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遭绑架 九死一生

——黑龙江勃利县王桂梅自述遭迫害经历

更新: 2016年0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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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一个弱女子,曾经厌倦了人生,甚至想到去死;可是她修炼了法轮功后,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珍贵,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重获新生,身体的病患也不翼而飞。她自食其力,靠勤劳的双手,养家糊口,赡养老人。

没想到自从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打压法轮功后,她的人生又来一个大转折: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三年间遭中共江泽民集团绑架六次,非法劳教一次,一次次面对生死。为了避免再被迫害,后来她被迫离家,远走他乡……

她就是黑龙江省勃利县法轮功学员王桂梅。下面是王桂梅说她的故事:

一、修炼大法解除我的痛苦身心受益

我是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日出生。我从小身体就不好,总打针吃药。到了十六岁因身体不好上学总请假,后来跟不上了就不念书了。从那时开始跟妈妈在市场摆摊,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夏热冬冷。由于身体虚弱、无力,那时我去沈阳上货,十个衬衫都拿不动。进一次货回来病一场,就这样到我十八岁那年,我的生意也不做了。怎么办?干什么?我就去学理发去了,学两个多月之后就开业了,从开业生意就一天比一天好。

我是家里的顶梁柱,爸在我二十多岁时单位就解体了,爸没有了工作,身体也不好,也干不了别的;妈也没收入;三姐还得了尿毒症,还得看病;还要养活哥哥离婚后留给我们才十九个月的孩子,一直养到八岁。我们一家的生活全靠我一人来支撑。

我因身体不好总打针,这边打着针,那边顾客坐满了,打完针我还得干活,中午忙得往往吃不上饭,最晚干到后半夜两、三点钟,我就象机器人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就这样,我因疲劳过度神经衰弱,脑子疼,心脏也不好、胃也不好,腿青紫色,还浮肿,用手指一摁一个坑,一到下午腿就开始痛。我的病中西医都去看了,也治不了,后来还找巫医看也没好。最后我的手都开始哆嗦了,但还得干活。

精神和身体的痛苦让我生不如死,人活在世上太苦了。在三姐去世后,觉得人真的从出生就走向死亡,只是早晚而已;如果是这样早走比晚走好的多,人世间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那时唯一能让我高兴的是美,那时想即使想死也得有个好看的形象,上吊、喝药、投河都想过,只因这样死太难看。

后来妈妈搬到我的店里住了,我妈身体也不好:冠心病、胃下垂、脑供血不足、气管炎,还有附体。我和妈妈一个月打针吃药就得两千多元,挣的钱都看病了,后来妈看我的身体这样了,还这么年轻,以后咋办啊……之后一家人决定:为了我的身体不能干太晚了,定点关门。姐姐和哥哥还要求爸爸以后我挣的钱给我,我按月向家里交生活费,爸爸同意了。即使这样我还是高兴不起来,身体也没因此而好转。

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位老顾客到我家来。看她的身体和面容有很大的变化,象个很健康的人。她原来的身体很不好,有糖尿病,脸肿,眼睛也是,来烫发坐两个小时都坚持不住。我问她:看你的气色难道你的病好了?她说是啊。我心想:糖尿病是没法治好的啊,可是看她的状态和原来比是不一样了。我问她怎么好的?她说是炼了法轮功。她说是让人做好人的,按真善忍做人,属于气功,还不花钱。我也觉得真善忍挺好的。她让我也炼,她知道我身体不好。我说那都是年岁大的人炼,年轻人哪有炼的啊?她说有的。她看到我妈妈身体也不好,就说让妈妈炼。妈妈炼了之后病都好了,药都没吃过。后来爸爸、姐姐们都开始修炼了(中共江泽民集团打压后不敢炼了),我是后学的。

那是一九九七年七月的一天,我那天店里的顾客非常少,我就上后院去了,看看妈妈在干什么呢?就听录音机有人说话,而且讲得非常有道理。我问妈妈听的是什么?妈妈说是师父的讲法。我就觉得非常好,我就从头开始听,一直听完。我终于明白了人为什么有痛苦?人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如意?为什么活着?我就象找到了家一样,这就是我要的!得法的喜悦无以言表,那种幸福快乐有生以来从未有过,师父的大法象一把万能的钥匙打开了我所有的心结,那时真的高兴:家庭也和睦了,爸爸也变了,也会关心人了,也不那么发脾气了。我家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家从此有了欢乐,我的病不知什么时候都好了,感谢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年我二十六岁。

