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药店职工水雪芳所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明慧网通讯员宁夏报道）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水雪芳修炼法轮功后获得了健康，在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后，多次遭受的迫害，在银川市看守所、宁夏女子劳教所遭奴役，长期被监控、骚扰，家人被歧视。

下面是水雪芳女士自述她的遭遇：

我叫水雪芳，今年五十七岁，原来是宁夏银川市新城药材公司新城大药店职工。我十六七岁就得了甲减，一直服用含碘食物，因长期服用碘又得了皮肤病，二十八、九岁开始时常起风疹，医院诊断为荨麻疹，每当遇热受凉就起的一片一片的，挠一下就痒的要命，手不能碰凉水，严重的时候肿的眼睛都睁不开。从一九九零年开始吃药，连续吃了六、七年。因为长期服药，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造成五脏六腑都不舒服。服药有很多禁忌，不能吃肉类蛋类、鱼虾，又造成胃疼胃酸、贫血、头晕、乏力，精神不振，老想睡觉。还时常腰疼，弯下腰起不来，立起来弯不下腰。

因为身体不好，脾气也暴躁，丈夫不理解不忍让，所以我俩经常吵架，和婆婆关系也不好；在单位和同事有矛盾吵架吵急了就动手（曾打过两个同事）。那时，我对生活没有一点信心了，但是因为孩子还小，自己的任务还没完成，就只能痛苦的煎熬着。

一九九八年二月，一个了解法轮功的朋友看我皮肤病严重，就推荐说：法轮功祛病健身很好，给你《转法轮》这本书你看看，这本书很好。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反复看了三遍《转法轮》之后，我身体的所有病症就消失，我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后来我辗转找到银川市新城（现在更名为金凤区）三角公园的炼功点。这样就同时学法炼功，开始修炼了。

修炼后，我按“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中不计较得失，不和别人争斗，工作认真，吃苦耐劳；能忍让了，对以前打同事的事很内疚很后悔，想给对方道歉，但因单位改制，她们都调走找不到了；别人即使对我不好也不怀恨在心了。因为我的忍让，家庭也和睦了，我对婆婆、对丈夫也不气恨了；对利益也看淡了。丈夫看到我身心的变化，对大法很认可，每到学法的时间，丈夫主动提醒我，让我赶快去。

一、说真话被绑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突然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三角公园炼功点的人遭警察驱散，学法点也停了。二零零零年三月，要开“两会”了，我就想到北京去找参会的人大代表，给他们说说我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经历，让他们给国家最高领导人反映真实情况，停止污蔑法轮功、还我们师父清白，给我们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

三月一日，我和本地一个同修结伴到了北京。三月四日，在魏公村一个旅馆里，我们三个宁夏同修半夜被万寿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到万寿派出所拘禁。当时关押在派出所的宁夏法轮功学员有六七个，不分男女关在一间房里，由警察轮流看守。关了几个小时后，有人提出要上厕所，看守的警察就把我们不上厕所的人带到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用铁栅栏隔成了里外两部分。这个房间的地面积了一层尿液，明晃晃的，人进出用砖头垫着踩来踩去，无比臊臭。警察让我们把这个房间的尿液清理掉，我们六七个人就用簸箕、桶子、拖把、报纸连舀带拖，把地面打扫干净了。非法关押期间，警察提审我好几次，提审时警察还污蔑大法、污蔑我师父。

六日，派出所警察将我们所有人押到宁夏驻京办事处。他们通知了宁夏公安部门，由宁夏银川市的警察把我们抓回来送到新城公安分局，随后又送到银川市看守所。在看守所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半，期间，我丈夫请客送礼花了一万多元钱。我被非法关押四十多天后，办了（所外执行）回了家。

二、在银川市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我被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期间，每天被逼迫干劳工。看守所从外面用大车拉来残破的轮胎片之类的，这些胶片里有尼纶线绳。我们要把里面的尼纶线绳从胶片里拽出来，废胶、线绳再回收，看守所把这活叫撕胶，每天每人分一堆。废胶里的线绳和胶粘的非常严密，没有任何工具，就靠手使劲往外拽线绳，经常用牙才能把线拽出来，全身都得用力。

