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在三个监狱解体迫害的经历
一、在铁北监狱，同修们整体配合解体迫害
我于二零零五年二月三日被劫持到长春铁北监狱第五监区，当时五监区共有五名法轮功学员，有两名学员做的很好，我公开在监区宿舍洗脸室炼功，监区犯人负责人制止我，不让我炼，我继续炼。
监区管理犯人对我拳打脚踢，我仍然继续炼，管理犯人报告给监区姓姜教导员，姜某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不许你炼功，这是监狱，不是你家。”我说：“我们法轮功不是罪犯，是好人，你不要把我和罪犯混为一谈。希望你不要迫害大法弟子，这样对你没有好处。”他说：“我不听你那套，你再炼，我就收拾你。”我说：“只要你没打死我，我就一炼到底。”
就这样，我每天都到宿舍的洗脸室炼动功，晚上在铺位上炼静功。监区管理犯人把我炼功的事报告监区大队长王某，王某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不许你炼功，你再炼功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把你押入小号，让你在小号里……”在他说话时，我不断对他发正念，王某背后邪恶因素被灭掉了，这时我对他说：“只要你没打死我，我就一炼到底。”他一看我特别坚决，马上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你可以在晚上睡觉时坐起来十来分钟。”我说：“我坐起来不炼功不行。” 姜某马上补充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王大队长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还非得把话给你说明白不可吗？”我说：“那好吧。”王某接着说：“我这已经向你妥协了，在监狱这么多年，这可是头一次呀。”
就这样，我公开在铺位上炼静功，在劳动现场洗脸室炼动功。管理犯人制止我时，我告诉他们是王某同意的，他们向王某报告，王某什么也没说，他们也就不管我炼功了。后来，我公开看师父的经文，管理犯人知道大队长和教导员都不管我，他们也就自然不管了。
二零零五年底，铁北监狱开始强制转化，每个监区都有转化名额，我们监区的转化对像是王某某，监区大队长和教导员每天都找他谈话，威胁恐吓，甚至要殴打他。第三天晚上他回来很晚，他找到我说：“精神压力太大了，已经到了极限了，再这样下去可能受不了了。”我听了他的一番话，我意识到该同修的正念已经不足了，再这样迫害下去，有可能被所谓的“转化”。迫害他就等于迫害我，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应该站出来，帮助同修闯过这一关。我跟同修说：“明天你不用去了，我替你去。”王某某说：“那能行吗？”我说：“你放心吧，保证能行。”
我在第二天出工的早上直接来到王大队长的办公室，王大队长当时一愣，他说：“你怎么来了呢？”我说：“你不是要转化王某某吗？你别转化他了，你转化我吧。”王大队长说：“转化你也行。”就这样经过一上午我和王大队长的正面交锋，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他说话时，我就不断的对他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我，正念越来越足，当把控制他的背后邪恶因素灭掉后，他放弃了对我的所谓转化。他对我说：“你不是我的转化对像，你回去吧。”就这样，邪恶在我们所在监区转化的计划破灭了。我和其它监区的同修沟通得知，只有极少数同修在这次迫害中被所谓转化了。
二零零六年一月，我和其他两名同修有幸得到《九评共产党》一书，我们三个人把书拆开分成九本，每一评为一本书，开始广泛向犯人作“三退”，并把书给犯人看。我们监区的犯人百分之六十以上“三退”了，监区的环境大有好转，不只是我们监区，其它监区的同修也都在做“三退”。通过大面积的向犯人作“三退”，犯人们绝大多数明白了真相。邪恶再想利用犯人对法轮功学员迫害已经不可能了。邪恶知道在铁北监狱关押法轮功学员已经没有意义了，于是，在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开始对铁北监狱没有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集体转监，分别转到四平监狱、公主岭监狱、吉林第二监狱。
