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出于妒嫉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王希斌女士因坚持修炼而遭多次迫害，她说：“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十六年里，我三次被抓，四次被抄家、抢劫，二次被判刑（一次三年，一次三年半），一次被劳教（二年二个月），一次被关洗脑班（一个月）。在看守所被关押中被单位除名。在这八年九个月中，我受到酷刑折磨，非人的虐待，给我从精神到肉体造成了巨大的痛苦、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迫害中给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挽回的终生的伤害。”
二零一五年六月，王女士加入诉江大潮，对迫害元凶江泽民提出了控告。以下是她在控告书中陈述的被迫害的情况。
1、第一次被抓
二零零一年六月的一天晚上七点多，沈阳市铁西区贵和派出所七、八个着便衣的警察，胁迫邻居敲门，冲進我家，不出具任何证件，抄抢走我的全部大法书籍、讲法录音及真相资料及私人用品，将我戴上手铐，塞進警车，还把我女儿也带上车（女儿未修炼法轮功），给女儿精神造成伤害。这时我看见儿子坐在车里，原来是儿子贴真相被抓，牵扯到我（儿子被关在沈阳张士教养院迫害后不练了）。
在派出所，警察录口供，我不配合，他们找来铁西分局专门搞逼供的“高手”给我上一种叫“苏秦背剑”的刑罚搞逼供，将一只手从肩伸到后背，另一只手从后背往上伸，再用手铐将两只手铐上，然后将手铐挂到高处（或者脚尖能够着地，或者够不着地，随他心情）。这种酷刑让人生不如死，十四年过去了，至今胳膊仍留有后遗症，不能上举和后弯。
两天后，我被送到沈阳第一看守所关押。一進看守所，就被强行扒光衣服侮辱。在看守所，我绝食反迫害，他们用野蛮灌食折磨我，把我的鼻腔口里捅出血，嘴肿很高，用钢勺撬嘴，牙撬掉了几个，没掉的也活动了，插管子使胸部难受，经常咳嗽吐血。他们为推卸责任，把我送進了监管医院。
在看守所被迫害期间，工作单位却将我除名，给我和家庭造成灾难和痛苦。二零零二年六月，铁西区法院开庭，诬判我有期徒刑三年，把我送到沈阳大北监狱（搬迁后改名为辽宁省女子监狱）。
一進监狱，我又一次受到扒光衣服的侮辱。我被分到九监区二小队，小队长是董芳，监区分管法轮功的队长是张延彤。每天早七点出工，晚七点收工，每天还要把干不完的活带到监舍去干，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觉。我的脚和腿每天都肿到膝盖，鞋也穿不了。夏天热，又借口不能和人接触，就把我的床放在门后，我被迫害的前胸起痱子，一挠肿成一片，奇痒无比，以后年年犯，直至现在到伏天时还有反应。
她们为了转化我，软硬兼施，强制看污蔑法轮功的资料、电视，让犯人收集我的言、行（多数是犯人编造的），在犯人大会上让她们拿出来批判。还让犯人都不跟我说话，孤立我。在过大年前执行员（管事犯人）看我帐上有一千多元钱，让我捐款给监区的图书室，我不捐，她们就封我的帐，不让我买东西。并骂我。 我虽然说了不捐，可他们还是强行扣去我二百元。丈夫单位被买断了，丈夫年纪大，人家不愿要，给甩出来，在社会上办了失业救济金，每月二百多元，孩子还没有稳定收入。那一千元钱是一家人省吃俭用，给我镶牙的。他哪知道那点钱在这里根本不够干啥。那时是我们一家生命最低谷时期，如果没有大法，根本走不过来，不是家破人亡，也是妻离子散了。
监狱每年初二之前都让犯人买好吃的（监狱克扣犯人标准伙食费，再做成小灶高价卖给犯人），监狱从初三到初五三天不开伙，但可以给犯人热饭。而我被封帐了，不能买东西，只好挨饿。有一个丹东姓陆的犯人实在看不下去了，过来给我拨一半她的饭，我说：我不能要你的饭，会给你带来麻烦的。她说：“我不怕，不管犯什么罪，也得给饭吃”。第二天刚上班，队长就把她叫去训了一顿。