二、坚定修炼屡遭绑架

我修炼大法才两年。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公开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们是没有错的,师父也没有错,大法是正法,大法对社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政府错了。

1、第一次被绑架囚禁

十一月初的一天,我和同修(注:法轮功学员之间的称呼,以下同)鄂纯贤(注:和以前报道的不幸离世的鄂春贤是一个人,以前的有误,特此更正)约好去北京上访反映情况。可是坐火车刚到佳木斯就被勃利县公安局副局长宋国良带两个人,还有佳木斯火车站的警察抓着我们。那个警察长的瘦高、没有下巴颏,他打了鄂纯贤一个大耳光。就这样我们被带回勃利县。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日,我和鄂春贤被非法关押在勃利县拘留所。拘留所里已经关押了好多法轮功学员,共有大约五十多人,睡觉时一个挨一个,不能仰卧,只能侧身,可挤了,睡不好觉。吃的极差,一天两顿饭,都是玉米大碴子,碴子里还有小虫蛾。早晨是咸菜块子,给的还不多(有几块)。晚上是菜汤,很稀,汤里有几块土豆。土豆不打皮,喝完汤,钵底都有泥。白菜汤里几根白菜,汤上漂有虫子。就这样的饭菜让人难以下咽。因此我们很快就瘦了,就这样的饭菜一天还要我们每人十元钱,这在当时是很贵的。据有工作的法轮功学员讲:一个月的伙食费,快赶上一个月的工资了。一开始拘留说是十五天,因为我们坚持信仰,不放弃信仰,就无限期非法关押。转眼就到了二零零零年元旦,都非法关押我们五十多天了,眼看就要过大年了,还不释放我们,我们就绝食抗议。七天后,县“610”(当时我县叫615,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类似于德国纳粹的盖世太保,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和县公安局政保科(后来改为国保大队),才决定放人,但是还是逼迫签保证,并交所谓的罚款,实际是勒索。交县“610办公室”一千元,交辖区派出所三千元,拘留所要伙食费近六百元。这次非法判我阿姨鄂纯贤等三名女法轮功学员每人一年劳教迫害,送往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法轮功学员何平(男)由于不放弃信仰,家属也没有钱给他交所谓的罚款,就继续关押。我姐姐是一月八日给我交的非法罚款,拘留所一月九日放我回家的。

2、第二次被绑架囚禁

二零零零年过完大年后,县公安局政保科和各派出所又开始对法轮功学员大抓捕。三月二日上午公安局的两个实习警察到我家,把我带到了县公安局政保科,政保科的人问我炼不炼,炼就送到拘留所。是下午把我送去的。那里非法关押了很多法轮功学员。这一次又是无限期非法关押,我在这次被非法关押了近三个月了,都快到六月份了,我们绝食后,才放我们回家的。

3、第三次被绑架

回家后,派出所的人对我进行监视。二零零零年六月十六日晚上,那天是星期五,新起派出所的梁建威和曹辉让我跟他们到派出所。他们没有任何手续,爸爸不让他们带走我。他们就哄骗我爸说:老爷子,没啥事,我们给她做做思想工作,一会儿就送回来。就这样把我带走了,被带走的还有法轮功学员王淑花。到派出所问我还炼不炼了?我说炼。结果当晚没放我回来。第二天早上政保科的孙成义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因为是星期六、是周末,他们要休息,才放我回家。他们说让我下星期一还要到派出所去。我一想他们还是想绑架我,我不能等着被他们抓呀,逼得没办法,我决定去北京上访。六月十七日晚上我就坐火车走了。后来据爸妈讲,我刚走,拘留所的所长李长河就来到我家,说是花点钱就没事了,原来他们抓我是为了敲诈钱财的。