就这样，大法弟子通过整体配合彻底解体了迫害大法弟子的魔窝——铁北监狱。
二、在四平监狱，跌倒爬起，整体配合再次解体迫害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和其他六名同修从铁北监狱转到四平监狱，我被分到四监区，当时四监区有十来名法轮功学员，他们每天被强迫出工参加劳动。我来到四监区后拒绝出工，拒绝参加生产劳动，监区长李军多次找我谈话，让我出工劳动，我说：“我们法轮功学员不是犯人，没有罪，另外我身体还不好，所以，我既不出工，也不参加生产劳动。”他想迫害我，又找不到迫害的理由，这样，我每天都在宿舍里呆着。我找同修交流，让他们不要配合邪恶参加生产劳动，他们怕心很重。有一个同修杨某某，因为没有完成生产任务，被恶警用电棍电完后押入小号关禁闭迫害二十多天。这些同修怕心重，整体配合不好，造成环境非常邪恶。
二零零六年五月，四平监狱被吉林省六一零定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基地”。这时把法轮功学员都集中到一个监区，成立第十监区，也叫教育监区。省六一零和省劳改局对转化法轮功学员有特殊政策，即每转化一名法轮功学员，参加转化的犯人每人奖励六十分（当时是四百二十分减二年刑期，六十分减一百零四天刑期），参加转化的警察每人奖励五千元现金。并且上面还有口头指示，只要能转化法轮功学员，使用什么办法都可以，而且还有死亡指标。
在这种暴利的诱惑下，恶警和犯人开始了疯狂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那时教育监区宿舍在一楼，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把一楼的窗户用窗帘拉上，害怕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被人看见。法轮功学员每天就在住宿的过道中间坐着小板凳，前后都有包夹犯人看着，每天强迫法轮功学员看污蔑大法的录像及天安门自焚等。不看录像时，就有“犹大”金明、王志强、蔡科等人在前面读一些邪悟的文章。
一楼洗漱的地方中间用隔离板隔开，靠墙里边的一半是用于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另一半用于洗漱。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洗脸、吃饭，六点多开始洗脑，到晚上九点结束。每天要求法轮功学员写思想汇报，每个宿舍都有犯人头目负责转化。犯人头每天都要向负责本宿舍的恶警汇报。在恶警的指挥下，犯人头每天都要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帮助”，即把法轮功学员带到洗漱的隔离板里边，由十多个包夹犯人对一个法轮功学员拳打脚踢，用棒子打，用鞭子抽。当时监区规定，不准法轮功学员互相说话，不准法轮功学员传换物品，就是法轮功学员互相瞅一眼，也被犯人视为互相传递信息，也要遭受犯人的毒打。法轮功学员上厕所，有包夹犯人前后左右把法轮功学员夹在中间，美其名曰“保护你”，给法轮功学员限定蹲茅厕时间不得超过五分钟，有时犯人负责人不高兴时不允许法轮功学员上厕所，大法弟子高维喜都七十多岁了，不让上厕所，憋不住拉裤子里了。
犯人毒打法轮功学员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这些犯人把你围在中间，他们从四面八方向你身体各个部位进行拳打脚踢，你被折磨的喘不过气来。第二种，让你坐在木凳上，用木板击打你脖子以下各个部位，有时用拳头击打你的脸。第三种，把你的上身衣服扒光，两个犯人把你的胳膊向后背，让你整个人脸朝下趴在地上，用鞭子抽打你的后背，用脚踢你的后背。鞭子是用铝线编成的辫子，把你的后背抽得血肉模糊。
我本人多次被张铁龙、李军、韩景军、陆晏峰、王国祥等恶人拉到洗漱间隔离板里面，被他们毒打，亲身体验了他们这几种迫害方法，我被打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肋条被踢断好几根，走路都得扶墙走，犯人李军说：“你走路都不好好走，真能癫。”
当时监区犯人的主要负责人叫张铁龙，主要打手有韩景军、李军、陆晏峰、杨喜臣、王国祥、陈闯等。监区长：尹晓东，教导员：耿占才，恶警：郝玉琳、杨铁军、武铁、李海峰等。
