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刘大秀老人自述遭迫害的经历：
一九九七年二月，我有幸得遇法轮大法，从此走入佛法修炼。之前，身体很不好，可以说是疾病缠身，什么胆囊炎、心脏病、肾病、神经官能症、脑血管硬化、身体右侧瘫痪等十二种要命的病，常年不离药，生不如死，对生活早已失去了信心。
修炼法轮功十八天后，师父给我了净化身体，所有疾病不翼而飞，彻底甩掉了折磨我几十年的药罐子，第一次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感觉，而且道德升华，我发自内心感谢慈悲的师父和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自从江氏犯罪集团打压法轮功后，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难以计数，我也不例外。
一、在吴家湾看守所和灵泉寺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七月的一天深夜（十二点左右），城南派出所（现凯南派出所）以我去参加了（对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庭审）旁听以及二零零零年在犀牛堤参加同修交流为由，强制给我戴上手铐，将我暴力绑架到吴家湾看守所非法关押两天。期间，看守所的一个狱警（姓名不详）叫我骂师父，又把师父的照片放到地上叫我去踩，均遭我拒绝。我对狱警说：“我的病就是师父给治好的，假如你得了许多绝症，医生给你治好了，别人叫你去骂医生，你会不会恩将仇报？我全身十二种病都是通过炼功康复的，过去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还去寺庙出了很多钱，病都没有丝毫减轻，这是事实。你说我能去骂我的恩师吗？！”
两天后，警察又把我劫持到北门戒毒所非法关押十多天，随后又将我转押到灵泉寺看守所。一个周五，市六一零（江泽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的人及城南派出所的警察到看守所来对我进行非法提审，六一零的一个女人见我不配合，对我的态度很恶劣，只听她恶狠狠地对我说：“我恨不得打你两耳光！问起你还不说！”我就善意的给她讲失与得的关系，她听完后态度有所缓和，说：“我还是没打你，也没骂难听的话，我下周星期一再来听你讲。”说完就走了。
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个月，被警察勒索了两千元钱后才放回家。
二、在灵泉寺看守所再次遭迫害、并被非法判刑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和同修到公园口蓝宝石商场门口的电线杆上贴自写的真相标语，被一女警跟踪，当我再贴时，那女警突然从身后伸出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腕，并用手铐将我铐住，我和同修被绑架到市和平路公安局，在二楼一间审讯室，我和同修遭到非法审讯，逼问我俩的姓名、住址，贴的标语是从哪儿来的？我身上的七十多块钱和剩下的标语全部被搜走，接着警察又将我俩带回家里去抄家，我家的大法书籍、真相资料（若干）、炼功磁带等私人物品全部被抢走，随后又将我们非法关押到灵泉寺看守所。
在关押期间，狱警指使管号的在押人员李玉梅逼我背监规，强制我给厨房干活。李玉梅见我不背，就逼我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蹲了两天“金鱼缸”（厕所），其他在押人员看不过意，都替我打抱不平。那天晚上，李玉梅就遭到了报应。她突然病得很厉害，狱警见了马上将她送到医院抢救，才脱离危险。
有一天“放风”时，我到狱警李智（音）的办公室去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出口骂我：“我老丈母是炼法轮功的，她给我讲我都敢打，我不看到你儿子和我关系好，老子今天就要打你，你还敢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讲。”
关押没多久，我被公安局构陷并将我的黑材料移交到检察院，儿子为了救我出去，被检察院公诉人（不知姓名）勒索了九千元，但还是在二零零零三年四月被船山区法院诬判四年，判后不久，即被劫持到成都市龙泉驿滨江女子监狱（现成都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
三、在成都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到滨江女子监狱后，即遭狱警和犹大洗脑，包夹犯人二十四小时不离左右对我进行监控，并将我隔离关押，还罚我坐小板凳，由于我年龄大，一天坐下来臀部疼痛难忍，几天不能站立。后来又强迫我做奴工，因双眼视力不好，完不成规定的任务，晚上还罚我加班到深夜十二点；后又强迫剥大蒜，指甲都剥烂了，双手火辣辣的痛，狱警还不让休息。
