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狱中遭酷刑致残 山东新泰市农民控告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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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二月五日】山东新泰市六十三岁的农民徐勤礼炼法轮功后,全身的病都好了,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被迫害流离失所两年、入监狱受酷刑三年半,出狱时右臂伤残了不能干重活。二零一五年九月一日徐勤礼控告江泽民。

徐勤礼说:“进狱前我身强体壮,现在的我身体残疾,连给人家看门的活都找不上。”徐勤礼在出狱时,一个服刑人员对他说:“真没想到你能活着出去。”

下面是徐勤礼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与理由:

以前我有胃病(严重时吐血)、痔疮、腿关节炎、肩周炎、牙疼、夏痢疾、冬感冒、每年冬天冻得脚发紫,从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八年我炼法轮功前有严重的抑郁症,精神不好;修炼一个月,全身的病都好了,脾气也变好了,抢着干活,很少争吵,家庭和睦了。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前后我去济南市省政府上访,与王涛、郭义森等一起被绑架到新泰市公安局地下室非法关押。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我又被绑架到新泰市拘留所附近的一个场院(在新泰市区红土崖子),当时有不少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去了。

二零零一年皇历正月,不明真相的村书记徐志强诬告我,叫来警车要抓我,我被迫流离失所两年。

中共酷刑刑具:手铐脚镣
中共酷刑刑具:手铐脚镣

二零零三年二月十日,我在金斗山脚下、二零五国道上遭便衣警察绑架,警察还抢去我仅有的八十元钱,非法关押在新泰市公安局看守所大约六个月。因为我炼功被警察戴上手铐脚镣,一只手铐在铁棂上;我大喊:墙上写着弃恶从善,警察厚着脸皮对好人又抓又判。后来他们又把手铐脚镣连在一起,站不起来,只能弯着腰走路,白天黑夜都不放开,睡觉也睡不安宁。刘所长的关系号虐待、打骂我,打的我两臂发青,我报告警察后,犯人被戴上手铐脚镣。刘所长知法犯法,报复我,踩住脚镣踢我的腿八下,每踢一脚吼一句:叫你报告!当时就把我的腿踢紫了。为了叫众人作见证,我大喊:刘所长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你迫害善良的好人伤了天理,早晚有一天你会遭大报应的。大约喊了六遍,多数工作人员都听到了。

在新泰市看守所时每天三个小馒头,我受尽饥饿的折磨,有一次十八天才大便了一次。虽然这样,每天还要干活制造假发。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山东省新泰市法院给我非法判刑三年半,我上诉泰安市中院被驳回,后来我被劫持到山东潍北监狱。

在潍北监狱四场入监队,脸上有颗黑痣的犯人班长经常对我拳打脚踢。赵队长不给我水喝,并派恶犯李东华看管、殴打、虐待我。盛夏体罚我半蹲(不象别人都坐着)拉胶,又渴又热,出汗过多,体力过度透支,自我感觉性命难保,趁李东华不备跑去水管喝水自救。李东华疯了似的追到举拳就打,报告赵队长我喝了水。赵队长大怒,铐住我一只手,双手猛摔,摔倒再提起,反复七遍,骂不绝口。我的手脖被手铐勒的鲜血直流,膝、肘也冒着血,那种痛苦无以言表。

中共酷刑示意图:背铐
中共酷刑示意图:背铐

赵队长还不解恨,大叫:快来人打背铐。李延安组长等人都来了。我以前得过肩周炎,关节僵硬。他们把我右臂严重扭伤才勉强打上背铐。我剧痛大喊,引来比赵队长官大的狱警。他问明情况,批评了赵队长的行为,命令立刻放人。我喝水,东华又报告,赵队长摇手示意别告了,从此我天天喝上了水。

虽然死罪已免,但是活罪难逃。我右臂伤重,疼一整天,不给治疗,还强迫劳动拉胶,我只能用左臂拉胶,导致过度疲劳,一天下来又热又累。赵队长打背铐严重扭伤我的右臂,到现在我只能弯曲着右臂,不能干重活,只好给人家看门挣点钱养家糊口。

晚上他们还虐待我只穿裤头蹲厕所喂蚊子,不能打不能动,老老实实地叫蚊子叮咬。后来改在外面罚蹲:一条腿蹲着一条腿蜷着,坚持不住了可以换,但是不能升高不能站立,只能蹲着换脚,累得我直打哆嗦冒虚汗,监管人员只因为我坚持不住坐下,就打了好几遍,直到九点半。我在入监队四十余天,大约有三十五天晚上喂蚊子,必须把蚊子喂饱才行。多数时候是大法弟子孙全俊与我一起受刑。还有组长虐待我,打我多次,私自扣饭,不叫吃饭,多亏了李延安给我饭吃。