妈妈后来告诉我说,我走的大约第三天,新起派出所的梁建威还有一个不认识的警察到家要钱。说是接你姑娘坐飞机的费用。我妈说我们没钱。他们说有房照也行。我妈说房照押出去了。他们就把爸爸带走了(妈妈要替爸爸去,他们不让)。带到新起派出所,一个人写好了一个欠条,上面写着五千元。让爸爸签字按手印。之后爸爸上老火了,好几天吃不下去饭。后来也没钱给他们抽欠条,也就不了了之了。

4、第四次被绑架囚禁

我在去北京的路途中,警察在火车上两次查身份证,因为有名的法轮功学员身份证都被当地给没收了,扣押了。没有身份证是出不了门的。可是我们这次却顺利到达北京。我们去了国务院信访局,结果大门是关的,周围那地方的人非常多,有上访的,有便衣警察。我们到那还没等站脚,就被一个人拉住,问我们干嘛?我们说是上访的。问是哪的?我们说是黑龙江勃利的。他们就朝那边喊:黑龙江的!听到喊声,来了个人,这个人把我们带到了七台河驻京办事处,是个宾馆。原来这是个截访的人,听说他们截一个上访的是给他们钱的,按人头算。

到了办事处,把我们关押在地下室里,屋里灯光很暗,那里关了满满一房间法轮功学员,有四、五十人,都是七台河的。大家都在绝食抗议,我们到了也绝食。

我县当地派出所得到信后,派出所的曹辉、还有一个警察是我曾经的顾客,还有一个姓于的是个女的等有四、五个人吧,来到了办事处。他们进到地下室。有一个人,也不知是谁,是干什么的。手里拿一个湿毛巾,气势汹汹的狠狠的抽打屋里过道旁的法轮功学员,有的法轮功学员眼睛都被打红了。

曹辉他们首先走到王淑花跟前,拉起王淑花就往外走。王淑花不走,他们就硬往外拖,王淑花的裙子都被拖掉了。他们回来又要带我,我不走。我想我的心愿还没有反映上去呢。他们就硬要带我走,我就撞桌子,其他法轮功学员们撞墙,抵制他们。其他法轮功学员为了不让曹辉等人带我走,就拽着我,把我围在中间,哭声一片,曹辉等人才收手,他们只有先带王淑花和我大姐返回勃利了。这以后七台河的警察也到了办事处带七台河的法轮功学员走,法轮功学员不走,他们连哄带骗说是接你们回家,不送拘留所。法轮功学员信以为真,结果回来都被非法关押起来。后来我县当地派出所又来人了,这时我在办事处已经绝食四、五天了,身体很虚弱了,我是被人抬出了驻京办事处。

到了勃利直接把我送进了拘留所。我还是绝食,我已严重脱水,都脱相了。他们就逼迫被非法关押的其他法轮功学员劝我吃饭,我不吃。拘留所长和政保科孙成义让人强行给我灌食。

他们让武警兵冲进监室。我为了抵制他们撞了暖气片,好几个武警兵把我按在板铺上用脚踩我的胳膊。同修不让他们迫害我,有的被打了。拘留所长和狱医来了,要给我灌食,看我心跳加速,没灌成。到了晚上,所长、狱警还是劝我吃饭。我说我不是犯人,我不吃犯人吃的饭。狱警说:那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我说我吃家里的饭。他们说拉我回家吃完饭再拉回来。我拒绝了。大约两天后,他们看我要不行了,才让我回家。出拘留所时我是躺在褥子上,我姐等四个人扯着被角把我抬上车的,那是我姐夫雇的车。他们逼迫我姐夫写保证,保证我不走,如果走了,就抓我姐夫。

回到家,街道的人天天来我家看着我,怕我走。其中有薛小丽,还有一个女的不知叫什么名,是个高个,瘦身材,脸有点黑,有四十来岁。街道分好几伙看着我。还有一伙是姐弟俩,姐姐有二十多岁,她是我以前的顾客。