有一次，我因在监室里炼功被包夹犯人举报到警察那里，警察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就给其讲真相，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二零零三年五月非典流行期间，全监狱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所有的警、犯都在喝抗非典的中成药。包夹犯人强迫我喝药，我不喝，犯人就不让我吃饭，并把药装在我的饭碗里，说什么时候喝了药，什么时候才能吃饭。犯人打小报告诬陷说我既不喝药也不吃饭，我就给警察解释：“是犯人有意害我，她说不喝药就不准我吃饭，我是修炼人，身体有抵抗力，任何瘟疫都伤害不了我，根本不需喝药。”此警察明理，犯人没有达到迫害我的目的。
有一次，警、犯逼我写申请材料诽谤大法，说写了就可获得减刑，我坚决不写。
我在滨江女子监狱遭受了三年零五个月的迫害，使我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精神洗脑迫害留下的阴影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这一切的心灵创伤给我造成了难以抹去的痛苦。
四、退休工资被扣发
冤狱期满回家后，才知道我的退休工资被扣发，我直接找到遂宁市工业园区管教育的马力（音），叫他给我补发被克扣的退休金。马力说：“我这个情况（指判刑迫害）没有。”我叫他拿出文件给我看，他却拿不出来，他又说：“要把我在监狱迫害期间发的工资扣除。”最后在我据理力争的情况下，同意发给我退休工资。
五、几次被绑架、骚扰
二零一二年，我和同修在西门二医院门口看见许多人围观一中年妇女，见她蹲在地上呕吐不止，脸色苍白、面露痛苦，我赶紧走过去问她是怎么回事，她来不及细说，只是求我帮她扯痧。我就叫她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我也帮着炼，此事被旁边一个不明真相的老头举报。几分钟后高升街派出所来了警察将我和同修带走。因为相隔不远，我就边走边给警察讲真相，到了派出所就给在场的所有警察讲真相，当天我和同修相继回了家。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我和同修在市红十字医院旁边的一个小巷里向一男子讲真相，不料被街头的摄像头录了像，警察发现后，立即开着警车过来，将我和同修绑架到凯旋路派出所，在派出所里我们遭到警察的非法搜身，强制给我们和护身符、资料一起照相，讯问我们的姓名和住址。我不配合，只是给他们讲真相，我当天上午回家。
二零一四年九月，我和几个同修到富源路贴真相标语遭人构陷，我和一女同修被绑架到富源路派出所，包里所有的真相资料全被搜走，同修还被一高个警察打耳光、关木笼子。当天下午我儿子将我接回家。
二零一六年夏天，南小区居委会三、四个女工作人员来到我家里，当时只有老伴一人在家。她们问：“刘孃在家没有？我们来看一下你们有什么困难？叫她不要出去宣传法轮功。”说话时有两个女人用手机给客厅照相。我回家后听说了此事，第二天就抽时间主动找到居委会的人讲真相。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九点多钟，我在凯南公交车站台给一候车的小伙子讲真相。只听他说：“我是特警，就是抓你们法轮功的，你还敢给我讲法轮功的事情。”他一下子抓住我的手腕，另一只手打举报电话，旁边几个等车的人都在劝他不要打，这老太太这么大年纪了，可他就是不听。他接连打了四次电话，南津路派出所才来了两个警察将我带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被警察询问姓名、年龄、住址、非法照相等，我都全盘否定，不予配合，而是慈悲的给在场的所有警察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有一个四十多岁的警察中毒很深，在我面前大肆诽谤大法和师父。我一点也不记恨，而是及时制止他，不让他对大法犯罪。心怀慈悲的给他讲真相，讲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这个警察听后也就不吱声了。一个多小时后警察就叫我回家了。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二日上午十点左右，我从外面刚回到家，就听见敲门声，打开门一看，五、六个男女站在门口，其中有四个女人是南小区居委会的，另两个穿制服的是凯旋路派出所的男警。进屋后一男警问：“你是不是刘大秀？你还在炼法轮功没有？”得到肯定回答后又接着说：“你炼就在家里炼，不要到外面炼，别出去讲，别发资料。”一个居委会的女人还跑到我的卧室门口去张望，一男警还在客厅拍了照，我想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推说忙，就去另一个法轮功学员家了。
法轮功教人向善，举世皆知。中共自定的《宪法》和法律也都明确规定了信仰自由，而居心叵测的江泽民及其死党余孽，不顾事实，丧心病狂地一味打压和迫害这群善良无辜、手无寸铁的修佛人，还让众多的中国同胞被卷入迫害佛法的旋涡，使他们面临被淘汰的境地。
俗话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望遂宁地区所有还在参与骚扰、迫害法轮功的人，真的要想一想自己的未来了，赶快从噩梦中清醒，不要充当江氏的犯罪工具，时间稍纵即逝，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