后来我被送到另外一个场。犯人中有两个恶犯,其中一个叫杨立军,因为我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所谓的“转化”),不写所谓的“三书”,他们每天上午打我的头,矮个子用巴掌打,高个子用鞋底抽,每次要打二十下左右再换,一头午要打一百多下。杨立军曾叫嚣:“死也得转化,不转化就别想活着出去!”下午再被提进办公室,两个警察用电棍电击。回来后再打头。天天如此受刑,大约七~八天,我的头被打的不敢摸,一摸就疼,脑子也有些愣愣怔怔,变得反应迟钝。

后来我又去了另一个场里,家里给我邮来一百元钱和十余张全家福照片寄到了我原来呆的场里,钱被办公室的人抢劫了,快件信扔在办公桌上。我呆的场里的管教股股长去我原来呆的场里有事,发现后给我捎回来。他说那一百元钱是难要回了。

后来我转到山东淮北监狱另一个场。有时打扫卫生,原来规定四个人半小时打扫完。场里领导为了虐待我,派一个干活慢的人与我组队,我俩紧扫慢扫用了四十分钟。打扫完回来时,仆工(音,意思就是犯人的头)赵会庆嫌来晚了,举手就打:你怎么才来?我解释说四人用半小时,我二人才用了四十分钟呢。他说:你觉得有理是吧?走,找队长去!

见到张观习队长,他一听顺手摸起一根木棍就打。我急忙解释。张观习说:这里是监狱,不是讲理的地方,你以为是在你家里?说着,他挥着那根长一米、宽五厘米的方木照我后背猛打下来,“啪!”的一声方木断为两截!他又问我:你冤不冤?我说冤。他又用断棍猛打屁股,打一下问一句:冤吧?只要说冤就打,一连打了六七下。我还说冤。他又换成拳头打我的两腮,打一下问一句,打了约十拳左右,打得两边大牙全都晃动了,不久左大牙就掉了一个。最后我还说冤,张观习就说:你冤,你上办公室等黄队长来说冤的吧!他把我带到办公室自己走了,有个姓段的年轻队长安慰我几句就把我放了。

因为我一直不放弃修炼法轮功、不“转化”、不写“三书”,张观习给我剃头准备关小号,他说:我从来没给别人剃过头,我要给你一根一根的拔掉。他连我的眉毛都给剃光了。这是对我的人格羞辱。狱中有个叫任督钦的犯人发明刑具,用在小号里迫害大法弟子,他曾经向很多人炫耀说:我出的办法没有一个能撑过去的。一位大个子同修在小号里被折磨的腿肿的发亮,有一天半夜里他的惨叫声把我惊醒,虽然我们相隔六十米左右。

就在那段时间,有个三十一岁的大学生大法弟子在小号里被折磨致死,小号解散,我才免于被关在小号遭受迫害。

在车间,犯人杨宗德举拳就打。有一次我送不合格的成品袋子返工。袋子是一号,我就送给负责一号机子的杨宗德修理。杨一看袋子大怒,照我前胸就是一拳,抓住我受伤的右臂一拉,把我摔倒在地,又拉起我去找张观习。杨说:不是我的袋子,他送给我。张问:你的机子是几号?一号。张又问:袋子上是几号?是一号。张问明情况后,只摆摆手说:下去吧。然后张观习也扬长而去,我无辜挨了打也白挨。

另一犯人抬腿就踢。放工时,一年轻犯人在车间从我身后突然一脚把我踢倒。我爬起来见张观习就在他跟前,我向张报告。张观习不但不过问,还一脚把我踢倒,喝到:就你事多!

我打扫车间剪下的线头,然后装袋子。刘一程帮助我打扫后,赵丙志对我拳打脚踢。强奸犯李天强和组长李炳辉故意体罚我。他们叫我把一堆料倒出十多米远的地方,再运回原处。我说:你这不是在体罚我吗?李炳辉说:聪明!就是体罚你,你不干,我叫赵会庆来打,再叫张队长打。他还是强迫我倒过去一大堆料,再倒回原处。

我写申诉书时遭到犯人邓文明的告发,说我乱写。张观习拿焊接用的一厘米粗四十厘米长的特质胶棒猛抽我的头部,打了十下左右,打得我满脸泪水,头部有的地方都凹下去了。我的申诉书被扣留在办公室不给交。我问小队长庄伟华:我的申诉书怎么没回信?庄说在办公室没交。我问:我有申诉权吗?庄说有,但谁给你交?到我出狱也没给我交,一直压在办公室里。

这个队的大队长是黄谦。仆工赵会庆敲诈勒索,他向大家要了不少成条的香烟,这是连管教股股长都明说的。我被赵会庆、毕经海、李贤志(音)三人毒打,黄谦不管,张观习不问。我找到管教股股长,对他说:赵会庆叫我买烟贿赂他,我不买,他约毕经海、李贤志毒打我。管教股股长说:他要了很多的烟,告他的人很多,他都挨了电棍了,这就撤他的仆工。几天后,开周检会时,黄谦和张观习大肆表扬赵会庆,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并举例说他有个西瓜放在桌子上(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大家都吃,不像有的人有点吃头找个旮旯角去吃。赵会庆向大家要了不少成条的香烟,自己用很少,都给了谁呢?

