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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王英霞六次被绑架 屡遭酷刑
王英霞遭受多种酷刑折磨：长时间码坐、做奴工、野蛮灌食、大背铐等。
王英霞是这样形容她的一次酷刑经历：不一会功夫，我的手臂酸痛难忍，时间似乎静止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漫长，一小时的时间感觉似乎过了一年一样，我感到右手臂由酸已转向麻木，这时刘亚东走过来看了一眼说：“手都变成紫色了”。由于这次长时间被上大背铐，导致王英霞右侧手臂被迫害致三级伤残，获得自由后，王英霞通过炼功，身体神奇般康复。
 酷刑演示：大背铐 |
老实能干的丈夫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离婚。家庭的破碎，加之妈妈一次次被绑架，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王英霞看到孩子有超出同龄人的成熟，她的心在滴血，她说：“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我愿意加倍弥补本属于孩子的那份母爱。”
 王英霞和他的儿子 |
以下是王英霞的自述。
修炼法轮大法，找到了生命的真谛
我叫王英霞，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出生，家住佳木斯市永红区十四委，曾从事个体运输业。我曾经是佛教居士，信仰佛教五年。期间，我阅读了许多佛教经典。我想作为佛法修炼，它不同于常人的学问，必定会有神奇的感应，可是我却从未感受到。现实生活中，当遇到名、利、情的诱惑时，往往随波逐流，把握不住自己。特别是面对改革开放，物欲横流的今天，真的是找不到一块净土。
一九九七年六月的一天，在母亲家里我遇到了姐姐，她告诉我最近炼了法轮功，挺好的。折磨了她近两年的病不见了，而且经常感到法轮在身体周围旋转。
听到姐姐的变化，我挺感兴趣。姐姐说：“你还是先看一看书吧。”我把宝书《转法轮》请到家里，三天时间看完了。我被书中的法理震撼了：我明白了生命存在的意义、修炼最终的目的、宇宙的结构、生命的来源……这就是我要找的啊！我马上告诉姐姐说：“你现在就教我炼功，一刻也不能等。”
修炼法轮大法后，我身心受益，胃病不治而愈，遇到矛盾宽容忍让，与人相处真诚善良，内心平静，神情清朗，活得充实。
二、上访遭绑架、勒索钱财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氏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对善良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为了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二零零零年六月下旬，我与法轮功学员王军，小刘一同去北京上访。火车上有很多便衣截访，我们三人故意买了一盒扑克，开始玩扑克，我们这一举动很成功，没有被中途带下车，顺利到达了北京。
在天安门广场正前方有一个法轮功学员打开横幅，立刻拥上一帮警察。广场上有一辆依维柯警车，还有很多便衣。王军拎着一个稍大一点的箱包，我和小刘各拎一个小包大步迈向广场中央，接近中央我们三人同时放下拎包，排成一行站好，我喊了一声：“炼”。我们三个人手举向额前，做炼功动作——头前抱轮。大约有两分钟时间有人拽我的胳膊，睁眼一看，眼前几个便衣推着我们指着前方的依维柯警车说：“上车吧。”
我们三个人被推上了警车，车里坐满了法轮功学员。我们被绑架到前门派出所，那里有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警察挨个盘问，警察问我：“你干啥来了？ ”我说：“上访来了。”警察说：“你不是想上访吗？那就把你的家庭、姓名、住址登记上吧。”我拿起笔填上了我的姓名，住址。
随后我被绑架到佳木斯驻北京办事处。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这里，与他们交流后知道自己上当了，警察问姓名，住址并不是真想让你上访，而是想把你遣送回当地。
几天后佳木斯建设派出所来了两名警察，其中一个叫王伟把我劫持回佳木斯，非法关押到佳木斯看守所。八天后我被放回家，事后得知丈夫被勒索三、四千元钱。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日，我与母亲和七、八名法轮功学员一起上了火车，去北京上访。中途被截下，在辽宁省锦州市派出所我们被搜了身，翻出了佳木斯至北京的火车票。两天后我们被佳木斯市公安局，永红分局和郊区分局，劫持回佳木斯市，非法关押到看守所。
