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后，湖北公安县张国亮坚持修炼使他获得健康的法轮功、讲真相，被绑架判刑，在琴断口监狱遭受种种酷刑，胸部被严重打伤导致的胸积水。
下面是张国亮诉述他的经历：
一、修大法治愈重症肾病
一九九六年我刚十九岁，在山东省烟台市37332部队指挥中队服役。十月一日连队会餐，由于厨房多买了一些海鲜没吃完，就留到第二天吃。第二天吃后导致全连食物中毒，近一半人住进了医院。我算是最严重的，别人都出院了，我不能出院，原因是小便尿血并肉眼可见。那时感觉乏力，任何感冒、发热、咳嗽、发炎，都可加重病情。
为查清病因， 团部卫生队军医和连队副指导员带我到济南军区总医院做了肾活检，得出的结果是“IgA肾病”，发病率为二十万分之一，部队为我评定为“二等乙级革命伤残军人”。接下来就是激素治疗，药片一把一把地吃，由于没有特效药，发展到晚期就是尿毒症。看着同病房的战友，也是从开始一把把的吃药到后来透析治疗转为尿毒症，我感到暗无天日，心情极度沮丧。
一个与我要好的军医帮我查了国外相关医学资料后告诉我：国外也没有特效药，只能保守治疗。还告诉我如果每天坚持吃药大约十年左右转尿毒症；如果等感冒发烧后再吃药，大约五年左右转尿毒症；如果完全不吃药硬扛，大约两三年就转尿毒症。并忠告我：这病最好别结婚，结婚会死的更快。
我几乎绝望了，我才十九岁啊！我十六岁时父亲病逝，家庭条件不好，今后的人生道路可怎么走啊？那时连长常到病房来看我，安慰我：不要怕，西医看不好有中医，中医看不好还有偏方，偏方还不行，再试试修炼法轮功，全国有几千万人在学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
我也就按照连长说的那样，先西医再找中医，没效果就请病假回老家找偏方，偏方治了近三个月就回到部队，没想到回部队的当天晚上病又复发。这下我冷静的想了很久，并通过连长开始了解到法轮功的一些情况，当时在全国各个阶层已有几千万人在修炼法轮功，其中还有很多是专家和学者，他们可都是很有头脑很有智慧的人啊，他们会轻易地去相信什么吗？
为了保命，我决定修炼法轮功。随着时间过去三个月后，我出现了一次类似感冒发热还伴有咳嗽的症状，但令我惊奇的是，我小便没有尿血。如果是以前，那尿肯定是象洗猪肉的水一样是褐红色，但那次没有，感冒症状也没有吃一粒药就好了，真是太神奇了！这么好的功法我一定要一直修炼下去！
修炼法轮功后，在我身上还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让我见证了大法的威力。那是我在入伍前考兵的时候脸上被传染了一种皮肤病，开始一年多症状很象一般的癣，起皮屑和痒。到第三年我就非常怕过夏天，因为那时我的脸上皮肤已经看不到皮纹，整张脸就象被绷了一张塑料膜一样，发干和痒。特别是流汗时脸上象火烧，象抹了辣椒一样火辣辣的痛，部队发的药根本不管用，就自己攒津贴去地方医院看病买药，也没有任何效果。在我修炼法轮功还不到半个月，有一天我午休后洗脸，发现脸盆里有很多象洗澡时搓下来的脏东西，我想今天脸怎么这么脏就用力搓，越搓越多，整张脸象掉了一层皮，过后我就去打篮球，发现流了一头的汗却一点也不觉的脸痛。当时别提我心里有多开心了，连战友们都替我高兴！
到了一九九七年五月，在我们连队的战友修炼法轮功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大约八月份的一天，连队政治指导员诚心的对我说：“我是典型的无神论者，一直相信唯物主义，但是我亲眼看到你从生病到西药、中医、偏方都没有治好你的病，法轮功的有神论却使你的身体不吃药不打针很快就得到了健康，太神了，我无法解释。但是，我是搞政治思想工作的，共产党讲无神论，要是我阻止你不让你学法轮功了，你肯定不干，可是让你继续学，我的工作又不好做。这样吧，你是老兵，又快退伍了，你觉得好，就在储藏室炼，不要告诉别的战友，这样我的工作就好做一点。”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中共邪党就已经开始迫害法轮功了，而且是先从军队开始，怪不得有好几个战友都陆续不炼了，可能就是指导员给他们谈了话施加了压力。由于我坚持炼功，身体一直很好。
一九九七年底我退役回到夹竹园镇老家，一九九九年和女友马金容幸福地结婚，二零零零年妻子为我们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人其乐融融！
二、讲真相被违法判刑