招数用尽了，也没好使（转化我），最后大、小队长不得不赤膊上阵，拿出看家本事——耍流氓、无赖。一天早晨出工时，小队长跟我说：今天你不用出工了，你到车间水房站着，直到转化为止。并要管水房的犯人看着，要我站在水房中央，手放到两侧，腿不能打弯，不许我东张西望，不许蹲下，吃饭站在原地吃。如果我有违反，看着我的犯人不减刑。就这样每天从早七点站到晚七点，水房里潮湿阴冷，鞋每天都是湿的，晚上包夹看着不让晾，收工时腿肿很粗不会动，意识指挥不了它，得慢慢移动，恢复。可是一收工就是急的，包夹一来接，拽着就跑，得赶快回到队伍里去。每天收工包夹都是连推带搡，连喊带骂，不但要承受肉体上的痛苦，还要承受精神上痛苦。一周后的某天晚上，小队长跟我说：你今天不收工，到他们上夜班的屋里站着，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找我。其实，她已经都布置好了，只等去表演了。犯人们开始轮流攻击我，这个说：今天你不转化，我们都减不了刑。那个说：你不是做好人吗？因为你我们都减不了刑，你是什么好人！有人因为减不了刑来打我；有的往我身上吐唾沫。有的掐我。开始我还能回头瞅，后来我也瞅不过来，也没有能力瞅了，任她们打了。再后来，就不行了，开始往下堆了。我一瘫到地上，她们就把我拽起来，再瘫再拽，随着频率的增加，她们也不是拽了，就是往起拔，往起提，往起擼。从腰到肋骨往上擼，擼得我腰象折了一般，肋骨火烧火燎的疼，大气不敢喘，碰一下象针扎一样。她们就这样折磨我，一直到我没有意识，没有反应为止，然后在事先写好的“转化书”上拽着我的手按上手印，然后又给我读了一遍，我只依稀听到有“自愿转化”和“同犯×××做证”字样，其它都不知道了。过了一会听见监区长和小队长说话的声音，好象说任务完成的挺好，让把我弄到屋里去。两个犯人过来了，其中一个一拽我，我疼的大叫一声，她们也不敢动了，就把正在加工的衣服盖在我身上，就这样我一直在地上躺到其他犯人出工。
在非典期间我写了“严正声明”，声明所谓‘转化’完全是强迫的，不生效。监区长看后当着我的面撕掉了，她说：“转化书”已经放在你的档案里了，永远跟着你。在我冤狱期满出狱前要我写“总结”，我写大法弟子在哪都是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做好人的。她说：你已经转化了，重写。我揭露她的卑鄙伎俩，她气急败坏的把那几个在“转化书”上签字作证的犯人找来，她们异口同声的说，是你自己转化的。监区长洋洋得意的说：听到了吧。我说：如果一个人打心眼里愿意做那件事情的话，还需要又是物证又是人证的吗？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她立马语塞，悻悻地说：行了，都走吧！一个月后，我终于告别这人间地狱，回家了。
2、第二次被抓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一天的晚上，我和同修在铁西兴华公园讲法轮功真相，被预谋已久蹲坑的铁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到铁西分局，被铐在铁椅子上。当晚他们抄了我的家，抄走大法书和几张真相资料，第二天把我和同修送到沈阳第二看守迫害。
在看守所，又一次被扒光衣服侮辱。在看守我绝食，警察叫来五～六个刑事犯将我拖去灌浓盐水，致使我胃痛，不能吃东西，我坚持炼功恢复了。一个月后，铁西分局的警察将我提出去，给我读了劳动教养决定书，不让我看，也不给我，说你听就行了，这是给马三家教养院的。
马三家教养院阴森可怖，因为据说有江泽民的指令，想怎么迫害就怎么迫害。我每天被强制坐巴掌大的塑料凳，听污蔑之词。我闭眼睛，队长任红赞就来掐我的眼皮。我低头，她就揪我头发往墙上撞。为了不让我们发正念，她们撤走墙上的钟、日历，让我们没有时间概念。