十二月份的北方正值最寒冷的时节，看守所破旧不堪，十平方米的监室里关着三十多人，晚上睡觉只能侧身躺着。一天两顿饭，吃的是硬梆梆的窝头和漂着几片菜叶的汤，喝完汤，碗底有泥沙。
二十二天后，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被释放，回家后得知丈夫被勒索钱财。我追问花了多少钱，丈夫一字不说，我想应该是警察嘱咐的吧。
三、按指标抓人， 非法劳教
二零零二年春天，整个中原大地处于一片红色恐怖之中，据知情人透露中央政法委在全国范围内抓捕法轮功学员，佳木斯公安局“六一零”办公室下达抓捕五十名法轮功学员的指标。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在自家超市卖货，进来一位陌生男顾客，拿起一包瓜子转来转去，有点异样，不一会进来三个人，他们是新立派出所的警察，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开始乱翻东西，丈夫问到：“你们这是干什么？ ”其中一人说：“搜查法轮功资料。”丈夫是一个老实能干的人。每逢年节，包片民警总会来我家转一转，监视我，几年来丈夫一直承受着巨大压力。看着眼前这几名警察的无理之举，他默默地忍受着。
他们找到两盘炼功带和一盘真相录音带，他们当作证据，然后叫我跟他们走，我严词拒绝后，上来两名警察架着我胳膊强行把我绑架上了车，我被劫持到新立派出所。新立派出所的两名警察利用各种方式骗口供，我不配合。他们用另一种方式开始跟我聊一些修炼法轮功的事，借此他们断章取义地做成了所谓的笔录，让我在上面按手印，我拒绝后，他们就强行把我的手硬按到纸上。
我被劫持到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法轮功学员都不穿囚服，这里的男警察凶狠地打法轮功学员，然后强行穿上囚服。那一时期绑架了很多法轮功学员，原有监号不够用，又开了两个监号，人还是满满的，晚上睡觉都得立着身躺下。
我同法轮功学员张海霞一起绝食抗议非法关押，第三天，看守所高管教和几名刑事犯给我灌食，拿一支胶皮管子（有小手指粗）从我嘴里往胃里插，他们掐我的脖子，我憋得喘不上来气了，那种痛苦的滋味真是难以言表。
四、酷刑折磨：码坐、毒打、大背铐、野蛮灌食
我被非法劳教三年，劫持到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到劳教所不久，一天党校来人要给我们上课。早饭后，把我们十几名法轮功信仰留下来准备听课。当时大家都想我们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修炼法轮功没有错，不应该接受所谓的教育。以教导员祝铁红为首的几名恶警，对我们拳打脚踢，我们被反铐在了铁床上。为了抵制迫害，我们绝食。直到第二天晚上，我们才被放开。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
 酷刑演示：踢打 |
二零零二年十月份，为了抵制非法关押，我们拒绝穿劳教服，被恶警李秀锦强行穿囚服后反铐在铁床上。晚上反铐，白天正铐，强迫我们码坐在漆包线小凳上。凳子上布满了沟痕，时间一长屁股疼痛难忍。这样不分白天黑夜一铐就是十四天。张晓更、马翠红、张春芝被恶警用警棍打得遍体鳞伤，特别是下身青紫，躺在床上都不敢翻身。
 码坐用的漆包线小凳 |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地狱般的生活开始了，监狱来的警察陈镜唆使刑事犯把每个学员稍微长一点的头发三下两下剪下来，非常难看，这是对我们人格的侮辱，丑化法轮功学员的形像，我的头发被剪得象狗啃的。每天早五点至半夜十二点，恶警强迫我们码坐小凳，两只手放到膝盖上看污蔑法轮功光碟，对我们强制洗脑。晚上七点以后，如果有学员感到困倦闭一下眼睛，恶警就把就寝时间延长十分钟。大队长张小丹、监狱来的警察张镜和周丹逼迫法轮功学员念揭批文章，如不念就不让上厕所，还要拉出去让男恶警用警棍打。李秀锦用电棍电张立娥。
第二天我因不念诽谤文章，恶警队长王秀容似乎在用尽全身力气来打了我一个大耳光，在办公室让男恶警用警棍逼我念。几天后，周围的墙上贴了一圈污蔑法轮大法的标语。六十三岁的徐宏珍扯掉了两张标语，随后进来几名男女恶警，对她拳打脚踢后，拖走，后来徐宏珍说她的肋骨被踢坏了。这样持续半个月后，他们看到大法弟子们都坚持信仰，他们就用了毒刑“大背铐”，强迫写”决裂书”。张小丹给我上了“大背铐”，我只觉得胸口发闷，一阵恶心，满头大汗，接近休克状态，我实在承受不住了，违背自己的良心，泪流满面地抄写了一份不应该写的东西。
