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遭酷刑 辽宁阜新市高级教师全家控告江泽民

更新时间: 2016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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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六日】今年七十岁的小学高级教师杨宝英女士、丈夫杨东阁及女儿信仰真善忍,儿子明真相善待大法,他们本是幸福温馨的一家人。可是,中共十几年迫害法轮功,母亲杨宝英屡遭绑架、非法劳教、酷刑折磨,家中病残、老人失去照顾,多次遭勒索,家无宁日。

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杨宝英女士和丈夫杨东阁及一双儿女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书》,起诉给他们家庭带来诸多灾难的迫害元凶江泽民。

在《刑事控告书》,杨宝英女士讲述自己身为知识女性,受到社会、家长和学生的尊敬和信赖,只因为信仰真善忍,却遭警察野蛮迫害,二零零零年,被非法关押在新地看守所,她讲道:

“看守所副所长王忠宏匆匆从屋里拿来电棍……边说边往我脸上、手上电起来,电棍不停地发出‘啪、啪’响声,所过之处,象滚动的铁针在往肉里边猛扎。我当时心都悬了起来,四肢颤抖,牙咬得紧紧的,感觉脸和手都被电破了、电焦了、电熟了。

演示图:电棍电击

“不知电了多久,接着继续灌食,男犯人用皮管硬往我鼻子里插,没插进去。警察王大夫狠踢我两脚,夺过管子继续插。我拒绝灌食,挣扎抵制,副所长王忠宏又拿起电棍疯狂的在我受伤的脸上电起来。”

“灌食后,我扶着墙踉踉跄跄走进牢房,这时灌进去的东西不断往外返,猛的不停的呕吐,好象五脏六腑都倾吐出来,吐出的不是奶粉,而是浓浓的盐水。鼻子流着血,嗓子咯着血,折腾好几个小时,到了晚上,被电的脸肿得更厉害了。锃亮的大泡象扣在脸上一样,使人见了不寒而栗。”

杨宝英说:“我曾是小学高级教师,有三十多年的教学经验,曾被评为沈阳铁路局的模范班主任,我所教的班级曾被评为阜新市三好班级。由于工作踏实、认真、尽职尽责,为了学生不考虑自己,得了满身的病:神经衰弱、鼻炎、咽炎、颈椎骨质增生、膝关节炎、肺结核等,天天与药相伴,每天冬季更是难熬,感冒一次接一次,鼻子、嘴总是出泡出血,膝关节炎伴随我二十五年,一吃药,膝盖就肿起来,疼痛难忍、到处求医,用尽偏方,无济于事,体重只有八十多斤,每天强打精神上班。一九九六年四月,我学习了法轮大法,随着我学法炼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不到两个月,全身疾病不翼而飞,体重增加到一百二十多斤,第一次品尝到“无病一身轻”的滋味。”

杨宝英的老伴,杨东阁先生,在炼功前有十二指肠胃溃疡、枕大神经痛,曾到沈阳铁路总院看病,多方医治无效,天天躺在床上,并嗜烟如命,严重咳嗽吐痰,瘦得皮包骨,一九九六年,杨东阁修炼了法轮功,烟瘾没了,身体好了,人也精神了,十九年了一个药片都没吃。

十六年来,杨宝英家曾被非法抄家四次,杨宝英被非法行政拘留四次,被非法劳教一次(在马三家劳教关押两年又加期两个月),流离失所七、八个月。丈夫杨东阁被非法行政拘留一次。女儿杨明喆被非法拘留二次,被非法劳教一年(后又加期半年),进洗脑班一次,进京回来后,被单位看管,不让回家。

在十六年的迫害中,杨宝英亲身遭到多种酷刑:蹲小号、吊铐、疯狂电击、坐小塑料凳、罚站、面壁、野蛮灌食、灌浓盐水、不让大小便、强制看病、抽血、连续多日不让睡觉、加期、超负荷劳动、两手半残、诽谤挖苦、殴打谩骂等。