那时的环境极其邪恶，空气的微粒中都渗透着邪恶因素，就连犯人的语言都邪恶至极。在残酷的暴力下，大多数同修承受不住写了“五书”。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同修没有写，没写的编成第一小队，被恶警们称为严管队，那些写完“五书”的被编成二、三、四队，一共分成四个小队。
为了进一步迫害，监区长尹晓东，教导员耿占才，恶警郝玉琳、杨铁军等亲自上阵，把我们这几个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带到四平监狱的接见室的楼上二楼，每个人一个房间，他们分别做我们每个人的转化。“犹大”金明、王志强、蔡科等疯狂地念着攻击大法的文章，犯人打手每天都对我们进行毒打，邪恶的教导员耿占才说：“你们这几个人能改变这个环境吗？你们改变不了，就只能适应这个环境，那你们只能转化。”我们这几个人由于长期受到心理上、肉体上的迫害，在怕心的驱使下，正念越来越不足，最后也违心的写了“五书”。
我们这几个人中，受到迫害最严重的是梁振兴，当时他已经绝食一百二十多天，不能走路，犯人用担架把他抬到接见室二楼，每天给他洗脑。他们不顾梁振兴的死活，就这样的身体还毒打他。经常毒打梁振兴的犯人是韩景军、彦德权等坏人。梁振兴的内脏都被打坏了，身体被折磨的已经不行了，四平监狱的恶警为逃脱责任，把梁振兴转到公主岭监狱。
二零零七年四月，监狱又开始了第二轮对我们的迫害，以让法轮功学员出外散散心为由，逼迫法轮功学员出工参加生产劳动。开始没有生产任务，后来产品销售到市场，监狱和监区都有了收益，恶警个人也得到实惠，在利益的驱使下，给法轮功学员下达了生产任务，完不成生产任务的就要遭到犯人的毒打。大法弟子董凤山就是因为完不成生产任务被邪恶的犯人陆晏峰、于凤武、王国祥等坏人活活打死。
同修被迫害致死，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我暗地里和几个同修沟通，不能总这样消沉下去，应该去掉怕心，大家站出来进行反迫害。可是由于迫害太严重了，没有人敢站出来，我由于和同修沟通，被邪恶犯人韩景军、杨喜臣毒打两次，脸被打变形，眼睛被打红肿充血，被打聋。在这种极其邪恶的环境下，我不断的背法：“作为大法弟子，坚定正念是绝不可动摇的，因为你们更新的生命就是在正法中形成的。”[1]不断的去掉怕心，我冒着再次被坏人毒打甚至被打死的危险，找到监区长周继佳，我说：“我今天找你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我的同修董凤山被坏人打死的事。”他说：“这已经不是公开的秘密了。”我说：“难道董凤山的死，你们就一点责任没有吗？”他说：“我们也受到了牵连。”我说：“我在法制频道看到了‘躲猫猫’事件，四川省一个县的看守所里，一个新进来的犯罪嫌疑人被号里的另一个犯罪嫌疑人只打了一拳就打死了，这件事在网上曝光后，那个县的公安局主抓看守所的副局长，主抓安全的看守所副所长，负责那个号的管教都被扒了皮，判了刑，监狱犯人打死人和看守所犯罪嫌疑人打死人有什么两样？难道你们在这件事情上就一点责任都不担当吗？”
监区长听我这么一说，非常害怕，他答非所问地说：“打死人的犯人关起来了，等待处理。”接着忙问我说：“怎么就你自己来找？那些人怎么没来找？”我说：“他们怕被打死不敢来，我也是刚被韩景军等毒打两次，今天冒着再一次被毒打，甚至被打死的危险来找你的，如果你现在再不制止犯人毒打法轮功学员，以后会有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打死。”他马上说：“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后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了。”我说：“你拿什么保证？”他说：“我可以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以后不许再打人。你回去可以和你们同修说，就说我说的，以后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接着他又问我说：“你现在对法轮功有什么认识？”我说：“我通过炼法轮功去掉了很多恶习，我原来有很严重的胃病，通过炼法轮功治好了，我是一个炼功受益者，所以我不能忘本。以前暴力强迫下所写的‘五书’是被迫的，不是真的，当然我要继续修炼了。”他说：“你不放弃信仰可以，但不要炼功，你炼功我给你加戴刑具。”就这样，我在口头上正式向他提出了不放弃信仰，继续修炼。