于海燕当即昏倒，王丽丽昏迷一夜。自从经历这场迫害后王东霞回家半年后离世，王凤君得了精神病，从劳教所直接转到精神病院。杨淑会当场被逼迫得了精神病，整天疯疯癫，抢别人的东西吃，几个月后保外就医。鹤岗李国珍迫害手臂致残，后被保外就医。双鸭山市孙淑杰精神失常。斑斑血泪，罄竹难书，这就是佳木斯劳教所的百分之百转化率真相
 酷刑演示：背铐 |
过了两天我内心痛悔万分，就向包夹要笔和纸准备写声明，她们不给，我只好口头声明被强迫写的东西作废。恶警高洁又给我上了“大背铐”，过了两、三个小时我感觉手脖子上的筋好象都要折了，我再次违心妥协。
二零零三年六月，为了抵制非法关押，我和张晓更绝食抗议，到第十二天他们给我进行鼻饲灌食，灌的是盐水加点牛奶，灌的恶心干呕吐不出来，好象胃都要吐出来，一阵一阵地抽搐。第二天，队长洪伟问我还吃不吃饭，我说不吃，她就指使恶警蒋佳男和刑事犯王杰给我上了大背铐，张晓更被洪伟用警棍打了一顿，我被大背铐铐在暖气管子上，逼迫我放弃绝食。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鼻饲） |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份，家里亲人担心我再遭受痛苦，找熟人花钱把我提前办了出来。
五、家庭破碎
大概是二零零二年七月份，一天我被警察带到办公室，办公室有两张桌子，对面一张桌子门边坐着两个穿着便装的男子，我丈夫也在旁边坐着，另一张桌周围坐着劳教所教导员于文斌等七八个警察。于文斌说：“他们是法院的。”对面那两个男子说：“我们是永红区法院的，你丈夫已经起诉要与你办理离婚手续。”
听到这话，我惊讶地不知所措，丈夫人很老实，平时在家很多事情都听我的，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决定。此时，我感觉有一种力量把我和丈夫间隔的越来越远。
我定了定神说：“如果你执意要与我离婚，就把孩子归我，你只给我十万元就行了。”丈夫说：“孩子不能归你。”我接着说：“既然孩子不给我，按法律你也得给我一部份财产吧。”丈夫答道：“没财产”。我真不敢相信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问：“家里那二十万呢？”他回答：“我做生意赔了，现在没钱了。”我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其中一定另有隐情。
这时法官说话了：“如果你肯放弃信仰，不炼了，那离婚的事可以有缓和的余地。”我马上明白了丈夫的用心，丈夫是承受不了压力，想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功。我心如刀绞，拿起笔在离婚协议书上写上了“同意离婚，一分不要”几个字。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哭着说：“将来你自己别太节俭了，该吃的吃，该穿的穿，别亏了自己。”丈夫眼里噙满了泪水，他努力克制着，不让眼泪流出来。这时两位法官，身体靠向椅子，惋惜地“哎呀”一声。
我每天以泪洗面，仅仅因为坚守良知，说真话，和睦温馨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中共邪党是多么的邪恶！儿子才十三岁，上小学五年级。想着别人家的孩子被父母百般呵护，儿子是那么小，他那脆弱的心灵怎能承受这样的打击！儿子孤寂的身影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他再也吃不到妈妈为他做的可口饭菜，妈妈再也不能在休息日领着他到公园游泳，想到这些，万箭穿心，我的心在滴血！
整整一周的时间，我从巨大的伤痛中渐渐走出来，我感到自己经历了死而复生的过程。
家庭的破碎，加之妈妈一次次被绑架，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当我获得自由，和孩子团聚时，我发现他没有同龄孩子身上的那种骄纵，在苦难中长大的儿子更加沉稳懂事了。他经常说：“妈，我这个习惯是小时候你给我养成的，那道菜也是小时候我愿意吃的。”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我愿意加倍弥补本属于孩子的那份母爱。
我的父亲已经六十五岁，因经受不住女儿深陷牢狱和离婚的双重打击，走路时精神恍惚被汽车撞伤三根肋骨，至今还留下后遗症。