我干到第二天手上就有勒痕、牙也开始酸疼。有的人大拇指、食指上勒的都是血口子。干上一天撕胶的活到晚上浑身酸疼，动也不想动，干不完不让睡觉。

十几个人挤在一个见不上阳光的小房子里，吃喝拉撒都在这里，拥挤不堪，晚上挤一个大通铺，人多时只能侧身挤着，根本无法翻身。吃的土豆汤里的泥砂碜牙、没有油水，每天中午晚上都是这个。如果谁不愿吃土豆汤，可以买面条吃，但是一碗面就十块钱，当时外面的面一碗最贵也就五块钱。而且里面商店卖的所有东西都比外面高出好几倍。

所有被关押的人都要轮流值班，一夜不能睡觉，万一打盹让巡逻的警察发现就辱骂、粗暴的踢值班人员所在的监号的门，监号所有的人都被惊醒。值班期间发生意外的事情就让值班人员承担责任。过一段时间还有武警到各监号搜查床铺、衣物，看守所的女狱警也同时将关押人员逐个搜身。

法轮功学员在里面的处境就更惨了，不让炼功、不让说话、不让提法轮功。如果不背监规、不穿号服警察就加重迫害。有一天，我和蒋红英炼功被看守所值班的看见，报告了马队长（女），马队长把我从监号里叫出来，在走廊里扇我耳光、用脚踹我，把我嘴巴都打的流血了。蒋红英被戴上了脚镣，她绝食抗议后才去掉。

三、单位助纣为虐

我在北京被绑架后，单位就停发了我的工资。从看守所回家后，我找单位（新城药材公司）经理王建军要求上班，王建军推诿不管。后来铁东派出所的曹台庆给我们单位打了电话。单位给我安排了一个岗位，离家很远，每月只给二百块钱的工资，别人每月能拿上千块钱，而且还要求我给单位写不炼功的“保证书”。我坚决不写保证，觉得工资给得太少就不想去干。有一天在家里，我丈夫（和我在一个系统）一听我不愿去干，怒火万丈，逼迫我写保证。我不写，他将我头发拽上，把头往墙上使劲撞。我害怕他把我打坏了，恶人会乘机造谣，给大法抹黑，我一边哭一边写了不炼功的保证。丈夫把保证书交给单位，我只好去上班了。

我在单位干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新城国保大队姓王的、铁东派出所姓张的警察到单位找我，再次逼迫我放弃修炼。到了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九日，我们单位办公室主任郝晓东带着铁东派出所曹台庆等四五个人到我家，几个人进门后就开始乱翻，抢劫走了《转法轮》等私人物品。然后让我跟他们到派出所去一趟。我跟他们下楼后，他们将我推到一辆车上，直接就拉到宁夏女子劳教所了。

四、在宁夏女子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在劳教所，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安排有两个“包夹”看管，无论白天晚上都跟在身边寸步不离的监视；警察每天还给我们放污蔑师父的录像、写思想汇报；长时间“坐小板凳”，我的屁股都坐烂结了疤；捡脱水菜，任务很重，干不完不许睡觉；切活性炭、捡辣椒面里面的杂质、捡甘草。

二零零一年五月一日，劳教所排演文艺节目庆祝“五一”，吸毒人员排了一个小品是污蔑师父、污蔑大法的，刚开始我就打算站起来抗议，两个包夹一左一右将我按到座位上不许动。过了一阵劳教所所长汤宁到现场来了，我就喊：不要迫害大法！汤宁扭头出去了。当晚，姓马的队长指使吸毒犯逼迫我面壁，连续四五个小时罚站后我恶心呕吐，他们才放过。

有一次我丈夫带着儿子和女儿到劳教所看我，我儿子放声大哭。

在劳教所，管教和管教指使的犯人每天花样繁多的迫害手段和干奴工对我身体伤害特别大，体重严重下降，脸都脱相了，又黑又瘦。

二零零一年五月九日，劳教所从宁夏白土岗子劳教所请来管教和已“转化”的几个人。这些人来后将所有法轮功学员分成几个小组，一人负责一组。开始我不转化，姓赵的队长威胁说：你不转化，就给你加教（延长劳教时间）。我违心地写了“三书”，二零零一年七月回家了。