我从监区长办公室回来后，和同修们谈了我和监区长的谈话内容，同修们深受鼓舞，在那种邪恶的环境下，能有这样的谈话结果，也是不容易的，大家都互相鼓励，要多学法，去掉怕心，走好以后的路。
二零零九年五月初，恶警郝玉琳找我谈话，说要给我做减刑两年的材料，让我写“五书”作减刑依据的材料。我说：“我不减刑，因为我不认罪（注：修炼大法没有犯罪，根本就不应该被关押），不但不写‘五书’，我要写‘严正声明’，以前在暴力强迫下所写的‘五书’作废。”就这样，我把“不减刑原因”和“严正声明”一起交到监区。恶警郝玉琳恼羞成怒指使犯人负责人王庆园对我进行严管。
二零一零年秋季，一天中午吃饭时，一个延边朝族犯人以大法弟子于连河不听话为由，对于连河大打出手，于连河在送往四平医院的途中死亡，当时恶警郝玉琳向上级汇报说是两个人打仗打死的，并让此朝族犯人用自残的方式把头撞了一个大口子，说是大法弟子于连河打的，妄图造假来掩盖朝族犯人迫害死法轮功学员于连河的罪行。
当时在号里吃饭的人都看到了实际情况，监狱和四平检察院来调查此事时，我把此事揭露出来，并向他们反映了法轮功学员经常被犯人毒打的情况，以致造成两名法轮功学员被打死，如不制止，以后还会有此类事情发生。他们立即把我反映的情况和十监区教导员周继佳取得联系。周继佳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满脸不高兴的对我说：“有什么事情不要向上面反映，跟我说，我给你解决。”我说：“上次董凤山被打死，你已向我做了口头保证，以后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可现在又打死一名法轮功学员于连河，我不向上面反映以后会有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打死。他说：“你让我怎么办？”我说：“你以监区长的名义制定本监区的规章制度，犯人不准以任何理由羞辱和殴打法轮功学员，违者罚分和押小号处理。”他说：“我马上办。”他很快召开了全监区犯人大会，在会上他宣布：“犯人不准以任何理由羞辱和殴打法轮功学员，违者罚分和押小号处理。”
从这以后，法轮功学员被犯人毒打的事情就很少了。可是邪恶的因素还是不少，恶警每个月都要不定期翻号，那时我们所在的小队的同修的经文都不敢自己保管，为了减少同修的压力，把同修的经文都集中到我一个人手里，我顶着压力把经文藏好，并鼓励同修晚上可以拿出来偷着看。同修想看，我就在晚上临休息前送到同修的手里。第二天早上同修再给我拿回来，我再藏好。有好几次差点就被恶警翻去，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才安然无恙。
同修们通过学法，逐渐去了怕心，很多同修都写了声明，表示在暴力下所写“五书”作废，继续修炼。并且整体上开始讲真相，指出共产邪党历次运动都是迫害好人，犯人只是共产邪党利用的工具，如再继续替共产邪党卖命不会有好下场的，并劝其“三退”。很多犯人明白了真相，同意“三退”。即使没有“三退”的犯人，也表示不再替共产邪党效力了。这样，四平监狱利用包夹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如同虚设，根本什么作用都不起了。
邪恶已经看到了要想再向以前那样迫害法轮功学员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在二零一三年八月六日，把四平监狱所有法轮功学员转监到公主岭监狱。就这样，在四平监狱的大法弟子，跌倒爬起，整体配合，解体了四平监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
三、走出公主岭监狱
我二零一三年八月六日从四平监狱转监到公主岭监狱六监区，被分到二区队，当时的大队长是刘兵，教导员是李哲，改造干事叫武国栋，中队长叫杨桦屹。刚到这，我就被教导员李哲找去问话，他说：“你来到这得参加生产劳动，早点减刑回家。”我说：“我没有罪，不参加生产劳动，不减刑。”他说：“在这个监区谁都得参加生产劳动，谁不劳动都不行。”
公主岭监狱六监区是吉林省劳改系统的样板监区，这个监区要求每个犯人手里都有活，谁不干都不行，监区实行零管理，即号里一个人都不留，早上五点多出工，晚上五点多收工，强迫法轮功学员参加生产劳动。这个监区为了增加生产劳动时间，每天上午、中午、下午放一遍茅，每次放茅时间为半小时左右，放茅时间以外要想再上厕所，必须有本人写申请经警察签字才允许去。许多犯人因完不成生产任务，经常被警察打，电棍电，甚至押入严管。犯人因心理压力过大，经常有自杀的。