三、第五次被绑架遭非法劳教

回到家后,我身体渐渐恢复了。九天后,新起派出所几个警察来了,说是办学习班,在街道。让我去我不去。他连哄带骗说没啥事,学完就回来。我爸爸说,那你就去吧。我听了爸爸的话,就跟他们走了,结果把我拉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说来晚了让去县610,结果是把我送到了拘留所。到拘留所我就开始绝食反迫害。在那关了我九天,我绝食九天。第九天又把我转到看守所关押。板铺上有铐人的固定铁环,地上有地铁环,这原是给死刑犯用的。一进看守所,狱警就把我双手铐在板铺的两个铁环上,两个脚脖之间铐上支棍,也是铁的,其中一个脚脖再铐在地环上,整个身体姿势呈现一个“大”字形,仰面朝上,被固定住动不了。屋里的刑事犯人说,连死刑犯都不给用这个刑。可他们却对一个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非常虚弱的我,用这个刑。在看守所第二天,狱警给我打开,把我带到一个房间,不一会一帮男犯人冲进屋,把我强行按在床上。手、脚、头都被他们给按着,狱医强行往我鼻孔插管子,一只鼻孔没插进去,他又换另一个鼻孔插,真是恶心难受极了。接着就强行给我灌奶粉,由于灌的急没灌好,几乎都喷出来了。然后又把我架回监室还是固定在板铺上。第三天晚上看守所的钟所长又让监室的女犯人用勺子撬开我的牙,又捏我的鼻子,强行给我灌糖水。到了第四天,狱警让男犯人给我背上车,是个中巴。车上已有十多个法轮功学员,我能记住的有房翠芳、王淑花、朱文杰、蔡国兰、张桂琴、季玉杰等。这是要把我们送往劳教所迫害。

非法押送的警察有一个我认识,是我曾经的理发顾客,其他我就不认识了。

到了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把我们带下车。我由于在勃利时绝食,身体太虚弱了,走的慢点,被劳教所的一个叫“大龙”的男警察在我身后面踢了一脚,把我差点踢倒。劳教所的人把我和张桂琴同修带到一个屋内强行铐在铁床上输液(她在勃利看守所时也绝食)。回来后我俩震惊了!就这一会儿功夫,劳教所也不知用什么办法,把我们这次送劳教的其他法轮功学员都给“转化”了。我和张桂琴因为不“转化”,被关进严管队九中队,在那里不准炼功。因为我们炼功,就把我们一只手铐在(上下两层床)上铺床的床头上,人站在地上,不让我们睡觉,到了第二天早上才给我们打开手铐。送去当天晚上张桂琴被一个女警察带进她的值班室,第二天早上才把她放回来。张桂琴说,警察用电棍电她的嘴。

当时是在西格木劳教所的老楼,共关押了大约有二百左右的法轮功学员,男法轮功学员一个队,七、八、九中队是关押女法轮功学员的中队。我们在老楼的一楼被囚禁了三个月左右,在深秋的时候把我们转到新建的楼。

1、在老楼的情况

老楼的环境很差,屋后面靠山,窗户上有的没玻璃,刚到那时正值夏天,屋子的蚊子别提多些了。下大雨时,雨水从窗户、从墙缝进屋了,盆子、鞋子都飘起来了。

劳教所是这样“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先是利用“犹大”用歪理邪说把刚送进的法轮功学员大批“转化”,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就转到七、八中队,剩下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关在九中队;然后再把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一个个往外提,单个“转化”,“转化”后,就调出九中队,剩下坚定的越来越少;然后再把这些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再带到已经被“转化”的七、八中队,让犹大和几个“转化”的人围着一个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转化”她。就这样二百左右的法轮功学员,最后只剩二十人左右坚定修炼的。勃利只剩我和张桂琴了。

由于我们不“转化”,监室的门上面有个小喇叭,劳教所天天播放污蔑大法的广播。警察利用“犹大”天天逼法轮功学员“转化”,你不听她们的那些歪理邪说,“犹大”们照样说,我就用手捂住耳朵不听她们说那些,犹大就拽我胳膊逼我听。警察知道了我不“转化”、不听之后,叫“犹大”(这个“犹大”原是七台河的法轮功学员,被劳教所“转化”后,成为“犹大”,人性扭曲,她代替了警察,成了“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头,“转化”法轮功学员最厉害,她专门给警察出主意怎样“转化”我们:就是先大批“转化”,呆一些日子再开始一个一个的“转化”瓦解,都赶上“二所长”了)把我带到了七(或八,我现在记不准了)中队。一进屋是一个大铺,大铺上只见几个已经“转化”的人围着一个没“转化”同修逼她“转化”。灌输邪悟的东西。有坐着的,有站着的,有好几伙。我在这里见到了有半年多没见面的阿姨鄂纯贤。

