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奥运为名的虐杀 难以忘却的二零零八

——百个遭中共残害的家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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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八日】(明慧网通讯员综合报道)“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自己……”这首在中国大陆为人所熟悉和喜爱的歌手于宙演绎的《爱的箴言》,在二零零八年成为了绝唱。北京大学毕业的音乐人、四十二岁的法轮功修炼者于宙,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被中共公安以“迎奥运”为借口在北京虐杀,这离他在北京从演唱会返家途中被非法抓捕仅仅十一天。

于宙
于宙

于宙演唱的《爱的箴言》诚挚纯真,深受听众喜爱,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 民谣乐队的保留压轴曲目。乐队专辑封面照片,戴眼镜者是于宙。
于宙演唱的《爱的箴言》诚挚纯真,深受听众喜爱,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民谣乐队的保留压轴曲目。乐队专辑封面照片,戴眼镜者是于宙。

一、把真心付给他人

于宙毕业于北京大学法语系,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在音乐方面也有较高造诣,他与朋友组建“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民谣乐队,并在其中担任歌手、打击乐手和口琴师。

妻子许那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写的一手好诗,画的一手好画,在工艺美术圈里小有名气。许那生在吉林长春,全家都是搞美术的,父亲是文联画家,母亲是吉林美院教师,为人忠厚,注重品行修养。为了让女儿时时刻刻记住要少说多做,就取《论语•里仁》中的“欲讷(nè)于言而敏于行”给女儿取名“许讷”。中共破坏传统文化,中国人被中共“扫盲”后,文盲没少,很多受过教育的人也成了“白字先生”,常常把“讷”字读错,所以后来她把名字改成了“许那”。

许那
许那

许那一九九一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文艺编导专业毕业,家庭的熏陶让她还是走上了美术创作的道路。很快,她的作品就打开了知名度。一九九七年许那的作品作为得奖作品参加了文化部的中国艺术大展;一九九八年在中国青年油画展中获嘉奖。美术界的行家们品评说,她的画笔法纯熟,色彩质朴。从画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原野和宁静灯光下的书桌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心中的那份美好和平静。

于宙和妻子许那
于宙和妻子许那

一九九五年,于宙通过朋友了解到法轮大法,找到人生真谛,夫妇俩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他在修炼中的体悟令其音乐境界也随之升华,他认识到好的艺术家不是为求名利、表现自己,而应无私无我,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用心钻研乐器演奏,琢磨出很多办法模拟自然的声音。舞台上的于宙特别忙碌,他时而诚挚的吟唱,时而吹奏口琴似山中流出的清泉,时而在他那鼓手的方寸之地魔法般的变出清风扑面、流水潺潺、浪花拍岸和电闪雷鸣般的天籁……。

在现代流行音乐风靡的时代,他们的民谣乐队始终坚持清新纯朴的演唱风格,被誉为拥有中国最清澈声音的民谣组合,被业界评为二零零七年中国不可错过的民谣组合中的第一名。除在各地不辞辛劳的巡演外,他们的部份原创作品正被著名国际性音乐频道Channel V向亚洲各国推广,他们优美清纯的演唱带给广大听众和谐与温暖。

尽管早已小有名气,在朋友和听众眼里的于宙,一直纯朴的象邻家的大哥哥,清新如海滩上清晨的微风。朋友们称,日常生活中看似不苟言笑的于宙干什么事情都特实在,象个哲学家,可绝对幽默,总是出其不意的带给人心暖暖的快乐,他们说,对于宙夫妻“只能用善良来形容,找不着别的合适的词儿”。

无论远近亲疏,于宙对遇到的每个人都好。在北京聚集了一群来自各地、追寻艺术梦想的艺人,他们生活得很艰辛,相对稳定一点的于宙夫妇常把租住的房子免费供给他们住,还在经济上接济他们。于宙夫妇曾为帮助一个生活困难、找上门来的并不熟识的人,从当月仅有的一千来元生活费里挤出八百元,仅给自己留下一点饭钱。

于宙的公益感很强。他和朋友一次开车外出办事,遇到路间有块大石头,其它车辆都不惜堵塞道路、绕石而行,只有于宙把车停下,费力的搬开石头,看到道路恢复通畅才满意的开车赶路。于宙对人非常宽容。一次,朋友跟他约好见面,却因故晚了一个多小时,朋友心中很忐忑,可一直等在那里的于宙见面时却提都没提此事……。