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公开发起迫害法轮功后，我和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弟子一样遭受了种种残酷迫害，给我的身心造成极大的摧残，也给我的家人造成很大的痛苦。
在长达十六年的灭绝性迫害中，我们全家都遭到“六一零”长期监视，电话监听，跟踪，恐吓；岳父岳母家及亲人们也都遭到株连；夹竹园镇派出所所长杨勇、副所长黎建国、罗成明、刑警队长曹敬波（音）、民警邹敦享、胡劲松（已车祸死亡）等警察和联防队（类似于协警）队员刘涛及多名队员，以及夹竹园镇政府的主要干部和居委会人员无数次骚扰我家；非法搜查、抄家、抢劫私人财物（大法书籍、录音机、炼功坐垫等）；警察曹敬波（音）还在我家门口用手铐当众殴打我。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与其他法轮功学员悬挂大法真相条幅被不明真相世人诬告，二零零二年一月五日晚被夹竹园派出所副所长黎建国绑架到派出所。所长杨勇连夜对我刑讯逼供，并威胁我：“你承认也是你，不承认也是你，承认算你态度好，你不承认就是态度顽固，你们明慧网不是说已经有一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迫害死了吗（是二零零一年明慧网发布的被迫害死亡数据）？你不想算一个吧？你信不信我现在把你的腿打断，你的妈妈就是从这里爬到北京去告我，也没有人敢接你的案子？”
当时我的妈妈正在派出所的大铁门外推门大声要求派出所立即放我回家。派出所全然不理会，杨勇指使联防队员对我拳打脚踢，杨勇又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头被撞破出血。后来有警察告诉我这个案子也是当时的荆州市市委书记刘克毅督办。
二零零二年一月六日晚被绑架到县看守所，一月七日被非法刑事拘留，一月二十二日被非法逮捕，二零零二年三月六日被公安县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汪辉、刘清龙、熊昌梅以公检刑诉（二千零二）六号起诉书非法起诉，二零零二年七月被公安县人民法院非法审判。审判长王峰；审判员陈春林、范谋珍；书记员李涛等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非法开庭，公安县人民法院下达（二千零二）公刑初字第十四号非法刑事判决书，对我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我于判决书下达十日内向荆州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被非法驳回，维持原判。
三、在冤狱受酷刑折磨
在公安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九个多月后，大约在二零零二年九月中旬被一名司机和两名警察（其中有一个警察姓刘，埠河镇口音）劫持到武汉洪山监狱。
在入监体检时，监狱医院看到我以前的确诊材料和伤残证明，还有一起被劫持去的已七十多岁法轮功学员陈孝楼也有心脏病，值班医生不收我们两人，可非法押送我和陈孝楼的另一名警察（姓名不详）说：他们身体没病，好的很，只管收。值班医生表示不敢做主，欲请示院长，这时一瘦高个干部模样警察（警衔为一级警督）问：“他们是干什么的？”那值班医生说：“是法轮功。”那警察说：“法轮功啊，那还请示什么，收收收。”就这样，我们被监狱违规非法收监。
被非法关押一天后，又将我劫持到湖北省琴断口监狱迫害。琴断口监狱为了所谓的转化率，警察操纵指使犯人对我使用种种酷刑折磨，如：强迫劳动；强制洗脑；殴打；恐吓；不让睡觉；头部撞墙；穿大头皮鞋踢胸部；“挖墙脚”（ 这种酷刑是将两手反剪在背后，头顶住墙，人体呈九十度角以上，身体与腿基本呈直线型，度数越大越折磨人，人站在离墙一米多远处，只能头顶和脚尖用力，如此站很长时间，这种姿势让人身体十分难受）；用塑料绳在脖子上挂五十斤重的水桶等等。
还有一种诡秘的体检，莫名的多次抽血，最多的一次抽两管血；各种仪器检查：心电图、脑电图、拍胸片、B超、测视力、查尿，象这样全面身体检查有两次。而这种全面体检仅限于所有法轮功学员，我曾问过入监队的警察：“为什么只给法轮功学员这样细致的体检？”警察声称：“这是政府对你们法轮功的‘关心照顾’，不要总是说政府不好。”身体检查是在监狱外旁边不远的一家医院进行的。