我来到二区队后，犯人负责人给我安排了活，我不干，他就把我不干活的事报告中队长杨桦屹，杨桦屹找到我，问我为什么不干活，我说：“我炼法轮功没有罪，我也不认罪，我既不要分，也不减刑。”他听我这么一说，他说：“你愿意干就干点，不愿意干就不干。”
二零一三年十月，我妻子来接见我时，教导员李哲亲自领我上接见室，他让我妻子“做我工作”，让我减刑回家，我妻子不可能站在他的一边，从此李哲不让我接见，不让我打电话，我找他说理，凭什么不让我接见，不让我打电话？他说：“狱政科有规定，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需当地六一零开介绍信才允许接见。”
我到公主岭监狱一年多没有接见，没有打电话，一次偶然的机会，狱侦科沈科长找我谈话，他问我现在还信不信法轮功？我说：“我坚信不疑。”他又问我炼不炼功？我说：“炼不了功，因为有互包组其他犯人看着。”他说：“你得按照监狱管理制度去做，不然我们管理部门也不好办……”我说：“我向你反映一个问题，我从四平监狱转到公主岭监狱有一年多没有见家人和打电话了。监狱不让接见和打电话，严重侵犯人权。”他说：“你不转化，要想接见，你家必须上当地六一零开介绍信才能接见。”我说：“我在别的监狱都让我见，这个监狱怎么这么不讲理？”他说：“你在四平监狱让接见吗？”我说：“我在铁北监狱、四平监狱都让接见。希望你把我说的情况向监狱反映反映，这是严重侵犯人权。”他说啊：“好吧，我把你反映的情况向监狱长汇报，你等消息吧。”后来不长时间，中队长杨桦屹找我给家打电话，告诉家人可以接见了。
监区每个月都要求犯人在“罪犯考核登记表”上签字，“罪犯安全生产责任书”上签字。管理犯人让我签字，我拒签，我告诉他，我不是罪犯，所以我不能签字。他又不能代签，就把我不签字反映到监区，监区大队长刘兵，教导员宗明军都不管此事，从此以后，需要犯人签字的事，管理犯人再也不找我了。
大队长刘兵，教导员宗明军多次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让我减刑回家吧。我说：“这些年我一直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我如果要奔减刑回家，现在都回家好几年了，所以我不能为了减刑放弃自己的信仰。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初，教导员宗明军突然找我，让我减刑回家，我告诉他：我不减。他就让管教韩孝军所谓“做工作”，韩孝军亲自拟定了“五书”让我抄。我不抄。他说：“你不抄，那这样吧，你把内容抄写下来，你的名不用你签，我签你的名字，不算你写的，就算我写的。”我再一次拒绝了他。后来教导员宗明军在教育科找到了我在四平监狱强迫所写“五书”作为我减刑的依据，给我报了减刑。
这件事过后，我认真查找自己，有要回家的心，不想再承受了，被邪恶钻了空子，于是，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我立即写了“严正声明”，声明减刑所用的主要依据是我在四平监狱期间，在暴力强迫下所写“五书”，已在四平监狱向监狱领导声明作废了。现在你们把已经作废的“五书”作为减刑的主要依据，那我只能再一次向你们郑重声明，我减刑的一切材料都不符合法轮大法的要求，全部作废，我对法轮大法的信仰永远不变，特此声明。我把“严正声明”交给了中队长杨桦屹。
尽管我交了“严正声明”，他们也执意让我减刑回家。之后，我就利用没回家这段时间向犯人做“三退”，尽管同意“三退”的不多，也算有所收获，有十来个犯人同意“三退”。
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当地六一零来了四个人接我，让我坐他们的车说送我回家。我知道这是邪恶在骗我，想把我送到当地办的洗脑班对我進行迫害。我说：“我不可能上你的车，我妻子带着车在监狱外面等着我呢。”他又说：“你坐我的车，我把你送到监狱外面，你再坐你妻子的车。”我说：“我绝不上你的车。”他又说：“你不坐我的车，你出不了监狱的大门。”我说：“你们可以走着送我出监狱的大门。”我说着就往监狱的大门外走，他们就像受我指挥一样，跟在我的后面向监狱大门外走。我走到监狱大门的外边，我妻子和同修们正在焦急的等着我。我妻子一把把我拽过去，拉着我的手上了车。
就这样，我踏上了回家的路。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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