正好说在他的痛处),他就搧了我几个耳光,又来撞我的额头。这样算起来撞了十几下,有警察制止他,他哪里听的进去,继续撞我,我说为了法轮功我可以去死。他猛击我一拳,打在我的腮帮子上,力量很大,我摔倒在地。我马上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他又要对我行凶,李波叫停了他。中午吃饭时,他当着犯人的面要与我撞头,看谁厉害,我又被他重重的撞了两下。有的犯人说,我的额头撞凹下去了。我每次都是静止不动,消极承受,所以受到的伤害比他大的多。饭后出工前,他将我从黑板下拉出来,当众侮辱我,我想犯不上跟他说什么,没答言,他就用手使劲按我的下巴,一只手用力捏我的面颊,我的嘴没合上,下巴处的三颗牙齿被他按错了位,变的很松动,转了向,摇摇欲掉。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张留清,陈启荣、曾生良等人,站出来制止他。当晚我的额头就肿起来了,第二天肿的更厉害,皮下渗出的体液、血水下浸,使我鼻子两侧、眼眶等处肿胀、浸的乌红,整个脸都肿起来了。他怕被别人看到,就将我偷偷带进医务室(一处小小的楼梯间),整天将我软禁起来。张留清等向李波指出这些做法违法,我在几天后写信揭发他,李波袒护,此事不了了之。我的脸、额头十多天后才消瘀消肿。

④长时间多次灌输邪悟、谎言,威胁利诱犯人陈仕桂、犯人徐清华(均以满刑)经常找我摆谈,帮警察“转化”我。许可、李波三天两头找我,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软硬兼用。特别是徐可,几十次找我,我不动心。在五月份,李国春、陈果、徐可要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在以后不宣传、不炼法轮功,我一概不配合,又迫害了我几十天。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才暂停,徐可强迫我当天下午就出工。那段时间我的身体很虚弱,饮食质量很差,劳动中经常头昏眼花,疲劳不堪,每天罚站二十多个小时。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李波、李国春强迫我写“三书”、至少也要认罪,我正念否决,又被他们迫害了七十天,每天要我罚站二十多个钟头,不让坐只许站,每天晚只准睡两、三个钟头。我的腿肿了又消,消了又肿,我的耳朵冻烂了,手背、手指多处冻裂开。在严管组内,犯人龚荣山、刘刚(现均已满刑)轮流看守我,不让我闭眼,又一次我差点昏倒在地。龚荣山是医科医生,他说会留下后遗症,今后膝关节、髋关节、腰椎等处,会有炎症。他向警察建议让我休息三天再出工,可苟光辉、钟世国(教导员)不同意。

二零一一年三月,李国春、李波、周念平等又来迫害我,当时狱警周念平专管严管组。一天晚上,周念平在我脸部巴掌、拳头猛打猛击十几下,我又被迫害了半个多月。

我的父母、亲人从几百里外的成都来见我,有三次都不让见,他们还肆意克扣我和家人的信件,不让打电话,几年来家里得不到我的音信,买东西只准买必需品。

结语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我出狱时,被监狱教育科的骆某某悄然接下,让龙泉驿区“610办公室”何某、洛带镇人员将我绑架到成都市新津洗脑班。在医院检查时,查出我心脏缺血,血相高(有炎症),他们全然不顾,硬要继续迫害。后在国内外法轮功学员们集体营救下,家中父母几次要人,我才于八月十九日那天真正回到家中。

在被迫害的这几年,我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摧残,头发过早的花白、脱落,眉毛脱落,牙齿松动较厉害,在狱中就掉了四颗。左眼近视增加一百五十度,右眼近视增加近三百度。肩关节、膝关节、髋关节等处都有炎症,并常伴有疼痛感,最严重的是我的右肩关节,肩周炎严重,手臂举不起来,活动时很不方便,穿衣、洗澡、干活都受到影响。洛带镇派出所在一九九九年底搜走我的身份证,至今不还。出狱后,还不让我办第二代身份证。

十几年来,我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如彭方见、黄丽莎、蒋云宏、李源荣、冯中良、邓建刚、张坤阳、张卫华、张志君等都被中共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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