六、酷刑大背铐，至右手三级伤残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四点左右，我拿着钥匙打开自家房门时，猛然见到一陌生男子，个头不高，三十左右，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往屋里拽我，我立即反抗与他扭打在一起，从四楼滚到三楼转弯处，他用右腿压住我，一只手拿出电话叫来人。
不一会来了两名恶警用一根绳子把我的两手捆住，把我推进屋里。一人说：“我是市国保大队的，我就是恶人榜上最恶的那个，我叫高东旭。”高东旭对我非法搜身，他摸到我的衣兜时，眼睛一亮，脱口而出：“钱”，拿出后一看是家政的卡片，一下泄气了。另外一名警察叫陈友德是市“六一零”成员，他们拿出纸和笔对我进行非法审讯：“你床底下有两个塑料袋子被你弄哪去了。”我说：“我没有你说的那两个袋子，只有一个装鞋的袋子。”他们又说：“你不说是不是？给你凑材料，就说有八张资料。”
我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四月十三日我开始绝食，三天后，我劫持到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
我被绑架到劳教所支队二楼一房间，我一眼看到有刘亚东、张晓丹、孙会等七八个恶警，我面前一张空铁床，张晓丹走过来熟练地拿起一个手铐，强迫我坐地上，把我的左手戴上一只手铐从前上方拽到后背，跨过铁床三角铁把我的右手扭向后背上方用力一提戴上另一只手铐，张晓丹回到床上象没事一样说说笑笑。
酷刑演示：大背铐 |
不一会功夫，我的手臂酸痛难忍，时间似乎静止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漫长，一小时的时间感觉似乎过了一年一样，我感到右手臂由酸已转向麻木，这时刘亚东走过来看了一眼说：“手都变成紫色了。”
然后叫来一所谓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苏亚娟，对她说：“你去帮她活动活动手。”表面上听着是关心的话，在这种酷刑过程中再去活动手，无异于雪上加霜，会更加疼痛，其真实目的是叫我承受不了尽快妥协。苏亚娟走到我面前看了看猛然转过身去，眼里含泪说：“我不干。”就走开了。 这时刘亚东自己亲自过来掰掰我的手，假惺惺地说：“给你活动活动。”
然后她又回到警察中间，若无其事的唠嗑。又过了近一小时，我的右手臂已经没有知觉，我心想决不能让她们肆无忌惮的迫害我，刚想完，刘亚东拿钥匙把械具打开了，打开后，她们让苏亚娟写了“五书”让我签字，我说：“我不能签，你们都把我手铐得不好使了。” 李秀锦恶狠狠地抓着我的右手用力按着，用她的手在“五书”上签下了我的名字。她们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欺上瞒下去邀功。
我继续绝食，加之在看守所里绝食三天，第五天，刘亚东、宏伟等四五名恶警，还有两个刑事犯，按着我的胳膊，抓着我的头发，扳着我的下颌，捏着我的两腮强行给我灌食。二十多天后我的两腮还疼。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
几天后我的右手开始浮肿一天比一天重，劳教所大夫用烤电理疗方式，给我理疗了半个月不见效，又要给我打点滴，我拒绝。她们就把我捆到床上强行打针，几天过去还是不见好转。一天队长王秀荣对我说：“你自己准备钱，咱们出所看病。”我说：“我的手不好使了，是你们劳教所造成的，我一分钱都不会出的。”
我的右手消肿后，手臂开始萎缩。一天，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我看见母亲在那里，母亲看着我的手，眼泪在眼圈里含着。父亲义正词严地说：“你们劳教所不是以教育，感化人为主吗？要是这样的话，抓完人直接送火葬场不是更痛快吗？ 现在我们人已经到这程度了，我要求放人，回家治疗。”大队长何强以及在场警察无言以对，只好说一些好话应付应付。
又过了几天，劳教所把我拉到医院，经两个医院共同鉴定后，定为三级伤残。
一天教导员于文斌找我谈话，说：“如果我们把你放回去，你能不能出去瞎折腾？” 我说：“只要你们今后取消大背铐，我不出去都行。”
二零零四年十月的一天，警察把我带到会见室，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干练、健壮的父亲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姐姐和妹妹搀扶在父亲的两侧，他的右腿象一根木头一样不能弯曲。我吃惊地问道：“咱爸咋地了。”妹妹说：“为你的事上火，劳教所迟迟不放人，父亲担心你的手残废了将来怎么办，而突发脑血栓。”听到这一席话，我备感心酸难过。
