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濒死奇迹生还 只为今生登法船

更新: 2022年0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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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下面是我的一些修炼经历和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

肺癌晚期奇迹康复

我是一九九七年得法的大法弟子。那会儿我患有肺癌晚期,造影时发现肺部左侧已经纤维化,医生说这种情况做不了手术,未来时日不多了,让我回家能吃啥就吃点啥。听了大夫的话,我决定把病情隐瞒下来,直到有一次我在吐血时被老伴发现,家里人才得知真相,瞬间炸开了锅,女儿给儿子打电话,诉说我的病情,他们一个在电话这头哭,一个在那头哭。不知怎的,看到这一场景,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觉的好笑,还乐着对他们说:“我还没死呢,你们哭什么?”

十多天以后,我有幸得法,拿到大法书的那一刻就感觉放不下了,通宵把《转法轮》和《转法轮(卷二)》看完。第二天,我又拿起书翻看,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在往外冒灰烟,当时我就意识到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

从次年正月初八开始,我连续十天高烧不断,儿女们要送我去医院,我拒绝了,我扶着墙坚持起来给家人做饭,然后再回到被窝里盖着两层棉被打哆嗦。虽然身上很冷,但我心里特别高兴,心想: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让我摊上了,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呢!

后来我又出现过几次病业反应,但都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只要坚持学法炼功,没几天就能恢复正常。自我修炼以后,就再没吃过一粒药,也没去医院做过任何检查,直到二零零三年我被警察绑架才破了例,因为那会儿正值非典时期,入拘留所必需拍片子做检查,我在跟一位警察讲真相时提及自己修炼前罹患过肺癌,警察听后惊讶的拿出我的片子说:“老太太,你看你这片子,所有检查的人里面,属你的身体最好。”

因为我修炼后恢复了健康,使家人都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老伴、女儿、儿媳妇和孙子先后走入了大法修炼,孙子原来患有慢性气管炎和龋齿,听法两天后就神奇痊愈了。

進京护法的血与泪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大法被迫害,家里只剩下我和老伴修炼了,有同修找到我,说要去北京上访,不去圆满不了,我当即否定说:“那可不对,我去北京不是为了圆满,是因为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去给大法说句公道话,让他们还师父清白。”

来到天安门广场后,我走到警车旁对警察们说:“我想跟你们说句话,我原来身体算上癌症在内有六、七样疾病,炼功后都好了,法轮功让人道德回升、人心向善,我师父传的法不是邪法,是正法,请你们上告中央,还我师父清白,还我们合理的炼功环境。”说完这些以后,我就被推上警车、非法关押到天安门派出所。当时派出所的地上坐的全是大法弟子,有来自哈尔滨、黑龙江、大庆的,还有大学讲师和小学老师等,我们挤在一个小屋子里,集体大声背诵《洪吟》,场面十分震撼,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热泪翻涌。

四月末,驻京办通知我们城市的公安局来接人,我还在回家的路上,警察就已经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去北京前,我曾跪在师父的法象前给师父上香说:“师父,我要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走之前我把书都放起来,书在我就在,书不在我就不活了。”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泪流满面,神奇的是,当我回到家后,发现大法书籍被女儿保护起来,没有被警察抄走。后来我家又经历了几次非法抄家,甚至连现金都被警察劫掠,但是大法书籍却一本都没丢。

后来,因为警察频繁上门骚扰,采取抄家、罚款等迫害手段严重影响我的生活,我就搬离了原来的家,警察仍不放弃,多次蹲守在女儿家附近,继续骚扰我的家人。

二零零三年,某同修被警察抓走。其后,与这位同修有来往的、包括我在内的多名同修被警察抓走迫害。在被非法拘留的那一个月里,因为睡不好觉、吃不下饭,我的身体变的极度虚弱,甚至走不了路,坐在小板凳上身子都要往下滑。尽管如此,恶警依旧没有放松对我的迫害,他们经常提审我,过程中非打即骂,我感觉身体和心理的承受都到达了极限,于是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今晚我闭上眼,明天就不活了。”结果,耳边突然响起了师父的声音,像炸雷一样:“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1]。

