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桃英，一九四四年一月出生。未炼法轮功前，她曾患支气管扩张、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骨质增生、胃炎、风湿性关节炎、左侧颧弓骨质增生硬化、失眠等多种疾病，尤其是失眠，很折磨人，又怕风，即使在夏天也不能用电扇，经常吃药，每年花费很多钱，整天痛苦不堪。修炼法轮功不久，各种疾病很快都好了，全身一身轻。她深深的感受到了自己没有病是什么滋味，她感到法轮功是很好的功法，法轮功祛病健身真神奇，表示一修到底。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她也遭到过迫害，丈夫因承受巨大的压力而过早离世。她以非法拘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和非法搜查罪、敲诈勒索罪、滥用职权罪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以下是她在《刑事控告状》中的部分被迫害事实：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我很不理解，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被取缔呢？！我到处告诉别人，法轮功好，政府错了。我给单位的同事说，给周围的人也说，并决定依法到北京上访，用自己的亲身受益的经历直接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我依法去北京上访，在郑州被当地警察非法拦截，被绑架回武汉，然后由咸宁市公安局恶警陈干平劫持回咸宁市，咸安区政保科恶警刘德玉和永安派出所所长陈亚平连夜非法提审我，恶警刘德玉还要我踩法轮功师父的法像，我坚决拒绝，说：“常人的相片我都不踩，我怎么会踩我师父的法像呢？！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刘德玉就不吱声了。后来，国保大队的曾国华也来了。
当晚，陈干平一行六个恶警把我送往咸宁市通山县看守所异地非法关押，通山县看守所不收，陈干平又打电话逼迫通山县看守所收下。在通山县看守所，我在监室里每天炼功，半个月后转回咸宁市猫耳山第一看守所继续被非法关押。我不穿囚服，不背监规，不喊报告，一切都不配合，恶警曹迎九用脚踢我，并体罚我“罚站”，四十二天后放回家，我的家人被敲诈勒索三千元。
二零零零年腊月二十四日小年夜，咸宁市公安局政保科刘德玉恶警带来五个人非法抄我的家，并把我绑架到咸宁市猫耳山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我在监室里发烧，要求释放，恶警不放，我就要求见公安副局长邹卫国，结果局长没来，却来了个“610”的人员。那时正值上级检查的时候，我提出三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如果不放人，我就把自己所知的看守所里见不得人的事都说出来，恶警怕惹麻烦，第二天就把我放了。两个多月的非法关押，我的家人被敲诈勒索五百元伙食费。
二零零三年咸宁举办“第一届国际竹文化节”，有法轮功学员行使了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诉说法轮功的冤情：挂了几面旗、写了几个标语：“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李洪志师父清白！”等。
咸宁市官员大为恐慌，十月八日晚，出动大批恶警到处绑架法轮功学员，十多个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在绑架的过程中咸宁市温泉法轮功学员徐玉凤被迫害坠楼致死。
十四日下午，咸宁市公安局治安科陈安球等十多个恶警到我家绑架我，正好我不在家，第二天早上五点又去我家想绑架我，结果又扑空。我被迫离开家人，到外面过流离失所、颠沛流离的生活。我这一离开家，就是四年多，照顾不了家。我在外流离失所期间，当地恶警经常到我的家里骚扰，要挟、恐吓家人，并且搞得好好端端的家庭不得安宁。
二零零四年黄历正月十八日，咸宁市公安局政保科鲁心武等警察又去我家骚扰恐吓；三月中旬，咸安公安局副局长陈元海恶警又带人去我家骚扰恐吓。
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一伙无理迫害法轮功后，每当四月二十五日、七月二十日、十月一日、元旦、农历新年等所谓中共的“敏感日”，恶警就经常到我家非法抄家、骚扰。看到我不屈服，恶人就换了个花招，从经济上迫害我。
从二零零五年四月份开始，咸宁市咸安区政府、区“610”、区公安分局恶人对我、梅新华、马巧英、罗瑛、孔水火五人，规定每月只发工资的70%，扣发30%（退休老人我每月工资本来就只有400元，还要扣发30%，还不能如期领到，又无其它生活来源，生活困难可想而知），不再参加调整工资（后来还是调整过工资），每月领工资必须自己去领取，家里任何人不得代领。到现在一直没有领到全工资，七年多损失工资一万多元。有很多人员参与对我的经济迫害，其中，咸安区“610”头目王甫香要负主要责任。
本来我的丈夫是区政府官员局级干部，为人善良，身体在我流离失所之前十分健康，在我流离失所之后全家的重担都落在他身上，加上恶警经常不断的对我家人进行骚扰，吓出心脏病，高血压，于二零一二年三月去世，这笔帐也该算在江泽民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