由于我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决不“转化”，狱警刘文胜指使犯人王维和黄奇顺强迫我超长时间劳动，早晨五点钟起床，一直干活到晚上九点，中间吃饭只给五分钟，上厕所五分钟。晚上九点之后，还要写“思想汇报”，如果达不到狱警的要求，就要受罚。还被逼每晚背“罪犯行为规范”直到半夜十一、十二点，或者更晚。
在入监队时，犯人王维和黄奇顺在狱警的操控下，自设酷刑随心所欲地折磨我。他们拿一个装有五十斤水的水桶，用单股的塑料绳拴好后挂在我的脖子上，水不许泼出一点，如泼出一点就遭殴打。
犯人王维大约过一会就要看一看我被细绳勒得很深的脖子，不时的说些严重刺激大脑的话，恶毒地恐吓我说：“象你们法轮功，上面有话，打死算白死，打死算监狱正常死亡率，你当过兵应该知道颈动脉被勒住，头部长时间缺血会有什么后果吧？绳子已勒在肉里很深了，再勒下去人就要休克了，写不写‘三书’？写就给你放下来。”我拒绝写“三书”，这桶水从晚上七点钟一直挂到晚上九点，挂了整整两个小时。接着又罚“蹲军姿”，长时间保持标准军姿蹲着，不许换腿，不许晃动，时间一长人就失去了平衡，感觉随时都会倒地。
经受了这次的酷刑后， 第二天白天干活时感到全身难受，头耷拉着一点也抬不起来，就感觉脖子撑不起头，头随时会掉下来似的。干了一天活，到了晚上又接着吊那个水桶，他们还嫌桶里的水不满又将水加满。犯人王维又问：“写不写？”我仍拒绝，他就叫来老年法轮功学员江正旺，逼他用“挖墙脚”的方式将头顶在我挂在脖子上的水桶面上，水桶面在我的腹部以上部位。江正旺不想伤害我而拒绝这样做，马上就遭到了王维一顿暴打。我为了减轻对江正旺同修的迫害，就让他把头放在水桶上，他就尽量站得离我近些，只将头轻轻放在桶上，想尽量减轻我脖子上的重量。犯人王维不依，叫江正旺站远些，可江正旺就是不挪脚，王维一脚猛踢在江正旺的心窝上，他倒在地上好长时间都爬不起来，起来后接着逼他将头顶在水桶上，这样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这次迫害后，我的头近一个月都抬不起来，感觉脖子一点力气都没有。
一个叫黄志坚的暴力绑架犯，是狱警利用来迫害法轮功的打手。黄志坚稍不如意，就让我“面壁罚站”，罚“挖墙脚”并用很重的杂木椅狠狠地打我。还有两次不给吃饭，有时通宵不让睡觉，让我连续蹲军姿两个多小时。有一次也不知他哪里不满意，强逼我“挖墙脚”，那天他穿着大头皮鞋，突然朝我的心窝猛踢一脚，当时疼得我大汗淋漓，呼吸困难。此后一直胸口疼痛，这种疼痛持续了一个多月，伴有气短，呼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还一直强迫我进行强体力奴工，直到我无法劳动才带我到监狱卫生所检查，医生说是“结核型胸膜炎伴双胸积水”有生命危险要立即住院。我分明是胸部被严重打伤导致的胸积水，监狱医院却加个“结核型”胸积水来掩盖他们的罪行。
医院给开了住院单，我将住院单交给值班狱警邱凡，他看后漠无表情的说：“你要住院我批不了，其他人我可以批，法轮功的必须监狱政委签字才行。”我说：“那你就去帮忙找政委。”他说：“怪你运气不好，今天政委出差了，你在监号等吧。”我说：“医生说有生命危险要立即住院。”他很不耐烦对我吼道：“你自己要死关我什么事。”等到第二天下午我才住进医院。在医院住了三个多月，病没好彻底就我让出了院。主管我的是一个主任医生，他对我说：病没好彻底，以后要靠自己多保养。
在冤狱期将满要回家之前二十多天，我找到监狱区长齐建忠说明自己在监狱遭暴力殴打导致内伤到现在未愈，要监狱给我一个说法。齐建忠表面上说会帮我反映，实则却对我进行报复，其他犯人释放前三个月都是休息，可却让我继续干活，直到出狱。
四、迫害还在延续
在我遭受冤狱期间，我的家庭和亲人都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在我遭绑架、判刑迫害前，以我为主经营的皮鞋店一直生意很好。我遭迫害后，由于妻子要照顾一岁半的女儿，无法正常经营，所有商品被迫亏本处理，门店被迫关闭，从此我的妻子和女儿失去了生活来源，母女俩只有靠岳父岳母微薄的工资和亲人接济度日。
我的母亲原本健康硬朗的身体，由于我遭冤狱使母亲也遭受到很大的打击，三年半后回到家看到母亲比以前苍老了十多岁。
由于家里欠了外债，生活异常艰辛，回家后只好忍痛将女儿交给岳父岳母照顾，和妻子一起外出打工维持生计。可就是这样，当地“六一零”假借各种名义骚扰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