一天，大家统一反迫害，不穿劳教服。一个男狱警進来了，问为什不穿？我说：因为我们都是好人没有罪，这里進進出出几年来也有上万人，别人不知道，你们应该知道哇，你看那厕所收拾的里外湛亮，一点味都没有；那食堂更是，一点灰尘都没有。餐具、桌凳几年来象新的一样。有人吃饭时无意间将脚蹬在凳子上，别人看见了就告诉她拿下去，而且所有清洁剂、工具都是我们自己掏钱买。这样的人是坏人吗？他有点语塞，他说：我们也是为共产党做事，没办法。我着急的说：难道你没有你自己吗？难道你只是个驱壳吗？他立即火了，站起就来抓我，嘴里喊着：好哇，你骂我是蛆，今天我非整死你不可。他把我推出门外，一拳将我打倒，用穿皮鞋的脚，往我头和肋骨上一顿踹，我用手护着，头破了，手也破了，肋骨可能折了（不给看，也不知道），不能喘气，不能动，睡觉躺下、起来都得有人帮。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江泽民发起的这场对法轮功迫害，受害的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他把公、检、法、司整个一条系统的人，都拖下了地狱。就象那个男狱警，他知道法轮功都是好人，他却说：没办法。因为江泽民下令叫他做，他敢不做吗？可是他做了就是他的罪恶，他就得还。这宇宙中有个理，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谁做了什么都是给自己做的，都得偿还。所以奉劝那些还在执行江泽民命令的人，赶快给自己留条后路吧，不要再为江泽民的罪恶买单了。
一天任红赞喊我收拾东西跟另一队长走，说去综合楼（专门转化学员的地方）。到那后，队长叫一人拿剪子把我的头发剪成男式的，我不让剪，她说：到这来就由不得你了，还叫来两个人（犹大），说：这两人把×××都转化了，我就不信转化不了你！她们不让我出屋，每天给我灌输邪悟理论，还在我面前谤师谤法，给我造成精神的痛苦。我告诉她们我的生命是大法构成的，我不能容忍你们这样的行为，你们再这样，我就冲出去喊“法轮大法好”。她们怕影响太大队长会收拾她们，收敛了许多。她们拿师父的法来断章取义，我就给她揭露，她们看唬弄不了我就交差了，我也就回去了。
几天后，任红赞又叫我收拾东西跟她走，来到一楼大铁门前（专门酷刑折磨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的地方），一阵铁链子响过后，把我关到一间屋子里，我问：给我弄到这干什么？她说：你害怕了吗？如果你想转化还来得及。我说：大法弟子堂堂正正，怕什么呢？！她说“那你就呆着吧，会有人来‘关照’你的”。这里只有一张桌子和地上一个草垫子，我的房间紧挨着大铁门，只要走進和走近的人，我都能看见，而铁门里其它屋的情况却不知道，只能凭听声来判断。这進進出出的人和哗啦、咣当的铁链子、铁门声还有训斥声、打骂声、喊叫声，使我精神高度紧张，不能入睡，心里随时戒备着，不知道会有什么人来和怎样“关照”我。一天我看到队长慌慌张张奔我而来，后面跟着一个“四防”（转化后帮他们干事的人）。队长说：赶快收拾东西跟“四防”回队。回到小队才知道，有大变动：人员打乱，重新分楼层。
新楼层的分布为：一楼为坚定的学员，严管。三楼是转化的学员，松管。二楼是准备往上、下分化的学员，我被分到二楼。
一天二楼出现了一帮男狱警，横眉立目的，一看就象打手，大家都感到了气氛的紧张，终于这一天到了。我被石宇队长叫到一个屋里，交给一个叫马吉山的男狱警，他问我：还炼吗？我说：这么好的功法咋不炼呢？！他抓起我的手就往铁床栏杆上铐。我问：你这是干啥？他说：你不是炼吗？叫你尝尝炼的滋味。他把我另一只手铐到另一面栏杆上，两只胳膊成一字形抻直，把脑袋塞進二层铺底下，再将两条腿用绳子捆起来，这种刑罚叫抻刑。只一会儿，手铐就勒進肉里，再一会儿大汗淋漓，再一会儿就昏过去了。然后拽着我的手在早已准备好的“转化书”上按上手印。第二天他说昨天那个不行，再写个正式的。我不写，他说：昨天那滋味挺好吧，要不再来一次？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暴露无遗。三天后我回到小队，才知道整个二楼的人都被这帮打手用各种酷刑强行转化。