下面是杨宝英在《刑事控告书》中讲述的她及家人被迫害的部分事实。

依法上访 多次被关押、勒索 儿女受伤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毫不迟疑,于七月二十一日和女儿(杨明喆)立即进京上访,想说一句真话:“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没到信访局就被巡警抓到北京丰台体育场,受到打骂、暴晒、干渴、饥饿的折磨,夜晚硬把我们拖上火车,押回本地西铁派出所。我和女儿一连四夜没睡觉,三天没吃饭,在派出所的水泥地上坐着,上边热、下边凉、蚊子咬、臭气熏,从那以后,我们家就成了公安部门的“黑户”,电话监控、专人监视、特务跟踪、单位通告、上门骚扰、公安抓捕,亲朋好友受到株连,寝食难安。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和女儿第四次进京上访,十二月十九日被抓(我已和女儿分开),次日被送回本地,关押在阜新新地看守所,在这期间我家灾难重重。九十多岁的婆母瘫在床上,大小便失禁,离不开人,她想念我,天天喊着我的名字,使人听了很伤心,现已去世。

片警经常半夜三更到我家骚扰。我的儿子精神受到刺激,达到崩溃的地步,多次用拳头砸碎玻璃,手上的鲜血也多次流淌不止,送进了精神病院,每月费用二千五百元。现在儿子已经四十岁,还用药陪伴,没有工作,还干不了什么,社区也不给办低保。

我老伴杨东阁渴望我回家照顾老人和儿子,因为我坚持信仰不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海州公安分局副局长(李俭)和政保科的人硬是不放。这时,又传来不幸的消息,我女儿在北京因给其他法轮功学员送信,被警察堵在楼房里,万般无奈从四楼跳下,不知怎样我老伴简直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这时正值皇历新年,他吃不下饭,经常望着家中空荡荡的屋子发呆,痛不欲生,这好端端的家刹那间变得如此破碎。我又被关押了四个月,二零零零年三月中旬保释。

后得知,女儿坐骨神经受损,脚严重摔伤已骨折。生活不能自理,每翻一次身,都要昏过去,走路一瘸一拐的。刚好一点,在北京又被抓捕,二零零零年二月被送回阜新市新地看守所,五月三十日,被海州公安分局非法劳教一年,在阜新劳教所后又加期半年,受尽折磨,接着又送到抚顺洗脑班,用歪理邪说给她强制洗脑,使她至今仍不太清醒。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四点左右,阜新公安局政保科赵某、冯国平等十几个人闯入我家。(四点前已到我所在单位海州铁路小学,校长宋春艳配合公安,事先打电话试探我是否在家)以欺骗手段,说我女儿(杨明喆)在劳教所出事了,叫我们去解决,我们看出是圈套,推托家里没人照顾,可公安局叫我老伴去了,我刚走,警察就进屋了,逼问我儿子:我到哪里去了?就这样我又被抓,硬把我抬到警车上。我和老伴都被押送到新地看守所。我家又一次遭难。家里只剩下九十多岁瘫在床上的老人,和刚出院不久没痊愈的儿子。

亲人们到处托人,说我们家特殊,公安局政保科勒索四千元,把我老伴放回。在看守所,老伴杨东阁被关押八天,犯人轮流打骂他,整天叫擦地,不让喝水,不让大小便,每顿只吃上几口生面团,其余的都叫犯人要去了,人瘦得皮包骨。老伴回家,他姐姐一看就流下了心酸的泪水。我被关押一个月,家里又花了五千元(其中二千元被警察挥霍)。我回来后,听说勒索这么多钱,我和老伴去公安局要收据,一共去了五、六次,警察才勉强的用作废的收据改一下日期,敷衍了事。

二零零二年四月直到十六大前后,以有人举报和到派出所签字为名,公安局、派出所、社区多次到我家骚扰企图探听消息抓捕,我只得在外流离失所七、八个月。

新地看守所:电击、野蛮灌食折磨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日上午九点四十分左右,西铁派出所五、六个警察在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去我家抓人,砸门撬锁,外面警车等候,并说:“再不开门,把你家门砸开。”大约撬了两个多小时,没有撬开,却把门锁撬坏了,过几天又来撬门。对于公安警察没完没了的骚扰,我想你们公安人员不能这样欺负老百姓,执法犯法,不能不顾证据胡来。于是我就在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去派出所跟他们讲真相。我这一去所长、指导员“如获至宝”,以为“立功”的机会来了,给市局、分局打电话。市局政保科(冯国平)、海州公安分局(周晓敏)来了,把我软禁在派出所。到了晚上,一屋子警察虎视眈眈面对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太太,一个彪形警察边骂边把我的双臂紧紧扭在后面,薅住头发,向前用力一推,把我的头发薅下一把,又上来几个警察连推带拽把我推进警车,扔在座位上,押往新地看守所。