五、长期被骚扰迫害

回家后我不修炼了。过了不久，我身体开始难受，腰疼、又出现妇科病的症状，还有一次晕倒在厕所，把前门牙都磕断了两颗。为了祛病健身，我再次拿起了大法书。

我回家后，派出所、居委会的经常到家骚扰。派出所的给单位施压，单位又派吕富军（邻居）、姓白的门卫长期监视我。我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会给派出所和居委会汇报。有一次，我回浙江老家十来天，我家所属街道办事处的王斌就给我老家的街道办事处（浙江省临海市上江村）打电话，办事处又给上江村村委打电话询问我是否在我父亲家。

因为派出所、居委会人员频繁的上门骚扰，我丈夫和两个孩子都非常害怕，我丈夫鼓动两个孩子藏我的大法书。有一次，铁东派出所的警察张先华（丈夫的战友）又到我家骚扰。张先华走后，我丈夫就开始骂我，越骂话越恶毒，还说：我要和你离婚，我再也不愿意跟上你担惊受怕了。我一声不吭，他骂急了，往我脸上吐唾沫用拳头在我身上头上一顿乱打。

二零零八年过年前，我和丈夫、女儿三人准备到丈夫的老家（宁夏固原市）探亲。出我们小区大门时，姓白的门卫搭讪道：你们走哪？我丈夫回答说回固原。我们到固原的第二天，就有一辆当地的警车到我老婆婆家骚扰，我婆婆、弟媳妇、我女儿都到门口看情况，我女儿挡住他们没让进门。我从固原回到银川，有一次路过北街派出所，看到该派出所警察毕德颖，我就责问他：我回固原你竟然派人跑到婆婆家骚扰，把亲戚都吓坏了。毕德颖还大言不惭的说：我是给他们安顿让悄悄盯梢，不要惊动人的。说完就推开我，让我赶快回家。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我因住房拆迁，到当地同修张桂芳家借宿，结果被银川市金凤区国保大队的孙文革、戴春花等人将我和张桂芳的妹妹张芳、张桂芳的儿子王建军绑架到黄河东路派出所，我们被铐在长条椅上。半夜我把手从手铐退出来后走脱。从那以后的两年多，我一直居无定所。

从九九年七二零至今，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一直通过监视居住、跟踪、监听电话、上门骚扰等方式对我们进行迫害，家人生活在恐惧之中。二零一二年四月，我从浙江老家回到宁夏，所属地居委会（现在金凤区立交桥附近的富康小区内办公）的袁永真（女），多次到我家骚扰。每次去我家态度蛮横，一进门眼睛就贼溜溜的四处张望，问我还炼不炼？说我顽固等等。这样的骚扰持续了四、五个月，直到当年十一月份我家拆迁搬家为止。

六、家人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月我被非法劳教后，我丈夫要照顾两个上学的孩子（一个十七岁，一个十一岁），还要上班，压力大的都承受不了了。他到银川市公安局去问情况，市局的人推诿说：这是新城公安分局的人干的，我们不清楚。我丈夫又到铁东派出所打听消息，警察给我丈夫说了一通污蔑大法的话，又污蔑我。我丈夫听了痛苦万分，在派出所嚎啕大哭。这是我从劳教所回家后，曹台庆给我说的。

我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以后，丈夫单位（宁夏医药公司）每逢开会，经理孙常兰（女）和办公室主任王会庭就在会上侮辱我丈夫。我丈夫回家对我说：如果会议室地上有个缝我都钻进去了。所以每次开会我丈夫都坐在犄角旮旯里，有时候他气得不行回家再拿我撒气。

我住的是单位的家属楼，丈夫和孩子因我遭迫害被邻居另眼看待。

二零零八年过年前我和丈夫、女儿三人准备到丈夫的老家（宁夏固原市）探亲。第二天，一辆当地的警车就到婆婆家骚扰，把我婆婆、弟媳妇等亲戚都吓得够呛。

我丈夫对大法的认可、对我的支持，到迫害发生后对我百般刁难、打骂，污蔑大法、污蔑师父，这全是因为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以及株连九族的迫害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