于宙总是默默的帮助别人,好多事大家都是后来说起才知道,直到现在,当事人谈起往事仍很感动。

二、将悲伤留给自己 妻子被非法判刑五年

于宙在用他明快的鼓乐和歌声带给听众快乐、用其微薄之力给别人带去温暖的时候,可又有几人知道他自己的一家正在承受不幸呢?一九九九年七月,当时的中共头子江泽民为私利不顾人民的福祉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象其他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一样,于宙夫妇也一直遭到无端的严酷迫害。

当时,很多外地的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来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于宙和许那夫妇看到他们来到北京生活很困难,就常常在家里接待外地来北京的功友们,为他们提供临时的食宿。那时于宙住在房山区,每天晚上有两个小时的演唱,可得一百五十元报酬,用于开支。他一次次地把同修接到他家住下来,他家经常住有三四十名法轮功学员,来早的住几日后离开他家到自己租房住下来了,他家又新来了一批法轮功学员。许那每日除了给同修预备饭菜外,她的冰柜里总是存有许多雪糕,供同修解暑,那段时间特别热。

于宙、许那夫妇九九年八月因在北京房山与同修聚会被非法扣留十五天。他们被严刑逼供,可始终守口如瓶,他们所表现出的善良、坚忍与仁义让警察都觉佩服。

二零零一年七月,许那因收留外地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并非法判刑五年。在北京女子监狱,许那被严管隔离、关小号,并受到长期捆绑、剥夺睡眠等各种酷刑的折磨,却始终坚持信仰,她总是不断向迫害她的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以善心与正行感动了许多犯人和警察。

二零零一年“十一”期间,许那说共产党灭亡是历史必然,拒绝参与升国旗,被围攻批斗,从此她的包夹的任务之一就是不许她公开说话。二零零二年,北京女子监狱邀请所谓专家讲达尔文进化论,许那因为在讲课中不鼓掌,就被狱警郑玉梅罚坐姿。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份,许那被转到三监区进行强行洗脑转化。这个北京女子监狱三分监区是北京迫害法轮功最邪恶的地方,中共各地的监狱常常组织到这里参观学习,上海女监等警察头子都曾来学习迫害的经验。三监区为了“转化”许那,完全不准她睡觉,把她捆绑起来强迫双盘很长时间,体罚,强制在别人写好的所谓“揭批材料”上按手印;在雪地里冻;不让洗漱达一个多月等等。

二零零三年初,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徐滔就以“人权最好时期,北京女子监狱如何文明执法”为主题采访三区区长田凤清。当时刚刚结束对法轮功学员龚瑞平的一轮残忍迫害,田凤清就振振有词地表白如何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一些被安排当吹鼓手的犯人本身就刚刚虐待完法轮功学员,也大谈特谈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因为怕龚瑞平发言,采访时龚瑞平被带离采访现场,许那被安排四、五个犯人看管,堵上她的嘴,不许她发声。这次采访后不久,法轮功学员董翠就被活活折磨致死在离采访现场只有二米的心理咨询室。

北京女子监狱的心理咨询,名义上是“注重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注重加强情感教育”,但对法轮功学员来说,心理咨询室就是北京女子监狱的“行刑室”,是“牢中牢,狱中狱”。许那、龚瑞平、雷晓婷、袁林等法轮功学员都在老女监的心理咨询室遭受过非人虐待和毒打。

董翠被害死后,许那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真相,被监区诬为“诬蔑狱警”、“造谣”、“自心生魔”,许那绝食抗议,又被监狱野蛮灌食,后来经监狱长周英批准,被关进小号折磨。后来被转入一个没有“法轮功”的劳动队,严管隔离,除了包夹外,不许任何人同她说话,如果与她说话就被扣分,影响减刑。后来她被隔离关押四区的库房,最后是隔离在女监的一个空闲楼层单独关押。

许那对待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好,不管是谁,包括那些被派来迫害她的警察,包夹犯人。在劳累忙碌之余,她给那些派来包夹她的刑事犯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自己修炼的感受。渐渐的,很多警察和犯人都被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许那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所表现出的善良所感动,纷纷私下里想办法帮助她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甚至很多人也开始修炼法轮功。

