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劳教折磨 重庆市徐明金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明慧网通讯员重庆报道)徐明金,女,今年六十八岁,退休工人,家住重庆市沙坪坝陈家桥镇。修炼法轮大法后,她明白了得按照《转法轮》书上的要求做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一身的重病痊愈了。

二零零九年五月,徐明金为了还民众知情权,讲清大法真相,被非法劳教一年,受尽了凌辱与折磨。二零一一年,被歌乐山千竹沟洗脑班迫害一个月。多年来,徐明金被监视、跟踪,丈夫在惊吓与担心中于二零一三年九月底去世。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徐明金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投寄《刑事控告状》,起诉这场迫害元凶江泽民。

下面是徐明金在《刑事控告状》中讲述的修炼和遭迫害的事实。

炼法轮功 祛病健身有奇效

修炼法轮功以前,我患有严重的疾病,查不到病因,天气稍有变化,就不敢摸冷水,一接触到冷水,凉气从手到背心使人感到难受,夏天也不敢喝凉水,一喝马上就说不出话来,颈椎、腰椎骨质增生、胃炎、肝炎、经常头痛、眼、耳、鼻、喉都患有疾病。

由于从小体弱多病,饱尝了疾病带来的痛苦,二十多岁时,就开始寻求祛病健身的方法。人所知道的体育锻炼我尝试过,许多气功锻炼我也尝试过,近三十年的寻找追求,不但无效,身体越来越差,补药、其它药都吃得不少。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使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想到了死,就在我想自杀的时候,求生的欲望又使我带着再试一试的想法。

一九九九年五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一炼法轮功就感觉有奇效,药也没有吃,一身病痛不翼而飞,眼睛也明亮了,吃饭睡觉也香了,我惊喜若狂,我有救了。我不明白法理,只凭感觉炼,法轮功能治病,还停留在祛病健身的欢喜中。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一意孤行,编造谣言,炮制“天安门自焚”伪案,把疯子杀人等栽赃到法轮功上,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盗用国家及法律的名义,对法轮功信仰者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迫害,使我陷入迷茫,精神和肉体上受到很大的刺激,不敢炼功,不敢学法,旧病复发,绝望中,又使我从新拿起《转法轮》来学、炼功。渐渐明白了法理,身体又恢复了健康。明白了要想身体健康,消除疾病折磨,必须得按照《转法轮》书上的要求去做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祛病健身才有奇效。

按“真、善、忍”标准做个好人,一个更好更好的人

法轮大法是佛法,是高德大法。要求炼功人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更好的人,重德行善,处处事事都要为别人着想。修炼法轮功对己、对家、对国家都是有益的,能使人的身体健康,能使人道德品质提升,能使社会精神文明变好。

我原来身体不好,脾气就非常暴躁,稍有不顺心就跟丈夫大吵大闹,搞得丈夫精神紧张,家庭关系越来越恶化。明白法理后,我就按照真、善、忍去做,脾气改好了,处处关心他,为他着想,家庭关系也好了,做事为别人着想,邻居关系也更好了。

学大法前,我是一个爱占小便宜的人,厂里的小东西我认为家庭能用的都往家拿,学功后,不但不拿了,还把以前拿家里的东西能送回厂的就送回厂了。过去买东西时东挑西选,不管把别人的东西损坏没有,现在买东西尽量顺其自然也不东挑西选了,也不为别人称不足而争吵了。

记得以前买鸡,别人少收五元钱,自己很高兴,还给别人讲我今天买了便宜货等等,想起原来不道德的行为都感到羞愧。现在我不但不占别人的便宜,别人多补了钱,我马上退还人家。乘车再也不会和人家去挤,和别人发生误解,一笑了恩怨,看到别人有困难尽力帮助。与在家、在外面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说我是个善良的好人。

我炼法轮功十六年以来,就没有吃过一颗药,没有用过一分药钱,我的医疗保险费用全部节约给国家了。我丈夫去世时,医疗卡上还有二千多元(因我丈夫到广州家带孙子,医疗卡的药费几年都未用)亲戚朋友叫我把卡拿去买东西,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不能这样做,就把丈夫的医疗卡毁了。因为我们炼功人要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个好人,遇事为别人着想,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足,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还民众知情权讲清大法真相 被非法劳教一年

法轮功是正法修炼,得正觉。根本不关心政治,更不要什么政权,“四二五”大上访是正义之举,法轮功学员只是到北京上访局反映情况,要求释放在天津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和要求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要求《转法轮》书能正常发行。因为修炼法轮功是人的基本权利,是信仰,是得到宪法保护的(宪法第三十六条)。江泽民利用电视、广播、报纸、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说法轮功围攻中南海,想夺权,毒害了众多民众,造成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了消除仇恨,让民众了解真相,唤醒民众的正义和良知,不要被谎言毒害而毁了自己。

