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

更新: 2020年0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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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九日】父亲出生在四十年代初,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那时家里很贫穷,但父亲书没少念,读十几年,在我们村那时算是有文化的人。他曾经在村上当过会计、当过老师,后来在我们当地的一个企业上班,成为正式工人,后来在单位当了会计,直到企业倒闭。再后来,父亲以收废品维持生活。到了退休年龄,开始领退休金。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一生节俭,孝敬老人,心地善良,爱打抱不平。对爷爷、奶奶非常孝敬,对子女真是无条件付出。我和弟弟都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期间念的高中和大学。那时家里不富裕,父亲非常节俭,省下钱,供我们念书。后来我们都当了老师。

一九九六年法轮大法洪传到我们地区。我和弟弟及母亲先后得法。之后,我们村有三十多人修炼大法,成立了两个炼功点。我们就每天到炼功点,晚上就剩下父亲一个人在家。我母亲原先身体不好,有胃病,经常吃小苏打;有风湿病,大夏天腰部围着围脖子;还有几种病,经常吃药。父亲看到母亲身体的变化,不再吃药,也很支持我们。当时家里请了师父的大法像和法轮图,父亲就同母亲到镇里镶框的门市部,给法像和法轮图镶框。回来别人问父亲背着什么,他说背着老佛爷呢。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迫害大法。九九年九月之后,我们母子三人为大法讨公道,曾两次被关進看守所。父亲一人在家,自己不会做饭,还要到看守所为我们存钱、送行李等。后来,我和弟弟都被非法劳教,母亲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近半年后才回家。父亲还要到劳教所看我们。弟弟曾经在劳教所逃脱,想去北京证实法。劳教所警察三更半夜就到家里来找,父亲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二零零一年,我和母亲去北京证实法。我们给父亲留下一封信,告诉他我们三天就回来。当时弟弟被关在看守所,正绝食反迫害,被送進医院,父亲到县里医院去看他。去亲戚同修家时,父亲说我们三天就回来,还说帮我们发正念呢。

迫害刚开始那几年,我们母子三人都被非法劳教过。不管我们在不在家,家里没有安静的日子。不管白天还是黑天,警察和单位领导经常来骚扰。父亲面对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埋怨我们。后来,弟弟第二次被非法劳教。在黑窝被迫害的很严重,出来后精神恍惚。父亲为他买药,带他看病。最后弟弟还是走了。父亲一辈子的愿望破灭了,唯一的儿子没有了,一切为儿子所做的,没有用了。但父亲还是坚强的走了过来。

二零零八年,我们当地有同修被绑架,父亲说帮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他骑着自行车,在路上被一位骑摩托车的人撞了。父亲肋骨被撞折五根,被送進县里医院。母亲在医院护理,我是来回走。当时我们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好的快。确实恢复得挺快。还没住上一周时,我们当地国保及派出所警察到家里把我绑架。父亲在医院住了七天,就出院了。我姨怕母亲出事,就把父亲一个人送回家。周围的亲友给父亲送饭。

两个多月后,我被非法开庭,我看到了父亲,精神状态还可以,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父亲没有倒。之后的漫长五年,父亲和母亲到监狱看我。从我们家到监狱,来回需要三天。也就是第一天晚上,到火车站上车,第二天到监狱,晚上返回到城里,住在亲戚家,第三天回家。每次,父亲都说挺好,让我多花钱,不用省。等到出狱时,父亲亲自到监狱接我。那时父亲已经七十三岁了。

回来后,我已失去工作。父亲经常安慰我,给我钱,还给我攒了几万,就是当时单位欠的钱和工资等。

我当时想找点活干,不想连累父亲。干了几个月,对做好三件事,有点影响。父亲说家里钱够花,不用我挣。于是,我就安心做自己的事,父亲每月给我几百元让我自己用。

二零一五年“诉江”大潮开始,我和母亲都写了诉状。六月份,在同修的引导下,父亲也用真名起诉大魔头,起诉内容是,弟弟怎样被迫害致死。当时父亲还问,咱们(诉江)邮件到了吗?

二零一七年“敲门行动”,警察经常到家里骚扰。父亲看到警车就急忙跑回家,告诉我躲一躲。父亲真是为我们操碎了心。

在过年的时候,我都要给师父做贺卡。我和父亲说,给师父拜个年吧。父亲就写:“祝李大师过年好,大法弟子家属敬上”。然后我就帮他做贺卡发出去。父亲还帮助我们发过真相材料,贴过粘贴,就是他在收废品时,看到谁家没人,就把资料放哪家。

二零一八年下半年,父亲身体出现状况,于二零一九年二月去世。

从一九九九年到二零一九年二十年期间,父亲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用语言是无法描述的。这就是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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