许那心灵手巧,加上她的艺术功底,做的手工艺品很精致,又富有艺术价值,监狱当然不会放过这点。不过监狱这帮警察都是空手套白狼的主儿,即便是逼着许那帮他们做东西,他们都不愿意花材料费,监区长田凤清曾逼迫许那的家人提供所需一切材料、费用,让许那制作手工艺作品,卖给在押人员和来探亲的家属。

许那在监狱里认识的人很多,这是因为北京女子监狱常常给她调换地方。监狱的警察头子们发现许那有改变别人的能力,能够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越变越好,这令中共恶警的头子们很惊愕,同时也头痛不已。中共的监狱是“暴力机构”,如果那里面的警察和犯人都成了好人,不就没有办法维持“暴力”了吗?因此,监狱一再给许那调换监区。每次许那被调离一个监区,那个监区的犯人们都舍不得许那,为她洒泪送别。但每次当许那调到新的监区后,就有更多的人被许那的善心感化。

二零零五年三、四月份,许那又一次被调队并被单独关押。这次监狱采用了所谓的“感化”策略。警察们不再找许那谈所谓的“转化问题”,并且严令被洗脑的法轮功学员也不得在许那面前谈所谓的 “转化”,谁谈惩罚谁。只是让几个犯人陪着她,也不干活,在号室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许那要洗漱,就把洗漱间的所有人都请出去让她单独洗漱;许那上厕所,要把厕所的所有人都赶出去让她一个人去。许那提出想和哪个犯人聊天,就赶快安排这个犯人去。可是过了三个月,许那丝毫没有被“感化”,于是监狱派来三个警察昼夜不停的给她放洗脑的碟片,还让许那做笔记,看完后开始讨论,可中共的歪理邪说根本无法在真理面前立足,这些开始还振振有词的警察们一个个都败下阵来,最后这些警察不得不服,说“真拿她没办法”。

为了迫使法轮功学员许那放弃信仰,北京女子监狱二零零五年专门在狱警中搞了一次招标,声称谁要是能在许那刑满前“转化”她就给立功和重奖金,李晓娜和其他六名狱警中标,获取了迫害的机会,最后以造假蒙骗上级获取奖励。

二零零六年底,许那获释,他们一家终于团聚了。一位朋友回忆说:“那时许那从北京女子监狱出来才几个月,人还很瘦弱,但眼睛却很亮很有神。因事先知道一些许那五年狱中遭遇的苦难,交谈中怕碰痛她似的试探着问她所遭受的摧残,率直的许那没有谈她自己,而是叙说了发生在北京女子监狱黑窝内法轮功学员董翠被迫害致死的鲜为人知的内幕。由此我们谈了许多,谈九九年以前大法在中国大陆洪传盛况;谈到在邪党邪恶镇压后,原来许多熟识的同修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许那讲起因面见欧盟副主席被关押在甘肃的曹东和曹东的妻子杨小晶,她说:在修炼上他们给过我许多帮助,迫害开始后彼此不断遭非法关押,很难再见他们一面。”

三、被中共以“奥运”为名虐杀

夫妇团圆,对于宙和许那的事业都有很大的促进。但他们常被警察骚扰,生活也被监控。许那多次向那些警察指出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

二零零七年,于宙所在的“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和著名音乐频道Channel[V]签约,他们的乐队被誉为二零零七年不能错过的民谣组合,他们的歌声被称为二零零七年最温暖的声音。许那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并在二零零七年以优秀作品奖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

二零零八年是北京奥运,中共自己死死把住这个救命的稻草。他们打着奥运的幌子,对外到处坑蒙拐骗,对内也用保稳定办奥运的政治谎言加强迫害。随着北京奥运的临近,中共以奥运的名义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又一轮大规模非法抓捕。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一日,据不完全统计,收集到从上年年底开始发生的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案例一千八百七十八宗,发生在中国大陆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仅北京就超过一百五十六人,甚至有些连他们不炼功的亲人、孩子都未能幸免。很多地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逐一排查,甚至向民众悬赏三百至五千元人民币举报、抓捕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晚十点左右,于宙演出结束,与妻子许那下班开车回家,行驶到北京市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被警察拦截,进行“奥运搜查”。当警察发现于宙和许那是法轮功学员,就将他们抓到通州区看守所。一月二十七日上午九点多,通州北苑派出所、通州分局以及香山派出所,海淀分局四人首先抄了许那父母家,没抄到东西,又抄许那妹妹家,见没有电脑就把书桌上几张打印用的白纸拿走。