我听说她“转化”了,所以我见到她心里很难受……曾经是那么坚定的人……她在里面坚定能有七、八个月,我刚到时她还没“转化”呢。后来没几天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她就“转化”了。她刚“转化”时,不让她接触坚定的同修,看她“转化”彻底了,不能反弹了,警察才让她见我们。我没和她多说啥。我要回到我原来的监室,这个“犹大”不让。我不管那些就回去了。还没等进屋,就被女警察于文斌叫到她的办公室,她用拳头照我头部猛击了几下,我没站稳一下坐在了沙发上。她说:你以为这是你家呢,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告诉你,你不是不听吗?我弄个耳机塞到你耳朵上,不听也得听!

酷刑演示:码坐
酷刑演示:罚坐小板凳

因为我不“转化”,我被调到另一个监室和坚定的同修在一起。我们被迫坐在小塑料凳上,一坐一天(除了上饭厅吃饭外),屁股都坐破皮了,腿肿了起来。在那精神上的压力非常大。“转化”的人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随便走动;可以随便打开关押我们的门锁进关押我的监室;可以见家人、打电话;可以减期,非常自由。而我们没“转化”的,这上面的一切都不可以。而且劳教所还告诉我们:不“转化”服刑一个月再加期半个月。就这样还严加看管我们。刚进去时不长时间集训时,能让我们到外面饭厅吃饭、让上厕所,但是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也不随便。后来大部分时间是在监室里不让出监室,窝吃窝拉。

在劳教所我们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承受的不仅仅是劳教所警察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承受着已经“转化”的人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她们“转化”后,就站在邪恶的一边,她们看见我们学法就向警察报告。而我们曾经是同修一部法,结果变成这样……

2、在新楼的情况

到秋天我们就被带到刚建好新楼。我被关在一楼(没“转化”的都在一楼)的阴面(不朝阳)。因楼刚建好,屋内潮湿,屋里长了各种颜色的毛,还有难闻的气味。在新楼的情况,刚开始让上厕所,后来由于我们传递经文,就不让我们出屋,不让接触任何人,连已经“转化”的人都不来了,因为看“转化”不了我们。就让我一个人在屋里,屋里吃、屋里拉。有人把饭送进屋里,大便让我便在屋里的一个盆里,等便满盆了,来人才给倒掉。因不“转化”,不“转化”的人都这样。在新楼时,有一段时间我的舌苔都脱落了,全是嫩肉,还有几条血口子,从舌头到嗓子都是肿的,吃东西都带血,特别疼,咽不下去,后来连水都咽不下去了。

劳教所的气氛阴森恐怖,有的法轮功学员被直接迫害致死,有的被逼虐杀,我县的房翠芳就是被虐杀的。在劳教所我主要承受的是寂寞和来自精神上的恐怖压力。我都要崩溃了,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样的环境,就我一个人在监室里,他们用这种寂寞的方式想摧毁我的意志。大约有四十多天不让接触任何人。不少人承受不住,就“转化”了。张桂琴就是在这个期间被迫“转化”的。后来我们又听说有两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在这之后我们十多个被严管同修开始了反迫害,要求自由,无条件释放。我们开始绝食。二零零一年大年三十,恶警把我们带到了对面的废弃楼,楼里没有暖气。

3、在废弃楼发生的事

刚到废弃楼在门厅,一群恶警有男有女的,把我们围了起来,有同修被他们毒打又按在地上(我没挨打),打完后开始把同修连拖带拽的一个个拖走,拖到监室里。我也被带到废楼的一个房间。我们三个同修在一个屋子都被铐在铁床上,只有上厕所、吃饭时(也在屋里)才给打开手铐。有的警察我要上厕所她能马上给我打开手铐;有的就让我等着,她不怀好意就是憋我。我的手都被铐肿了起来象面包一样,警察说是胖的。那屋里非常冷,穿着棉衣棉裤,还盖着被子,身体都冻透了。关了九天,这九天始终把我们铐在床上,双手都铐着,只能平躺,后背、腰哪都疼。正月初八的晚上,把我们从废楼二楼被带回到新楼的二楼继续严管。我们在下废楼时我们腿都不好使了,我们都走不了路了,是犯人把我们搀下楼的。