看守所的警察和犯人围上来,大声训斥想给我戴脚镣,我硬是不肯,在这里绝食抗议公安部门对我的迫害,看守所警察野蛮给我灌食。把我按在凳子上,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千古奇冤!”副所长王忠宏听到了,匆匆从屋里拿来电棍,恶狠狠地说:“我叫你冤,我叫你喊!”边说边往我脸上、手上电起来,电棍不停地发出“啪、啪”响声,所过之处,象滚动的铁针在往肉里边猛扎。我当时心都悬了起来,四肢颤抖,牙咬得紧紧的,感觉脸和手都被电破了、电焦了、电熟了。

不知电了多久,接着继续灌食,男犯人用皮管硬往我鼻子里插,没插进去。警察王大夫狠踢我两脚,夺过管子继续插。我拒绝灌食,挣扎抵制,副所长王忠宏又拿起电棍疯狂的在我受伤的脸上电起来。

灌食后,我扶着墙踉踉跄跄走进牢房,这时灌进去的东西不断往外返,猛的不停的呕吐,好象五脏六腑都倾吐出来,吐出的不是奶粉,而是浓浓的盐水。鼻子流着血,嗓子咯着血,折腾好几个小时,到了晚上,被电的脸肿得更厉害了。锃亮的大泡象扣在脸上一样,使人见了不寒而栗。

马三家劳教所:奴工摧残、蹲小号、坐小塑料凳、野蛮灌食

在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三十五天,二零零四年三月末,海州公安分局政保科周晓敏和西铁派出所两名片警,以我给校长、书记写的两封劝善信为依据非法劳教两年,押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这封信是我给当时校长宋春艳和书记写的。是针对她们亲自把在校职工送抚顺洗脑班的事,可是校长又把这两封信交给了公安局。成了迫害我的理由,两封信判两年。

在马三家劳教所,我受到了非人待遇,讽刺挖苦,强制洗脑,天天放着诽谤大法的录音、录像,不“转化”不叫睡觉,一连二十多天,每天只让休息三、四个小时,强迫超负荷劳动。二零零四年秋,劳教所开始了使年轻人都望而生畏的扒玉米劳动,强度很大,三大队五分队队长关丽英看我“转化”没希望,在她知道我在扒蒜时手就疼(骨鞘炎),有时昏迷,多日不让休息,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故意想用劳动拖垮我、削弱我的意志,从而顺从她,并跟大家说:“只要需要一个人去劳动,也得叫你去。”我每天拖着沉重的身体、甩着难忍的胳膊,忍受着手的疼痛,拽着一棵又一棵玉米秸、扒着一穗又一穗玉米棒。到了夜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双臂酸痛、不能高举;手指发直发硬,五指难以合拢;腰腿风湿酸软、早上起来不时发出“呻吟”的叫声,到最后几天,我提出干不了,关丽英就是不理睬,造成了我双手半残。

由于没达到五分队关丽英的要求,又给我调到三分队。这个队长姓董,也是百般刁难,叫我去撮雪、抬雪,干不了,就大声训斥,叫我去花钱看病,加期等,一不随意就叫去蹲小号,那里又冷又潮、饥寒交迫,我被队长推进小号蹲了十天。又加期十天。