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大年三十,年仅四十二岁的于宙被迫害致死。家属接到通知,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看望于宙,家属赶到时,四十二岁的于宙已去世,尸体被用白单覆盖,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 这离他在北京从演唱会返家途中被非法抓捕仅仅十一天。看守所连许那参加于宙的丧事都没有允许。

面对家属的质询,医生一会支吾说是因“绝食”而亡,一会说死因是“糖尿病”。为掩盖罪行,看守所逼迫家属同意立即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罪名“围起来”,可于宙的亲人坚决不同意并要求尸检。 看守所曾答应让许那办理丈夫的后事,可又突然变卦并把许那转押到专关“重刑犯”的北京看守所(市局七处)。

之后北京公安严密封锁消息,不许其亲属向外界透露消息,并把双方父母的家都暗中包围起来,不许别人接近。三月中旬,于宙的朋友们发现了于宙遇难,才将此事传到海外。

四、妻子许那又被非法判刑三年

中共邪党残害死于宙后,还在迫害他的妻子许那。二零零八年五月初,许那被转押在臭名昭著的北京市看守所,即所谓的北京市局七处。那里专门关押政治犯和重刑事犯,文革中曾经处死过遇罗克,文革后迫害过魏京生,现在那里又关押了众多的法轮功学员。

通过父母请的律师,许那终于得知了丈夫于宙的死讯。许那为于宙被迫害致死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并要求为于宙办理后事的权利。

中共邪党人员怕许那为丈夫讨公道,怕他们虐杀于宙的恶行曝光,在许那家没有查抄出所谓的“证据”,在许那和于宙夫妇的车里找到的所谓“证据”也不足,将许那非法转捕、起诉。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北京市崇文区法院在法庭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对许那非法判刑三年,许那当庭提出上诉要求。

许那的律师在七月份崇文区法院庭审时,曾为许那作无罪辩护。在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都不成立的情况下,主审法官、北京崇文区法院副庭长马小宇(音)总是躲躲闪闪,不给正面答复。此次开庭,律师没能到庭。律师向采访的媒体记者表示,这个宣判是不公正的。

北京奥运期间,北京市海淀区六一零、街道、派出所人员经常到许那父母家骚扰,威胁许那的家人不许和外国记者说话、联系。而在崇文区法院对许那非法开庭的前几天,邪党人员通知于宙的家属要“处理”遗体,而且还要解剖,并让许那写委托书,委托于宙的家人全权代理“处理”于宙的遗体,不知又要耍什么手段。

于宙、许那夫妇的悲惨遭遇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比利时绿党议员、国家议会请愿委员会副主席菊丽埃特·布勒特女士(Juliette Boulet)特别致信比利时外交部长,在陈述了许那所遭受的迫害的同时,要求质询中共当局许那目前的处境,要求无条件释放许那,并保障她的人身安全。

在比利时的卢森堡省,有一位比利时女士,她叫玛丽安娜•拉菲芙 (Marianne Lefebvre)。自从今年三月份得知她的好朋友北京法轮功学员于宙被害,其妻子许那被非法关押的消息后,她就一直在向各界呼吁营救许那。玛丽安娜早在一九八四到八五年就和家人一起在重庆工作和生活,那时在重庆大学教授法语。一九九零年她又返回中国在北京工作,期间认识了能讲一口流利法语的于宙和许那,得到了于宙和许那无私的帮助和照顾。有一次,于宙曾为了帮助她办理领养中国女儿的手续,乘火车二千多公里,往返于不同部门和相关人士之间。后来,玛丽安娜一家回比利时后,还和于宙、许那经常联系,有时去中国旅行,也都是住在于宙那里。

许那再次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女子监狱,据悉,在女监被迫害得掉了两颗门牙,具体情况不详。