在劳教所不“转化”不让亲人接见,我特别想家啊,想爸爸妈妈,还有奶奶。但我在大法中受益了,师父给了我新生,让我知道了怎么做人,我不能背叛师父,背叛大法,我不能“转化”。到了二零零一年的夏天,我才由严管转到允许上车间。到了一年的冤期,也就是七月十三日,也不放我,又给我加期两个月,后来海外谴责中国劳教制度和超期关押,中共迫于压力,到九月十日才给我解除非法劳教,九月十二日被妈妈和姐姐接回家中。这还是属于提前释放,如果没有海外的声援,我还不知道被关押多长时间。

我在劳教所时,奶奶去世我都不知道,回来才知道的。回来后听妈说:奶奶看电视也知道打压法轮功,可是看到我很长时间也不去看她了,奶奶问我妈妈:小梅怎么没来。妈妈说我去进修去了。奶奶说:你们就骗我吧。奶奶很想我,为我担惊受怕很快去世了。因为在孙女当中,奶奶是最疼爱我的。回来后知道奶奶过世了,我心里很难过。奶奶去世我也没见到最后一眼,觉得挺遗憾的。

回到家,我怕当地警察还迫害我,我也不敢在家呆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果然片警曹辉到家找我。

四、第六次被绑架

二零零二年四月末的一天的半夜,我又被绑架了。那是在我二姐家,有七台河和勃利的五、六个部门,十多个人(我知道的有勃利县公安局的宋国良),来了六、七台车,抄完家把我带走了。

原因是这样的:一次我得到了一个外地法轮功学员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我不认识他,他家是哪的我也不知道。一天我就按这个号码打个电话问一问。接电话的是个男的,他问我是谁?我说我是王桂梅。我说你是谁呀?他不说。他问我你找谁呀?我说出了这个法轮功学员的名字。他也没说他是。我就觉得不对劲,就把电话撂了。没几天我就在我二姐家被绑架。在这一天晚上我妈家、我大姐家这些人员都去了,还抄他们的家。哪都翻,连灶坑、地窖、天棚都翻,没翻着啥。在我二姐家把我的一个兜,里面有大法书和七百元钱让曹辉拿走了。这些人以为我是(法轮功的)头,所以下了这么大的力气。

酷刑演示:铁椅子
酷刑演示:铁椅子

他们把我绑架到勃利新起派出所(现在的新华派出所位置)。开始审我的老多人了。他们分了几个班轮番审我。问我和那个人怎么认识的?都干什么?我说他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我不认识他。他们又问我资料是从哪来的?我没说。曹辉围着我用塑料尺照我脑袋拍打了一圈。他恐吓我,逼我说。警察李宏用拳头打了我一下。庞伟狠狠的打了我一嘴巴,把我打得整个身子转了大半圈,差点倒了。接着庞伟又拽着我的衣服推着我往墙上撞。我当时被铐着手铐,第二天晚上又给我戴上脚镣,又用大链子把手铐和脚镣连起来。他们不让我吃饭,不让我喝水,不让我睡觉,就让我站着,有三天三夜。后来看我不说啥,第三天的晚上就把我送到看守所。送到看守所后,让我坐铁椅子,还审我。还是曹辉等警察。是在一个审讯室,屋子里挺暗的。经过前三天的迫害,我有些神智不清了。这时他们发现我的眼睛直了,接着我的身子也软了,我几乎要不行了,身体也没有知觉了。曹辉一看我这样,他往我脸上喷矿泉水,看我没有反应。他以为我是装的。他跟在场的人说:把她的衣服扒光,扔进男牢房。后来他们就打开铁椅子,把我放下,我身体不由自主的就瘫倒在地上。我身材比较娇小,可他们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我抬到了监室里(醒来知道是女监室)。当时监室里关押了一个叫“小代子”女法轮功学员,小代子一看我这样了,她就抱着我喊我,我才一点点醒过来有了点意识,不一会儿我又啥也不知道了。后来看守所找来一个人,我也不知谁,拿听诊器听了一会儿说我内脏有问题。他们让男犯人把我背上车,把我拉到县人民医院门诊室,这已经是深夜了。他们给我铐在床上,强行打点滴。警察李宏告诉屋里的人,说我不吃饭,绝食才这样的。有一个不明真相的人听信了警察李宏的话,认为我这个人可恨,因为法轮功被中共污蔑。他拿一个东西,可能是水果皮朝我打来。后来有一个好心人,趁他们不注意时进到房间,跟我说话。我告诉他:我被抓了,我家里都不知道我在哪。我告诉他我家的电话号码(后来听我妈说:他亲自骑摩托车到我家告诉了我妈,说我在人民医院。这家里才知道了我的下落。在这之前我家里的人都不知道我被关在哪了,去派出所问他们也不告诉我家里的人,一家人心急如焚)。

