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三岁

更新: 2021年0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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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十三岁那年,是一九九九年。那年的七月份,我身边修炼真、善、忍的普普通通的善良百姓遭遇了中共政府前所未有的打压。二十多年来,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那些永不磨灭的记忆。又一个七月来了,这里分享几个记忆中的片段。

(一)

一九九九年暑假里,正是中共刚刚开始迫害法轮功。当时,我镇的男性法轮功学员,包括我父亲和法轮功学员杨舅,都被非法关押在镇政府里。一天中午,母亲做好了饭,让我和三姐(杨舅的女儿)去给被非法关押在镇政府的父亲送饭。

那一年,我十三岁,从未去过镇政府。头顶烈日,骑行在柏油马路上,内心有点忐忑:年幼的我并不知道父亲他们具体被非法关押在镇政府的哪里,也不知道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会如何对待我们,到底让不让我们见父亲。

那一段路并不算长,心路的未知却让我觉得很长,甚至还有些许的无助,有点硬着头皮的意味,烈日酷暑反倒无所谓了。

到了镇政府,我们慢慢進了大院。正不知如何寻找之时,被非法关押在楼上的三姐的父亲杨舅看见了我们,喊着三姐的名字,我的心才轻松了一些。

上了楼,关押父亲们的房间的门并未锁,也没人看管,我们顺利见到了父亲。父亲见到我,颇有些意外,问我:“你怎么来啦?”

说实话,当时听到这句话,我有点伤心,嘴上说:“来给你们送饭。”

一九九九年的夏天,去镇政府的路上,我第一次清楚的感觉到了中共迫害中的“难”。

(二)

二零零二年十月一日,凌晨三、四点钟,特警翻墙入院,直接敲响了我家卧室的门,随后强行非法搜查,连我的卧室也不放过,甚至把我的床铺被子都细细搜查。无果后,要绑架我的父亲。镇政法委书记(女)还伪善的对我说:“没事儿,就是让他们去‘学习’几天,就回来了。”

当时已入秋,母亲要给父亲带件厚衣服,被我夺下,我指着政法委书记说:“她说的,(父亲)过几天就回来了,不带衣服。”

就这样,我的父亲在十月一日“国殇日”这天凌晨,被特警翻墙入室绑架,弟弟似乎有些被吓到。

过了一会儿,我和母亲醒悟:不能就这样让他们把人带走啊,我们何罪之有啊?!于是出门去镇政府要人。路过杨舅、杨舅妈家,大门落锁,门口赫然有一只女性的鞋子。

我和母亲匆忙赶到镇政府,政法委书记告知:我父亲已被送走了,具体地方不告诉我们。

正在这时,杨舅妈被一个高大的特警押着路过,杨舅妈双手被铐着。看见我们,她叫住我母亲,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了我母亲,那时杨舅已被非法关押一段时间了。

当时政法委书记还向我和母亲卖好:杨舅妈被绑架到镇政府时,脚上只有一只鞋,是她“好心”的借一双鞋给杨舅妈,还劝我“安心”去上学。

那时我上寄宿学校,三个星期回家一次。三个星期后回家,同学的妈妈来车站接我们,对我说:“你杨舅妈被他们打死了!”我听了,眼泪立刻在眼里打转,在众人面前,只好强忍着。

回家后,妈妈等我吃完饭后,才告诉我:“跟你说件事,你杨舅妈被他们打死了。”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母亲也流泪了,相对沉默良久。

后来,杨舅、杨舅妈的儿子结婚生子,当他们的孙子上小学的时候,学校让孩子们戴红领巾,孙子对老师说:“老师,我不戴,我奶奶就是被他们害死的!”没想到,却遭到了老师的训斥。听到这,我依旧想哭。

(三)

我的亲舅舅,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当地中共政府视为“重点对象”,屡次被非法抄家、关押、酷刑毒打、罚款,后被迫流离失所。直到他儿子结婚前夕才回家。

他儿子新婚第二天早上,全家还在熟睡中,县国保大队等人便入室绑架了我舅舅,后舅舅下落不明。我们去县派出所找人,国保大队指导员蛮横的说:“我不和你们对话,你们都出去。”国保大队长更是无理的说:“你们去告我们呀。”随后,我舅舅被非法劳教一年。

无独有偶,我的公公和大姑姐也因不放弃信仰而被非法劳教过。大姑姐也被视为“重点迫害对象”,所以她常年在外,类似流离失所。

我和丈夫结婚前夕,大姑姐也回家了。好在当时大家有所警觉,在我们结婚的前一天晚上,便把她送走了。果不其然,同样在我们新婚的第二天,乡政府的一大群人来家里,找大姑姐了,没有见到人,还不死心,非要我们告知大姑姐的所在地址。无论家人怎么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就是不走。无奈之下,丈夫只好在手机上随便找了一个地址给了他们,他们才离开。后来听说,他们竟然真的按那个随便抄的地址去外地找大姑姐了。

中共邪党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来一直迫害法轮功至今,以上只是我记忆里的几个片段,但足见中共邪党的邪恶和毫无人性。二零二一年的七月份记录下几个片段,是记忆,是事实,是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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