二零零九年五月,在北碚讲大法真相,被北碚六一零闵军、段伟等人非法劳教一年。劳教期间,受尽了凌辱与折磨。在他们的“春雷计划”实施的三个月中,每天半夜三点钟睡觉,早上六点钟起床。为了逼我“转化”,每天早上八点钟到晚上六点钟被关入小黑屋里,只准军蹲,不准站、不准坐,军蹲姿势不对,就被包夹用脚踢,实在蹲不起了,倒在地上起不来,马上包夹又用脚踢,骂骂咧咧的说:你不“转化”活该受罪,那三个月,蹲得我全身发肿,双脚原来只穿三十七码的军鞋要穿四十二码,还觉得鞋小了。晚上六点钟,回监房吃饭后,又军蹲,一直蹲到睡觉,天天如此。

当全身浮肿,被包夹发现后,又逼到监狱医院去看病,不去看,几个包夹就围着辱骂,动手脚,到监狱医院拿回药后,不吃就硬灌,吃药时,只给一小口水喝。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两个包夹(吸毒犯)在身边守着,晚上睡觉脚稍一弯曲,就把你打醒,说睡觉只能把脚伸直。

夏天,劳教所把法轮功学员弄到太阳坝去曝晒,坐军姿、站军姿,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冬天把法轮功学员弄到风口去吹。夏天洗澡、漱口、洗衣服只有一洗脸盆水,整个牢房臭气熏人。不如警察或包夹的意就飞盆(不准洗漱)、飞碗(不准吃饭)、飞板凳(不准坐)、飞床(不准睡)。

由于不“转化”,狱警就会利用各种恶语辱骂你,暗示包夹加紧迫害或不准上厕所,或一上厕所刚蹲下就叫你起来(叫夹断)。

由于不“转化”,取消家人接见机会,丈夫为了见到我,在酷暑四十多度的高温下,奔走于劳教局与监狱之间多次,才获得见到我的机会,由于我被迫害,就使丈夫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与惊吓,血压升高,患上心脏病。

由于我被非法劳教,儿子不敢堂堂正正的举行婚礼,妹妹和姐姐见到我被晒得像黑人一样,身体又瘦弱得很。弟弟和弟媳来几次劳教所,都未见到我。家人、弟妹接见我时,劳教所还给他们提出条件,逼我“转化”,并威胁他们,如不按他们的要求说,就取消接见,给我们全家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压力和伤害,使他们不能正常的生活。

在劳教期间还经常强迫我们劳动,如包糖等。劳教期间,单位受邪党指使还扣发了我一年的退休金

在千竹沟洗脑班被迫害一个月

二零一一年,薄熙来在重庆打着“法制教育”的幌子,私设黑监狱、洗脑班来迫害法轮功学员,并给各单位下了指标。七月份,陈家桥镇综治办主任范均,派出所片警熊源,居委会主任芦伟,厂保卫科科长王斌,工会主席刘平等多人在我买菜回家的路上,绑架了我,并把我送到歌乐山千竹沟洗脑班迫害了一个月。

在洗脑班时,每天两个包夹守在我身边,二十四小时监控,不准出监房门,逼着我看、听诬蔑法轮功和师父的谎言电视、文章等。

还把我儿子从广州叫回来,给他灌输诬蔑我师父的谎言,并对他们进行威胁,把儿子和丈夫都叫到洗脑班来住着,给他们施加压力和威胁,不“转化”就判刑。由于儿子承受不住压力,被谎言欺骗受到了毒害,丈夫在恐吓中心脏病又复发。黑监狱不仅迫害法轮功学员,还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子女。

在洗脑班期间,那里的人员还在饭里放了不明药物,吃饭后,就感到难受,血压时高时低,使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大汗淋漓,血压升高,精神每天处于惊恐之中,在一个月的苦熬中,因为头脑不清醒而干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回家清醒后痛哭不已,生不如死,因此我出家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回家。给家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和不解。

被跟踪监视、限制人身自由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九日到一法轮功学员家去,又被绑架到中梁山玉清寺派出所关押了一天二夜,被诬判监视居住一年。每天派出所协勤监视、跟踪、限制人身自由。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中梁山派出所又找开锁王打开我家门,非法抄家,抢走我家一台家庭小型做面机。

在监视居住一年间,又经常打电话骚扰我丈夫和儿子,我的手机长期被监控,连丈夫、儿子的手机也被监控,丈夫在长期精神压力和担惊受怕中,心脏病、高血压越来越严重,在惊吓与担心中于二零一三年九月底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