二零零五年四月,我被分到严管一大队,这里的法轮功学员不穿劳教服,不干活、不挂牌,当时狱警是张垒,都管她叫恶警,她一会儿踢这个人两脚,一会儿又踢那个两脚,最苦的是坐小塑料凳。这种小凳面积小,面质坚硬,坐时间长了,骨头尖都疼,肉皮发黑发紫,肉皮咯破出血。我就是这种情况,一坐上就闹心,坐小凳也是一种迫害,于是我拿个小布垫就坐在地上,张狱警看见了,不允许,就多次踢小布垫,推我、拽我,把我弄到办公室把我的双手铐在暖气管上,并说:“出头的椽子先烂,谁叫你带头来的?”有一次,把我拽到库房去,逼我写“转化书”,我不肯,就用力把我推倒,在寒冷的冬天,叫我坐在水泥地上冰着,我起来,就推倒,足足冰了半天,冰得我腰疼、肚子疼、双腿更疼。

在黑窝里,我的身体受到极大伤害。曾三次出现生命危险:一次去洗漱,刚走几步没出屋,腿就软下来,摔倒什么也不知道了;第二次去洗手间,我扶着同修的胳膊,就慢慢的往下坠,昏过去了,几个同修把我抬到床上。另一次,张垒准备给我灌食。当时有几个狱警一拥而上,死死的抱住我的身体,牢牢地抓住我的双臂,掐脖子的,捏嘴的,没有一点活动余地,憋得我喘不过气来。心想:不好,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于是我用全身力气,使劲挣扎摆脱,她们把手松开了。我深深的喘了一口气,大声说:“你们干什么?想把我憋死呀!”

在二零零五年七月末,我连续绝食六十一天。在这期间,我又感受到另一种灌食的痛苦。灌食时,队长带着几个穿白大褂的警察,从监室把我拖到灌食室,按倒在地,四肢压住,医生拿着长长的皮管,通过鼻孔插到胃里,我不知道皮管触动了身体哪个部位,心里猛一震,疼痛难忍。皮管插到哪里,疼痛就来到哪。灌食后,全身不停的颤抖。有时竟大哭起来。他们灌的东西,什么颜色的都有,不知是什么。狱警看到我这种状态,就强迫我去医院检查,抽血化验,每次去医院,灌食都叫我花钱,大约用去一千五百元。现在我明白了,强迫我看病,抽血化验,就是不怀好意,就是为了寻找“供体活摘”。

二零零六年二月,我本应劳教期满,但又加期两个月。这时“马三家”又调来一批更邪恶的警察,马吉山、刘勇等。他们不管你身体状况,老的、少的,挨个收拾。不穿劳教服、不干活,就拳打脚踢、面壁蹲小号、吊铐、反铐、脚镣等。当时我全身浮肿厉害,右脚肿得锃亮、不敢碰,每当夜深人静时脚更痛,心难受、睡不了觉,我坐起想缓解一下,坐起来就被训斥。早上起来就开始罚站,刚动一点,马吉山就大喊起来,随着喊声他的大手就从我的头顶“拍”一声凿下来,我险些昏倒,扶住了床栏。

家人承受巨大压力和痛苦

在我劳教期间,我老伴承受着巨大精神压力,操尽了心。家里两个病人靠他照顾;为我的非法劳教,多次去公安局讲真相,找律师写诉状,向有关部门投诉;为我的退休金被扣发而奔波,每月老伴只有六百元,养活一家人,还得给被关押的我送钱财;我不穿劳教服,不叫家人看望,害得老伴多次白来,伤心而去。有一次,老伴与裴队长联系,说叫见,可一去,队长说我正蹲小号,不让见。劳教两年期满,我老伴与朋友去接我。大队长李明玉说我被加期两个月,她不穿劳教服也不能见。我老伴与大队长喊起来,叫她们拿出文件,并说:“今天我一定要见,抬也得给我抬出来。”大队长只得叫我们通了电话,总算没白来。

这些年来,我们不但肉体上受到迫害,精神上受到摧残,而且在经济上也遭到了很大勒索。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女儿杨明喆,单位军政招待所王大江等人向我家勒索二千元,又给她下岗。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零零零年三月,我在阜新看守所关押,退休金停发,至今没给。二零零一年六月,在看守所关押一个月,只给半个月退休金。二零零一年六、七月份,我和老伴先后被阜新市公安局政保科勒索七千元。二零零五年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强迫看病和灌食,勒索大约一千五百多元。二零零四年二月~二零零六年四月,在马三家劳教所两年多(二十六个月),退休金和后来补发的退休金全部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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