一次我拒绝剥大蒜，受到加期两个月的迫害。在我回家时，马三家劳教所打电话让铁西区“六一零”来接我。在路上，他问我，认识的怎么样？我说真、善、忍哪有错啊！就这一句话，他们就又把我送到“沈阳市铁西区张士教养院”，劳教一个月。
3、第三次被抓
二零零九年六月八日，我在和平区大润发超市，送给一个男人一张神韵光盘，被他领着和平区胜利派出所的警察抓走，当天他们抄了我的家，一无所获，第二天又抄了一次，在我丈夫褥子下搜到一张真相单张。我丈夫告诉他们，那是我从外面捡的，他们叫我丈夫写个证明。
在公审我的法庭上，起诉书中出现两个证人，我问另一个人是谁，他说出我丈夫的名字，我问他证明我什么，他说证明你炼法轮功，我当时就觉的其中有诈。回家后才知道，派出所警察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骗我丈夫写证明，再把它变成诬陷我的证据。二天后我被送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在看守所我又一次受到扒光衣服的侮辱，受到强制抽血的迫害。
大约在二零一零年的三月份，我被投入辽宁省女子监狱七监区二小队迫害。一到监区又扒光衣服检查，侮辱。把被褥都拆掉，将棉絮拿出来检查。白天在一间没有监控的屋里，两个转化我的人强制放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强迫看污蔑书籍、材料。开始让我坐着，后来站着，再后来强制站在一块方砖上，不准移动一步。晚上别人都睡觉了，才把我带到最里头靠冷山的小屋里，睡在靠窗户没有被褥的光板上。她们就这样整整折磨我三个月。后来整个监舍刷浆，没有地方了，又用强力劳动来折磨我，让我收拾三层楼的地面、门窗、玻璃上的浆，这哪是六十多的人干的活呀，累的我腰酸背痛，四肢无力，走路都摔跟头。
半年后我回到小队，小队的环境更恶劣。监区为创收，定额、数量不断攀升，惩罚手段层出不穷。我被叫作“案板工”，为做服装流水线的机台做辅助工作，一个人要服务多个机台。如果你活没干出来或有质量问题，不用犯人头和队长出面，涉及到哪道工序，那个机台工都得跟你玩命，因为牵扯到挨罚，扣分和减刑的问题。每时每刻都得考虑能否供应上机台，哪儿可能出问题。如有问题，赶快带回监舍哪怕不吃饭，不睡觉，也要补救。不然就会出事，就会有人被罚、被打、被扣分、不减刑、电棍电等。所以人人自危，人人自保，互相争斗，互相伤害。在这样恐惧、紧张的氛围下，在超强度、超负荷劳动的高压下，身心每天都在分分秒秒中煎熬着，这样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尽头。
迫害中，给家人带来的承受和痛苦也是很大的，八年来丈夫、儿子、女儿，每次去看我，都被盘查、逼问，甚至侮辱、谩骂，为了能看到我，他们只能忍气吞声。丈夫晕车，每次去无论多远的路，都骑自行车，冬天脚被冻伤年年犯。伤害最重的是儿子，自零一年我俩一起被绑架后，把他送到张士教养院转化后，他就不炼了，从此一提法轮功的事，他就急眼。四十多岁了，也不找对象，我每次想了解他被迫害的情况，他都闭口不谈。
女儿当时二十岁，我和她哥被抓，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她后来告诉我，那时她每天都精神恍惚，想起来就哭，不管在哪里也不管有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