到了第二天早晨,在医院里我要上厕所,李宏不让我去厕所。人民医院门诊部临大街,车来人往,他就让我一个大姑娘在医院大门口小便。回去给我继续打点滴,不一会儿,我还想上厕所,李宏才把我带到住院处,把厕所里的人都撵出来。我上厕所,他也跟进来,看着我上厕所。

在医院打完针后,他们又把我拉回看守所。在看守所里,七台河的人是610的还是国保的我不知道,也来审我。他们来了有三、四个人。后来七台河的人说送我回家,结果他们把我拉到了七台河拘留所(在六吕,现在的儿童福利院)一楼,拘留所的人一听说我在勃利看守所始终绝食,他们不收我。送我的人不管这个,把我扔在拘留所就跑了。在那里我还是绝食,在那里我被关了大约有五天。后来在亲属的营救下,把我接出来。我这次从被绑架到放回家一共是十三天。在勃利看守所的时候,有人威胁我说,你已经劳教一次了,这次如不放弃信仰,最少得判二年到三年劳教。

五、以后的情况

我原来和父母相依为命,被多次绑架关押,家里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没有生活来源,父母的生活成了问题,年岁又大,没有钱买煤,我爸爸没办法骑自行车到很远的高速公路上,扫拉煤车散落在路上的煤面。

父母都年龄大了,而且因为我坚定修炼,我家经常被骚扰,每次父母都吓得够呛,听到风吹草动都害怕。我从劳教所出来后,片警曹辉还不断来家骚扰。还撵我父母走,不让在这住,让父母搬家。爸爸非常害怕。是因我被迫害让他们痛苦了,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在家无法做生意了,我来到七台河租了个门面。开始生意也不好,刚要好起来,可是在二零零三年大约三月份吧,七台河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大抓捕,我又被牵连上了。他们找不到我,就告诉了勃利。勃利新起派出所曹辉等人到我妈家,曹辉逼我家老人带他们到七台河我的住处找我。给我妈妈吓得都要不行了。这次没抓到我。因我知道消息后提前离开了那里。我没地方去了,那时七台河很多法轮功学员都被抓起来了。而且我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几乎都被抓了。到亲属家、哥哥家也不能去,他们都害怕,不敢留我,怕受牵连,我无处可去,走在大街上,外面下着雨,我打着雨伞流着泪,觉得好苦啊。

没办法我被迫流离失所去了另外的城市。到另一个地方须要从头做起,开始的生意不好。挣来房租钱,就没有吃饭钱了。那时为了省钱,我有时一天两顿饭,四个小馒头是一天的伙食,连咸菜都舍不得买。父母我都没能力照顾,爸爸甚至起早天不亮,就去高速路扫拉煤车颠掉的煤烧。还捡废品。那时父母要办低保,可是街道委主任不给办,说因为我炼法轮功。

我本来有幸福的家庭,红火的生意,但为了避免再被迫害,为了老人不再被恐吓骚扰,我有家不能呆。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真正的在家安稳的生活过。到了二零一二年我才在很远的他乡成了家。回家一次看父母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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