五、好友累遭迫害、含冤离世

二零零八年二月份于宙、许那被捕,三月传来于宙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他们的好友杨小晶心痛得直哭,承受达到极限,很快身体虚弱下来。2009年10月1日,年仅45岁的北京法轮功学员杨小晶,在中共当局长期骚扰、恐吓与残忍迫害中含冤离世。

杨小晶与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的曹东,这对本应该非常幸福、令人羡慕的夫妻,不断遭受中共邪党的非法关押迫害,结婚九年,俩人在一起的日子仅有几周,不是她被非法关押,就是他被中共当局劫持迫害。杨小晶两次被非法劳教四年;曹东两次被非法判刑,一次四年、一次五年;夫妻俩在劳教所与监狱受尽各种折磨。

杨小晶一九九零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信息管理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供电设计院计算机室工作。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四日与曹东结婚。新婚是在恐惧、焦虑中度过。杨小晶所在单位北京供电设计院、邪党支部书记王秀岩多次找她所谓的谈话,逼写不炼功“保证书”,并以上级单位的要挟:如果你单位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不“转化”,单位领导的奖金扣除、职工奖金、住房福利等待遇消减,对杨小晶施压。为避免单位职工受株连迫害,杨小晶被迫离开单位。而其单位却以杨小晶违反劳动纪律为由,非法解除杨小晶劳动合同。

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建国门派出所片警到杨小晶家,让杨小晶、曹东去派出所,被他俩拒绝。从这一天起,夫妻二人被迫离开了单位、离开了家,就没有了经济来源。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流离失所的杨小晶回家洗澡,被长期蹲坑的建国门派出所恶警乌利亚绑架,劫持到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临时洗脑班——东城凤凰宾馆。杨小晶为抵制迫害,绝食抗议七天七夜,第八天杨小晶被送到东城分局看守所,因不“转化”,恶警怕她去上访,非法内定劳教一年半。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杨小晶从劳教所回到家中,十二月底拖着虚弱的身体,到甘肃平凉看望被非法关押在平凉监狱的曹东,曹东当时被非法判刑四年半。

二零零四年四月,北京朝阳区亚运村派出所、朝阳分局国保大队五六个警察非法闯入杨小晶父母家中,非法抄家,而后又抄了杨小晶家。杨小晶又一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到北京女子劳教所第一大队,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曾经被劫持到“攻坚队”迫害半年:早上五点起床,坐“高板”(60多厘米高的塑料方凳),只能坐在边上,两脚并立,两脚、两腿之间不能有缝,有缝就得挨打,两手五指并拢放在大腿上,双目直视,闭眼也遭殴打,只要犯困就遭包夹犯人殴打。除了吃饭时间,一直连续坐着,不让涮洗,一顿只给一两米饭;晚上十二点睡觉,几个犯人轮班监控。

二零零五年九月,杨小晶被送回一大队,身体已极度虚弱,在大队长陈立的直接驱使下,被逼做奴工劳动,长期低着头,眼睛又近视,造成严重的颈椎病痛。

二零零六年八月底,遭受了两年多牢狱的杨小晶回到家中;而曹东当时正在被非法关押迫害,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曹东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接受完欧盟副主席麦克米伦-斯科特(Edward McMillan-Scott)先生有关人权问题采访后回家的路上,被北京市国安局二处共匪便衣突然绑架,并在北京秘密非法关押了三个多月,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每天被铐在审问室椅子上十几个小时,同时每天七、八个人轮流对曹东辱骂、恐吓、威胁,并将曹东左眼打伤。在残酷折磨下,曹东开始吐血,每天大量便血,曾昏死过去一次,三次被送往医院。为了逃避国际社会的关注,三个月后曹东被转到偏远的甘肃省,秘密的关押在甘肃省安全厅看守所。

杨小晶为给丈夫讨回公道,开始往来于北京、兰州、平凉、庆阳之间奔波,为曹东找辩护律师。甘肃庆阳安全局接手了曹东的案子,对他父母实行消息封锁,不让他父母找人,说越找判的越重;而对曹东却诱骗说,只要他诋毁法轮功,就让他出来。曹东后被非法判刑五年。

二零零七年八月,杨小晶与于宙在北京找律师寻求帮助。九月十一日,于宙被非法抓捕,杨小晶的家又一次被北京丰台国保所抄。杨小晶被迫到处漂泊。十二月二十七日,她回家交房费,被一直蹲坑的居委会人员报告给派出所,建国门派出所片警刘江、刘涛,当地街道“610”主任杨文仲,东城分局的俩警察一起闯入家中,硬将杨小晶抬到楼下,塞进一辆便车,关进丰台六里桥一家旅馆里。