法轮功学员及时揭露迫害和家人的营救下，一年后，二零零五年四月下旬，我走出魔窟，提前两年回到家中。
七、姐姐为营救妹妹，遭绑架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晚，我与法轮功学员刘延常到同江市清河乡东宏村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当地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清河乡派出所所长吴红伟伙同多名恶警、村干部把我们绑架到清河乡，晚上十一点钟把我俩又绑架到同江市公安局。
在同江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陆文双、张好君对我俩分别进行非法审讯，我正告他：“你们是绑架，我不会配合你。”张好君一看这种情形马上换了一种方式，假装与我谈一些法轮功真相。我告诉他法轮功没有错，劝他不要助纣为虐。没有想到张好君断章取义地把我的话记录下来，作为给我罗织罪名的笔录，非法判刑的黑材料。
当晚恶警把我们劫持到同江看守所。第二天，看守所所长杨华逼迫我们照相、按手印。我拒绝后，又高又壮的杨华一巴掌把我打个趔趄。我刚站起来，杨华又一脚踢在我的肚子上，一下子把我踢出一米多远仰坐在地上，后背撞在办公室桌上。刘延常说：“你别这样打一个弱女子，有损你的形像，再说我们炼功人都是好人，也没犯什么法。”杨华这才住手了。
在看守所，我和刘延常都绝食反迫害，一个男刑事犯背我出去在私人诊所打了三天点滴。
同江看守所男监号和女监号在一个走廊里，女号只有我一个人，屋里两铺大炕相对，炕上一个薄被子，一个薄褥子，拎起来对着窗户一照都透亮，我穿着羽绒服和棉鞋睡觉，仍冻得瑟瑟发抖。屋子里空旷得吓人，偶尔有男犯人铁窗外走来走去。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七日，恶警把我和刘延常劫持到了抚远县法院非法开庭，我被非法判三年，刘延常四年半。
大约在二零零八年四月份，我的眼睛出现病状，这时看守所刘所长要我家人的联系方式，我告诉了我姐姐王英华的电话号。同江市看守所所长潘绍军给我姐姐打电话说：“你妹妹的眼睛快看不见了来一趟，给她看病。”
几天后，我姐姐、看守所副所长刘某和一个警察带我到抚远县二院做了CT检查，检查结果淋巴瘤。我姐姐把CT结果复印一份带到同江准备住一宿，再到同江公安局要人，要求回家治疗。
就在姐姐到达同江法轮功学员刘延伟家的当天，她们被同江市公安局绑架，姐姐身上的一千元钱被抢走。后来法轮功学员刘延伟被非法判刑六年半，至今还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姐姐在看守所，抗议非法关押，大喊“法轮大法好”近一个小时。后来冲进来四名恶警手持电棍说：“再喊就电你。”姐姐坦坦荡荡地说：“你们也有兄弟姐妹，这事摊在你们身上，你们会怎么做？ ”四名狱警无语，退了出去。
几天后同江公安局国保大队陆文双、张好君还有一名恶警来看守所，非法提审姐姐说：“你叫王英华，你们一共来几个人，来干什么，另外两人干啥去了。”姐姐说：“是你们同江打电话叫我来的，我妹妹病情非常严重，必须马上回去治疗。你们凭什么绑架我。”这几位办案人员根本不提看病的事，只是追问同姐姐一起来的法轮功学员下落。
陆文双，李好君等人看得不到想要的口供，起身便走，姐姐追出去说：“你们必须马上放我回去。”姐姐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姐夫无心打理家中开的饭店，赔了很多钱，跟姐姐离婚了。
自从我和姐姐被非法劳教后，身患疾病的父母无人照料，母亲以前的身体状况虽然不佳，但是还能够安排自己的生活，可是经历这一次打击后，母亲身体状况更糟了。
七、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零八年六月四日，我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九监区（集训监区）。它和十一监区也被称作“攻坚监区”，是专门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监区。我被强迫裸体检查，所有衣物细细查看，还强迫剪头。
我被劫持到四楼五号监室。同屋刑事犯赵铁霞（经济犯罪，无期徒刑），是整个监区犯人的头目，大家叫她监道长，除了警察，她有管犯人的权力。我刚走到监室门口，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地上摆着的一个很矮的塑料小凳子，赵铁霞说：“坐在那儿” 。我拒绝，马上一个包夹象个凶神恶煞般的说：“你以为这是你家呢？来这的人都得坐。”