师父的话一下将我震醒,主意识也瞬间精神了,我开始回想自己从出生到得法的经历,那时自己曾多次面临濒死的境遇,比如:五岁时,我曾被木头做的花轱辘车从肚子上碾压过去,醒来时发现母亲在抱着我痛哭,边哭边绝望地对围观的人说:“这孩子是活不了了。”八岁的时候,我被姐姐打成了脑震荡,重度昏迷了三天,昏昏沉沉中感觉有人拿锁链子挂住我的脖子要带我走,结果最后转危为安。二十三岁那年,刚生完孩子的第八天,我就拿凉水去擦炕席,结果当晚就得了产后风,躺在炕上粗气直喘,不省人事……可是到最后,这些危难都神奇的化解了,直到得法后癌症痊愈。我才意识到,原来没有那么多的幸运与偶然,我的命一直都在师父的手心里,是师父在为我承受苦难,为我延续生命,我要活着,我还要去救人,我不能辜负师尊为我付出的一切!就是这一念支撑着我走出了邪恶的黑窝,慈悲的恩师再次挽救了我。

家庭关中修去“情”与“利”

二零零三年,我从看守所回到家,发现儿媳对我意见很大。一次,她打孙子被我拦下后,便开始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地破口大骂,说儿子买不起房子,孙子她以后也不管了。其实,整个家庭的开销一直是我来负责的,那时儿子远在外地打工,每个月我都会拿出全部的退休金作为家用。老头子为了给儿子攒钱买房,六十多岁的年纪还出去蹬着三轮车沿街叫卖,早上五、六点钟就出门了,晚上十点多才回家,中午饭得拖到下午两点才能吃。

通过我们老俩口一点点的积攒,二零零四年终于给儿子儿媳买了一套小平米的房子,后来他们要换大房子,说差一些钱,找我来垫付,我问儿媳差了多少,她说十五万的首付差十三万多,相当于他们手里只能拿出一万多的存款,但是我们仍旧毫无怨言的把钱交了,就连儿子买房剩下的贷款也是我们老俩口在还。这还不算,给儿子买完房子,又给孙子买,可以说儿孙住的一砖一瓦,都是我们从嘴里省出来的。

尽管如此,儿媳仍不满足,因为女儿买房时我贴补了一些,她居然逼上门来问我说:“你女儿一个月就挣一千元,她首付哪来的钱?”女儿装修房子,儿媳妇也盯着,只要发现装修的灯饰或家具稍微贵一点,就来逼问我女儿的钱从哪来。她的所作所为如果放在普通家庭中,婆婆早就炸了,架也得打个几百回。但因为我和老伴都是修炼人,这么多年,我们和儿媳一次脸都没红过,也没对她说过一句重话。每当儿媳挑刺、挑衅时,我就在心里想:也许上辈子我也那么对待过她。转念一想又觉的不对,修炼就是考试,这是我应该过的关。

想想儿媳妇也怪可怜的,九九年“七·二零”之前,她也曾修炼过大法,可惜大法遭受迫害后就不炼了,导致现在混同于常人,生气时动辄双目圆瞪,骂起人来好像脸上的肉都在颤抖,这也使她造了不少的业,近些年大病小病不断,不但先后切除了甲状腺结节和子宫,还因为和儿子吵架时跳车导致脚腕骨折。想到这些,我只觉的她很可怜,更多的是为她脱离大法而感到可惜。

这些年,我们娘家和婆家一百多口人,因为我讲真相都做了三退,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还有很多在法中受益的例子,比如:小姑子得了乳腺癌,做完手术后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一点都感受不到疼痛,而同病室的人都疼的大呼小叫,只有她例外。侄子的肺部大血管长了瘤,与他病状相同的五名患者去沈阳做手术,只活了三个,他在我的推荐下看了三天《转法轮》,并默念九字真言,结果去医院拍片复查,发现瘤子没了,大夫看着片子说:“这可不是误诊,这真是奇迹!”直到现在他仍健康的活着。还有我的大姑姐,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说,她一直在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现在她虽然九十岁了,却满面红光,原来患有糖尿病,现在指标都降下来了。

言语幽默劝退上万人

自二零零四年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的大潮正式开启。二零零五年一月份,我开始走出家门面对众生讲真相。那会儿,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还很多,我在路边推自行车接送孙子上下学,柳树枝都抽我的眼睛。但是我没有一点儿惧意,我在心里想:这条命都是师父给的,师父让我干啥就干啥!