二零零八年三月传来于宙已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杨小晶心痛得直哭。至此,中共恶党强加的压力,使杨小晶精神几近崩溃,情绪已经完全不正常了。很快,杨小晶的身体也快速虚弱下来。

杨小晶离世的当天下午五点多,70多岁的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连夜驱车七小时,赶到甘肃天水监狱,恳求监狱准许曹东去见妻子的最后一面,监狱长周某某、大队长刘江涛以放长假,省监狱管理局领导不在、无人批准为由,拒绝了老人的要求。

二零零八年七月九日下午,在欧洲议会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欧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Edward McMillan-Scott)先生特别针对法轮功学员曹东、牛进平和张连英,以及维权人士高智晟律师等所遭受的迫害发表演讲,表达了对法轮功问题的关注。此后,斯考特先生不断的在各种场合呼吁各界人士关注对法轮功的迫害。

六、难以忘却的二零零八

古老的奥运精神代表着平等与尊重,传递着友谊与和平,可中共邪党承办的奥运,向全世界展现的是中共独裁专制的疯狂和霸道。为了欺骗国际社会,制造所谓“大国崛起”的假相,强拆民房“美化”环境,迫使大量的民众失去安身之所到处流浪,用尽各种卑劣手段压制不和谐声音,抓捕访民、绑架法轮大法弟子、监禁不同政见者,连合法执业的维权律师也遭遇贴身监控;为了阻止采访黑幕,甚至殴打自由媒体记者。

二零零七年四月初至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中国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州、直辖市公安厅、局秘密下发了《关于严格开展奥运会及测试赛申请人员背景审查的通知》。该通知对国内外所有与奥运会有关的人员都要进行严格审查,并尽一切可能清除对中共不利的“异己份子”。其中有11类43种人被排斥在奥运大门之外,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八年一月开始的“平安奥运行动”将一直持续到奥运结束,该行动将法轮功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全国范围大规模绑架和骚扰法轮功学员。

中共完全背离了承办奥运改善人权的承诺,赤裸裸的与国人为敌,搞株连政策,只要有人到北京上访,即令所在区域官员立马“下课”;公安警察置法律程序于不顾,将警察国家的特征发挥的淋漓尽致。在高速公路上全副武装的警察带着凶恶的警犬,随时随地的拦车检查、交通管制;北京乃至全国的街头、宾馆和酒店,奥运期间都有警察搜包、查证件;携带饮料的旅客必须在警察审视的目光下亲自喝一口才能放行去乘车;到处是一片红色恐怖,中共将奥运变成了一场倾国之力的政治运动。

原清华大学博士生俞平及妻子赵玉敏,家住北京朝阳区周家井大院。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九日下午四点,夫妇俩被七名恶警闯入家中绑架、抄家,被非法劳教两年六个月,家中只有一个上中学的男孩和一个一岁多点的女孩。

继于宙二零零八二月被虐杀之后,北京市朝阳区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郎凤仙,二零零八年一到五月被非法抓捕三次,于六月中旬被迫害致死。家住裕中西里小区的北京大法弟子康老太太,七十二岁,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在外出发传单时被花园路派出所恶警绑架、非法抄家,在派出所被迫害致高血压脑出血,于五月二十九日含冤离世。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龙爪树村法轮功学员王崇俊,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四日被绑架迫害,被北京团河劳教所迫害的生命垂危,于八月二十三日含冤离世。

二零零八年随着北京奥运的临近,辽宁省朝阳市政法委、“六一零办公室”指使公安局二月二十四晚至二十五日出动大批警力连续绑架了十多名当地法轮功学员,并随后非法判重刑迫害,其中法轮功学员陈宝凤在短短八日内被迫害致死,张琦、景菲、冯丽被非法判刑七年;陈淑梅、潘玉峰被非法判刑八年;李英轩、褚秀梅被非法判刑六年。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法轮功学员曹长岭,曾是东风造纸厂副厂长、离休干部,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北京奥运开幕的同时被武汉市硚口区公安分局绑架。八月十日,家人被当局告知老人在武汉市十医院(普爱医院)抢救。家人赶去后发现老人全身青紫,没有知觉,昏迷不醒,整个人只有一口气躺着,头上有三个洞,耳朵出血,眼睛已看不见,左肩膀一侧骨折,肾被打坏,背部衣服被拖烂,整个后背惨不忍睹。八月十五日,老人死亡。