当时天气很热，接近伏天。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开始码坐小凳一直到晚上九点，每天码坐接近十六个小时，我脚上还穿着半棉的旅游鞋，连续坐了几天也不让我换鞋，脚上被捂出血泡又疼又痒。我被强迫码坐在一块地砖范围内，一动不动，我不能与法轮功学员见面，走一步都有包夹监视。
 码坐 |
九监区副大队长普锐指使犯人赵铁霞强制我转化。赵铁霞找来邪悟人员吕岩、刘丽萍对我洗脑，失败后，狱警指使包夹丁霞严密监视我的一举一动，鸡蛋里挑骨头，对我进行栽赃，破口大骂。例如：我被身体和精神折磨得出现精神恍惚，一天早上起床时把别人的鞋穿在自己脚上了，赵铁霞破口大骂，说我是故意的，不要脸等等，极尽侮辱之能事。
这招不好使，又增加了一个包夹（吸毒抢劫犯，一米七二大个子），另一名包夹丁霞，一米七零，我被强迫码坐，左右一边一个包夹，两个人如果看见我腰没坐直，立马踢我的腰一脚，我的臀部磨出了茧子，腰部僵直疼痛难忍，分分秒秒都在煎熬。
我仍旧不转化，赵铁霞把我拉到监控照不到地方，用手背使劲打我的头部，她经常找一些借口对我大打出手。我的肩头，胳膊经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王队长说：“你们法轮功来一百个，玩一百个。”
我被折磨得精神恍惚，犹大王桂荣说：“这可是强制机关哪能让你挺过去吗。”一个刑事犯范某紧跟着说：“我给你一个现成的稿，抄一遍就行。”话落之时，我的眼前已经摆了四张纸，四张“四书”底稿，我拿起笔，抄了一遍“四书”。 赵铁霞满脸堆笑，虚情假意拿出两件衣服送给我，我拒绝收留。因为我写“四书”，她就可以得高分减刑了，狱警用减刑分，利诱刑事犯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充当他们的打手。
写完“四书”后，我的环境改变了，可以随便活动。渐渐地我清醒过来，马上要求纸笔写“声明”， 在我神志不清时写下的“四书”作废，赵铁霞不给。早上大家还没有起床时，我下床找了一张纸写了一个“严正声明”交给了赵铁霞。赵铁霞马上翻脸，踢过来一个小凳子强迫我码坐。
第二天，我被劫持九监区五楼监室，组长叫杜晓霞（职务犯罪，十五年徒刑），杜晓霞扔给我几本书让我承认邪教六大特征。两天后，我把邪教六大特征逐一否定：
第一、法轮功创始人李老师从未说过自己是神，也从来没有叫弟子们顶礼膜拜，天天象文化大革命一样举着小本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不存在教主崇拜。
第二、法轮功没有教堂，没有庙宇，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正常上下班，每天早上到公园里炼炼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有名册，非常自由，根本谈不上精神控制。
第三、所有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只需花十二元钱买一本《转法轮》，在家里用业余时间看看书，炼炼功就可以使已经患了癌症的病人重获新生，成为健康的人，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这样铁一般的事实，广大民众都是知道的。聚敛钱财一说又是从何谈起呢？最后杜晓霞无奈的说：“我们这个监区做不了你的工作，还有十一监区呢。”
我在监狱呆近一个月了，一天警察把我带到接见室，见了面没说上几句话，妹妹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哽咽着说：“你再回家时，能不能见到咱妈都不一定了。”妹妹话音刚落，我的眼泪象江河决堤奔涌而出。回到监舍后我泪流不止，眼睛红肿，屋里人面面相觑。
当晚一宿几乎没睡觉，想了很多很多。想到姐姐因营救我而被非法劳教。近十年迫害中父亲因去劳教所营救我身患重病，我离婚后母亲承受了重大打击，在生活帮助我很多很多，无论遇到世人的非议，还是亲朋好友的埋怨，始终同我站在一起，坚定地支持我，从未有过一句怨言，这次母亲的身体状况深深地触痛了我。想到这一切，我的心似乎有一把刀，在不停地切割着。
三个月后，我被转到十三监区，在那里我们每天被强制做奴工，装棉签，每天八九个小时。漫长的日子，艰苦的劳动让我感到麻木，劳累在我这里并算不上苦，为了早一天获得自由支撑那个支离破碎的家而去做奴工换取减期，那才是最伤人的痛。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我提前五个月回家。