我学历比较低,没什么文化,但是师父和大法却赋予了我无穷的智慧,让我做到随机应变,针对不同阶层的人说出更容易被他们所接受的话语,比如:

遇见相信善恶有报、热衷传统文化的人,我就讲:“如果你是统治者,像康熙大帝一样治国,下面公检法司的人员像狄仁杰、包青天那样办案,咱们国家还会是现在这样吗?江泽民只会流氓治国,他在任期间,工人下岗、物价上涨、出卖国土,黄赌毒泛滥,还制造自焚伪案镇压法轮功学员,导致几百万大法弟子家破人亡……唐宋元明清没有一个朝代是永远的,现在是道德不行了,天要灭中共,解体这个党。还记得《封神演义》里的殷郊和殷洪吗?他们和申公豹一样,都给自己的师父发过毒誓,后来也都应验了!所以啊,人不能轻易发毒誓,退出这个党,作废毒誓才能不和它一块儿陪葬,这是在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遇见有文化的人,我就给他讲天安门广场自焚案件的漏洞和疑点,说那是江鬼编织的谎言,然后提及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学潮中邪党犯下的累累罪行,同时列举大法弟子被迫害的资料及惨烈程度,告诉对方大法在全世界洪传的真相。不少人见我一个老太太竟然语出惊人、有理有据,都感觉不可思议,还有问我从哪退休、什么学历的,我一概幽默的回应说,自己是农业大学垄沟系(意为种地农民)毕业的。逗得对方哈哈大笑。

遇见年轻人,我就让他拿出手机,让他在网上搜索“藏字石”,待对方亲眼见证藏字石的神迹后,再给他讲邪党为何会灭亡,及三退保命的真相。

遇见做生意的,我先祝他人好生意好;遇见学生就祝他学业有成、工作顺利;遇见老年人先祝他身体健康。所谓扬手不打笑脸人,在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后再讲真相,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在讲真相的第一年,由于真相普及程度不高,邪恶铺天盖地的谎言还余毒未消,跟七、八个人讲真相,能三退的就只有两个左右,其他不接受真相的人,如果只是摆手走开,那还算态度好的,态度不好的,有当街叫骂的,有拽住我衣裳不让走的,有拿起手机要给我录像的,“叛徒”、“反华”等大帽子更是一溜烟的往我头上扣,我听后不急不恼,对方在哪里存在困惑,我就针对他的盲点耐心地做解释,实在遇见蛮横无理的人,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帮忙。比如有一次,一个老头听过真相后不但不接受,还使劲儿抓住我的胳膊不放我走,我就在心里求师父说:“再抓就让他的手坏……”坏字还没出口,那老头的手就象被烧到一样,立马撒开了。

就这样,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讲真相的第一年我劝退了二百多个众生。后来三退的人数逐年递增,最多的一年劝退了一千七百多人,听我讲过真相的人累计到现在已有数万人,直接三退的将近两万人。

当然,数字只是一个直观的展现,讲真相救人和个人修炼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去年,因为老伴沉迷于手机,我没少跟他生气,导致状态下滑,身体也出现了一些小状况,救人的数量直线下降,甚至和第一年救人的数量差不多。这让我意识到,修炼人没修去的人心会直接影响到救人的效果。这些年如果严格按照大法标准来要求自己,我能做到的远不止于此。而没修去的党文化,与丈夫同修争执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善与火爆脾气,也让我意识到自己离大法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今后,我要尽快归正自己的言行,继续走在助师正法的道路上,加紧完成自己的使命,熔炼成无私无我的新宇宙生命。感谢师尊,感谢同修,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
[1]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正念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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