酷刑演示:暴打
酷刑演示:暴打

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七日吃中午饭时,仆工赵会庆、组长毕经海和犯人李贤志突然围上来打我。李贤志猛踢我裆部,把我踢倒在地。三人拳打脚踢,打得我浑身疼痛,小便处更是被踢得青紫,两侧大腿也被踢的青紫一片。这件事我报告给黄谦大队长,他连管都不管。我申请到医务室检查,他叫下午去,休息的时候去。我去了三个下午都没见着主治大夫。我小便处受伤后尿频繁,我报告要上厕所,得不到允许,只好尿到裤子里,别人还讥笑我、羞辱我。

在监狱,专让我干脏活象冲厕所、挖大粪、打扫车间剪下的线头,线头破碎后就象粉尘一样,一扫就纷纷扬扬,也没有口罩,装袋后再垛起来,干时间长了,我经常咳嗽、感觉呼吸有些憋气,与队长刘善林要求在出狱前给我治疗一下,他说:“监狱里不管给你治疗这种病,你回家自己想办法吧。”

二零零六年八月九日,我被冤判三年半的刑期到了,我儿子来潍坊市接我回家,我把东西都打包准备好了,狱警一查,说还差一天,又把我关押回监狱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才出狱,让我儿子难为、花钱住了旅馆一夜。

以上是我在监狱三年半所受到的迫害的一部分。

在我受迫害期间,七、八十岁的老母亲担惊受怕,听说我进监狱,更是着急挂心,一病不起,后来经常生病。我女儿肠子上长瘤子,动了两次手术,家里因此欠下很多债务。老伴身体不好,还要出去打工,每天挣二十元钱,在外面劳累了一天,回家还要照顾老母亲和女儿,一家的重担都落在她身上。打工时,有一次我老伴儿下梯子时,霉烂的梯子突然折断,把腿摔成重伤。老板不管,因没钱医治,留下了腿疼后遗症,严重时需要双手拄着拐杖行走。这一下家里更无人照管,经济更困难了。后来老板给了二百元钱,而我老伴又增添了肺病,出现咳嗽、吐血等症状。到大医院检查,医生说亟需住院。又因没钱住院,只好回家忍受病痛,实在忍不住时,就到能赊账的小诊所治疗,能挨一天算一天。

入狱前我身强体壮,出狱时右臂伤残了不能干重活,回家只好给人家看门挣点钱养家糊口,第一年在一家汽修场看家,每月六百元;后到岳家庄养猪场、搅拌站看家。再后来到一家机床场看家,有时看几个月,人家就不需要看门的了,就回家等着,到年初再找活。这样断断续续的一看就是七年。因为欠债很多,生活基本上就是煮面糊子加野菜,受尽了饥寒交迫、艰难困苦。后来因为我的老母亲时常有病,我只好回家照顾她老人家,最后带她去济南市交通医院治疗,终因病重医治无效,含冤离世。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连给人家看门的活都不好找。

我的宅院全是土墙,东屋、西屋、猪圈全都倒塌;西堂屋山墙歪着、裂着大缝;东堂屋南墙歪了约十五厘米,东山墙歪了,虽然用砖修了上边,但还是摇摇欲坠的,是座十足的危房,一家人住得提心吊胆。

在社会上、在村里,我们一家人也备受迫害和歧视。我家二十多个祖坟在赵家地里,赵家有种地的权力,没有扒坟掘墓的权利。他把我家祖坟挖出来,埋上他家老人。村里调解不了。

我家的果树园出路在水渠边。原先修渠时留有道路,能走开拖拉机。我听好几个村委干部说,渠边五米是属于水利单位的,不在承包之内。二零一五年五月,邻近果园堵住不让走了。北边是水库,无路可走。我现在从渠西高六米的陡壁下去,再爬上几乎二米高才进到果园内。我们每天进出非常吃力。我找村委,村干部也办不了。

二零零零年村里给我儿子批宅基地,我支付了批示手续费,在自己地里建房,占地十五×十五平方米,村里应给我补地也一直没补。同年村里占用我家自留地建变电室,应该补也没补。我找队长,找村书记,他们推辞说以后再说,十五年了至今未补。

我和家人遭受的这一切苦难,都是江泽民一手造成的,都是江泽民流氓集团的迫害导致的。现请求司法机关秉公执法,查清江泽民的犯罪事实,依法追究、惩处迫害元凶江泽民,维护正义和法律的尊严,还法轮功清白,还老百姓公平和做人的基本权利!也希望参与迫害我的人,看清正邪,本着良心做事,弥补给大法和大法弟子造成的损失,为自己和家人争取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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