八、串门被非法劳教两年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晚上七点钟，我到法轮功学员任淑贤家学法。七点二十分左右，门外有敲门声，我走到门前刚要开门，任淑贤示意我别开。敲门声变得急促，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我们是收卫生费的。”我们仍没开门，一个男士说：“我们是公安局的，快开门。”随后门外有人用重物击打门锁，十几分钟后门被砸开，十几名恶警破门而入，不出示任何证件开始非法抄家，翻了个底朝上。两名恶警架着我下了楼，上了警车，屈玉杰处于休克状态，被抬下楼，我们被劫持到建设派出所。一同被绑架的有法轮功学员任淑贤和张立民，我们被绑架到派出所不久，法轮功学员项晓波和张淑华也被劫持来。这个房间只有八、九平方米，靠墙有两个长条椅子，我们几个人坐着，半躺着挨过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钟，十多个恶警把我们带上依维柯警车，车上还有赵娟，刘丽杰，崔秀云等法轮功学员。到佳木斯第五临床医院强行给我们检查身体，我们抵制非法体检，恶警连拉带拽强行给我们做了心电、X光透视、量血压等。在看守所里每天两顿钣，吃的是邦邦硬的窝头和只有几片菜叶的白菜汤。
十月十日早上五点钟左右，看守所恶警把我们叫醒，叫我们准备好一会走。张淑英，任淑贤坐在地上不走，刘丽杰喊“法轮大法好”，她被抬出去，我的心情无比消沉地跟着走了出来。
我们被劫持到哈尔滨戒毒所，张淑英不下车，建设派出所一女协警从车上象拽麻袋一样，使劲把她拖下车。我、刘丽杰和张淑英拒不配合，被恶警从车上一个一个抬上劳教所三楼，强行体检。在抬上楼的过程中我大喊：“法轮大法好”，张淑英喊：“抵制非法劳教”，我们被非法批两年劳教，包括：项晓波、刘丽杰、赵娟、崔秀云、张淑英、任淑贤。
晚上，我们被劫持到劳教所三楼转化大队。我、项晓波和崔秀云被非法关到北侧的一个房间里，又阴又冷，地上有三个小凳，恶警王海英恐吓我们：“你们三个都坐小凳，现在形式你们也知道，全国都是洗脑班，改造不好，回家那天也得进学习班（洗脑班）。” 她是哈尔滨戒毒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急先锋，曾到佳木斯劳教所和伊春洗脑班学习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
我们三个人都穿着单衣服，住的房间是阴面，劳教所没有供热，外面觉得很冷，我们的外衣被恶警以有纽扣和拉锁为由，拿走了。项晓波穿得最少，冻得直哆嗦，要了几次衣服都没给。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她们把项晓波带走几个小时，回来后她告诉我说：“她们强迫我签三书，我不签。”
项晓波绝食抗议，两天后项晓波被调到南侧单间，崔秀云也被调到南侧，这样我们七个人被单独隔离，项晓波绝食过程中出现胃炎和十二指肠溃疡的症状，劳教给项晓波打了一个月点滴，稍有好转马上强迫她坐小凳到半夜十二点钟，早上五点起床，不许她随便离开指定位置。
恶警冯远会说：“你们经文里不是说不参与政治吗？那你们发《九评》不是参与政治吗？ ”我说：“我们师父说了，政治如果能讲清真相，政治如果能揭露邪恶，政治如果能救度众生，那我们堂堂正正的利用政治吧！ ”
第二天，教导员吕培红与我闲聊，话锋一转：“比你正念强的有的是，都转化了，你也不例外。”
一天恶恶警王海英说：“你思想中的东西我们拿不走，你就背一下劳教人员行为规范，最起码得遵守纪律吧。”到了晚上也不让我睡觉，她还说：“你一个小时背一条，我们一宿都有人陪你。”言外之意不背就一宿别睡觉。当时我身心疲劳，颈椎疼痛，想早点睡觉，就背了五条。
第二天，我不背了。王海英恶狠狠地说：“不背就站着”。她把小凳拿走，她们刚走我就蹲在了地上。王海英和路愽雅气急败坏地冲进来把我的鞋扒下来，我顺势坐在了地上。她俩说：“把鞋穿上跟我走。”不一会把我带到了一个很大的空屋里，靠西面墙有几张办公桌。屋里有七、八个摄像头，空旷得吓人。王海英把我领到摄像头下方，强迫我把鞋脱掉，然后把鞋拿到门口就走了。我光着脚站在冰冷的地砖上，当时是十月末，没暖气。脚底凉透了，我就坐在了地上，过了约一个小时浑身凉透了。我侧身躺在地上想缓解一下刺骨的凉意。
没过一分钟路愽雅冲了进来，一下就把我拽起来，大喊：“你想躺着就躺着、你想坐着就坐着，这是你家呀！你给我坐好了。”喊完就走了。我想今天就豁出去了，我坐在地砖上一动不动，又过了大约一小时，恶警史静雪进来，假惺惺地说：“谁让你坐地上的，你的鞋呢？”我说：“在门口呢。”她说：“去穿上吧”。我心里想该让我回屋里去了，只听史静雪说：“再回原地站着。”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才让我就寝。