河南省禹州市教师进修学校高级讲师孙冠洲,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之前被禹州市国保大队的耿松涛、夏玉霄、赵乃成等六人以查电脑病毒为名闯入家中绑架,六天内被迫害致死;尸体不知什么时候被国保大队的人偷偷拉到了火葬场。

山东诸城舜王街道官庄村法轮功学员刘秀梅女士,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在自家开的粮油店里遭中共警察非法抄家、绑架、关押,在诸城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仅十几天后,被“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及其唆使的恶警迫害致死,年仅四十六岁。

黑龙江省双城市单城镇政久村法轮功学员董连太(男,四十五岁)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晚被镇派出所和镇干部绑架,九月十九日被长林子劳教所迫害致死。董连太被非法抓捕前约两个月就已经听说自己是被镇委定下重点迫害对象。

天津法轮功学员宫辉(女医生)在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三日奥运期间被南开区公安、国安绑架摧残,随后被劫持到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迫害一年零三个月,被劳教所折磨得精神崩溃、重病缠身,回家仅二十二天,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四日含冤离世。

吉林省靖宇县法轮功学员王学珠,四十一岁,身体非常健康,以蹬三轮车为生,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在北京奥运之前,于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蹬车时被中共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在四平市石岭监狱遭受迫害,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被迫害致死。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法轮功学员彭伯祥,桃源县农业银行信贷科长,年轻时参加过中越战争,饱受中共邪党残酷迫害,曾两次分别被非法劳教三年,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前,于七月十四日再次被绑架、非法判十三年,在湖南津市监狱被迫害得生命垂危,保外就医不到一个月,于二零一九年八月含冤离世,终龄六十三岁。

河北省万全县万全镇西南街法轮功学员杨振禄与妻子,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三、四日深夜在熟睡中,被警察从家中绑架,不到20天,夫妻俩就被非法秘判六年刑。杨振禄被劫持到唐山冀东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于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被迫害致死。

山西太原市法轮功学员张晋生,在太原市万柏林区发改委工作,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前被绑架、非法判刑七年,被迫害致病危,于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日送回家中,半个月后含冤离世。

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法轮功学员林文辉,在北京奥运前被劫持到内蒙古劳教所遭残忍迫害二年,回家不久再次被绑架至劳教所,检查出肝腹水,所谓“保外就医”,于二零一二年三月十日去世。

根据明慧网报道不完全统计,二零零八年一月到七月全国共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8000多人,其中在北京地区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达到586人。根据明慧网报道对二零零八四月一日至八月八日,毗邻北京的河北保定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3人,362人被非法绑架,25人绑架未遂,402次被非法抄家,80人被严重骚扰,67人被非法劳教,有10人被非法开庭审判。

鉴于奥运期间,世界各地媒体集中到北京,中共邪党为了掩盖人权迫害,在奥运前,从北京各劳教所、监狱就大量秘密转移法轮功学员,从明慧网曝光出的信息统计,转押的省份有:辽宁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内蒙古劳教所、湖北劳教所、山西劳教所、河北省劳教所、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河南省郑州市白庙劳教所、河北唐山冀东监狱、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关山教养院。被异地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着各种酷刑摧残,二十一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晓被转押到内蒙古呼市女子劳教所迫害,被迫害的精神失常。

二零零九年三月五日,法轮功人权向联合国和各国政府提交北京奥运期间受迫害人员名单。这一份名单记录了北京奥运的受害者。报告中说,单单是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人数已超过一万名,其中多人在被抓捕后几小时即被殴打致死。“法轮功人权”同时指出,“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实际情况据信要糟得多。”

回首北京奥运,二零零八真是难以忘却,那其中有太多中共邪党制造的残暴,亦有太多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们为中国民众明白真相、得到大法救度的慈悲。当人类一次又一次迎来新一年的曙光时,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们为了人类的明天、为了众生的未来,承担着无名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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