第二天，我被强迫早上五点起床，码坐坐小凳到半夜十二点，屋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明白他们的意图，他们想通过让我长期码坐小凳的虐待方式，达到身体承受不住，加之忍耐的寂寞，来摧毁我的意志。几天后王海英说：“不转化，二年劳教可以加期一年，不背劳教人员行为规范，即使不按年加期也得按月加期。”
一天队长钟井川值班时对我说：“你还记得佳木斯劳教所吧。”言外之意用酷刑来威胁，然后又说：“看来你还挺精神的，十二点不行、就延长在一点。”一个半月过去了，恶警张玉书气呼呼地说：“你天天坐到十二点，给我们心里添堵，你说你是不是觉得很寂寞，是不是想找个人说话啊，到底是不是？”她的一番话验证了我之前的推断。
三个月后，我被劫持到五、六个人一屋的监室里。几天后，劳教所给要照相做胸卡，我说：“我是非法劳教，决不能承认自己是劳教人员，这个相我不照。”说完把脸转向墙，孙队长没给我照就过去了。
参加劳动的劳教人员，做完奴工后不能上床，必须在床边坐小凳直到晚饭洗漱后才能上床，几天后我自己到床上坐着，我说：“我坐了三个月小凳腰部疼痛，不能坐小凳。”半个月后，路愽雅指使小警察强迫我坐小凳，我拒绝。
二零一三年五月份，由于长期的精神压抑和营养不良，我得了心脏病，晚上我呼吸很困难，心律常常达到一百多次，必须打开窗户通风，上半夜一直到早上都无法入睡，因上访被劳教的郎九龄对警察赵小雨说：“王英霞晚上睡觉犯病时，脸色都发青，可吓人了。”恶警张春景说：“王英霞晚上不睡觉，老找事。”教导员刘茗说我是装病，她们简直人性全无。
六月初，劳教说刁大夫建议我打点滴治疗，被我拒绝，又劝我吃药，我说：“是药三分毒，我不吃。”之后我就开始炼功，几天后心脏病状态消失，恶警刘茗看见我炼功就敲门阻止我炼功。
二零一三年七月份，劳教所面临解体，劳教所近两年调来一批新警察，多数是学医的，我想我们每天都面对她们，应该让她们了解法轮功真相。我开始写劝善信，我把第一封信交给警察李彤后，她看完给了路愽雅。晚上路愽雅值班时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不要再写了，如果你要觉得无所谓，我就把你信当你面撕掉。你写完轻松了，我们痛苦。”
第二天晚上，路愽雅值班坐岗，我找到她还没等我说话呢，路愽雅大声说：“你还想把谁逼疯啊。”说完从电脑桌上，把那封信抽出来，摔到桌子上。说：“你看你的信放这了，我这不是帮你完成你的心愿了吗？”
我继续写劝善信送给警察王景研、赵小雨、仓静等共十二封信、到了八月下旬劳教所没剩几个人，三楼只有我、任淑贤、赵娟和张淑英四个人，劳教所以没写“三书”为由不放我们，我们四人开始绝食反迫害，我给大队长、所长写劝善信，哪个警察也不给我往上交。
一天，我把写给所长的劝善信放到床边，目的是让值班警察拿走给教导员刘茗看，值班警察真的把信交给了刘茗，不一会我听到刘茗把信撕得很响。我躺在床上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眼泪止不住地流，那九页劝善信我整整写了四、五个小时。我想让她了解一下法轮功真相，将功补过，在未来的大淘汰中能留下来。善恶有报是天理，四天后刘茗值班，在卫生间门口，我看到刘茗手臂缠了很长一段白纱布，我问道：“你的胳膊咋的了。”她说：“烫了”。
二零一三年九月五日，我离开劳教所，获得自由。在这前几天，佳木斯向阳区政法委“六一零”办公室不法人员要挾我儿子写“保证”， 看住我，不让我与法轮功学员来往。
十五年来，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法轮功学员在全世界范围里揭露邪恶谎言，讲清事实真相，使众生世人觉醒，同时也感动了世人，劳动制度的解体也预示了这场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走向没落。
文革结束后，为了平民愤，八百多名警察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对家属说因公殉职。奉劝那些还在被中共利用，参与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人员赶紧收手，别再成为中共卸磨杀驴的牺牲品。快看看《九评共产党》一书，认清中共邪恶的本质，退出党团队，善待法轮功学员，将功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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