措施与错施 何止一字之差

更新: 2022年07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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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二二年七月六日】作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香港曾被誉为“东方之珠”。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已光华不再,与一九九七年“回归”时相比,近两年来,更多的香港居民设法逃离香港。接踵而来的,是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在今年的疫情中遭封城两个月,历来以为生活优越的上海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生存危机,随之也出现了“逃离潮”。其中有历史嗅觉敏感的居民,在两个月的封城稍一松动之际,立即逃至日本,并在抵达日本后接受视频采访中答曰,从疫情爆发初期的武汉封城开始,就意识到自己必须筹划逃离,因为武汉人被封的遭遇难保不落到上海人头上。

五月二十八日是中共的 “上海解放纪念日”。二零二二年的五月二十九日,上海官方以“上海未封城也不必封城”的说法,宣布该市六月一日“解封”(但不许用“解封”一词),并将两个月的封城行为,称之为居委会和居民的“自管自治”行为。上海市民纷纷表示,上海的抗疫一直是按封城的要求在执行,有的措施甚至超过封城的标准,已经让大家普遍产生了“生存危机”。在封城等措施下,上海经济损失惨重,并出现了甚于一九四九年华东野战军进入上海、一九六六年文革在上海爆发时的人心惶惶。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尚且难逃“措施”之手,中国其他的大中小城市、乡村,又是何种情形呢?

1)封城措施

说到“措施”,历经两年半的持续疫情,中国的主要防疫“措施”——封城、全民打疫苗、两天一次核酸检测,后果已经开始爆发式地显现。

例如,“封城”这项措施,让居民“足不出户、居家隔离、方舱隔离”,封路、封楼、封门、随时强闯居民住所喷消毒液、用红绿码控制国人行动范围等等,严重侵犯了个人的生存权,剥夺了人们的安全感、对社会的信任感,造成国民经济停顿、经济损失惨重,但对防疫的效果却无从证实。

又如“全民打疫苗”。二零二一年在中国大陆,据信由南京和湖南张家界扩散至全国十多个省份的疫情,让大陆人再次陷入紧张状态。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此次九成以上的感染者都是打过两次疫苗的,这些人中甚至还出现了重症患者。对此,中国有关专家不得不承认,疫苗的作用有限。当时已有病毒学家表示:“防堵已失效……我们发现新的病人要隔离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病毒传播的速度。”

二零二一年,英国变异病毒疫情在中国大陆多地爆发。中共延用所谓“武汉(封城)经验”,将极权统治发挥到极致。被封锁的居民不仅断食、断药,而且情绪失控。封城所产生的人道灾难与恐慌,可以说不亚于病毒。据海外报道,河北南宫市封锁中的一名老人发烧,在打市长求救热线中当场死亡。还有很多居民在家中病倒,根本不让出去就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龚女士说:“一夜之间,政府下令全部不准上班。整个呼兰县内的商家、企事业单位、公检法全部都关门了。就是不让你生产、不让你经营。所有人全部都回家,被关在家里。不准行人上街,不准机动车辆上道,整个城市象死城一样。”康乐嘉园社区封门、封楼、封社区。二月三号中午,封锁中的社区居民因情绪失控,发生了持刀捅死看守社区大门志愿者的事件。

二零二一年一月下旬,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传染病动力学教授史蒂芬·莱利(Steven Riley)主导的一项React-1(Real-time assessment of community transmission of coronavirus)研究,不支持封锁起作用的结论。研究显示,“(英国)于一月四日宣布全国封锁,一月六日至十五日感染率增加。英国死亡人数也一直在上升。”

二零二二年二月三日,据福克斯新闻报导,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一份题为《封锁对COVID-19死亡率影响的文献回顾和综合分析》的研究报告。分析发现,在二零二零年春季爆发的第一波COVID-19疫情中,“封锁措施”在某些指标上,只将美国和欧洲的死亡率降低了0.2%。报告表明,将“封锁”作为大流行病的防疫工具是无效的。

二零二二年三月以来,上海奥密克戎疫情爆发,封城措施引发了种种次生灾害。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居然出现了断粮、甚至要饿死人的危机,还有病人因无法就医而死在家中的惨剧发生。上海封城造成的其他原因的死亡人数比因染疫而死亡的还要多。在生存危机面前,人们终于不再沉默,各种各样有关封控生活的小视频、求助信开始在网上流传。其中,一个五岁孩子的爸爸去医院就诊,要等核酸报告出来以后才能收治,在等待的过程中孩子去世了。他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你去问问医生,我的核酸报告出来了吗?”那一张张小床上挤着好几个婴幼儿、无人照管的视频,最能体现“隔离措施”的无情;一对年轻夫妻与上门要把他们带去方舱的“执法人员”的唇枪舌剑的录音,把“执法”的荒唐和居民个人的无奈体现无遗。年轻夫妻说自己都是阴性,一定是上面把结果弄错了,但“执法人员”说他不管你是阴是阳,先到方舱隔离之后你再去申诉,他只是“执行任务”,不走就要“强制执行”。

2)疫苗措施

在中国大陆,从老人到幼儿,全民被强制注射疫苗,这是人所周知的。然而,疫苗预防病毒感染的效果如何,却无人确认与回答;打疫苗出现危险和死亡的案例,也不见如实的统计结果。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媒体报道,以色列当时感染德尔塔变种病毒的病患暴增。以色列当局表示,约有90%的新确诊病例由当时出现的德尔塔变种引起,而成年感染者中约一半的人已经完成了疫苗接种。此外,因打疫苗而引发副作用的信息在其他各国也一再出现。

据美国疾控中心(CDC)的数据,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四日,共有329,021份关于接种疫苗后的不良报告,其中接种后死亡人数达到5,888人,住院19,597人,急诊43,891人,门诊58,800人,心脏病发作2,190人,心肌炎1,087人,残疾4,583人,流产652人,严重过敏反应15,052人,等等,其他还有贝尔麻痹、血小板减少等症状。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在其网站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反疫苗的流行病学家、传染病专家、微生物学家们的看法——他们非常担忧疫苗带来的副作用,如剧烈的头痛、恶心和呕吐、意识改变、语言改变、视力改变、听力问题、不同部位不同程度的瘫痪,以及运动控制的丧失、脑血栓等不良反应。

在中国大陆,尽管中共当局掩盖真相,但民间透露出因打疫苗而迅速死亡、得白血病、糖尿病、出现头晕等症状的案例并不少。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日,一名叫谭亚娣的药理学博士在微博中指出了疫苗的巨大危害,她写道:“如何阻止新冠疫苗(中共疫苗)在未经检验的假说支持下对全民的反复接种?现在的疫苗‘大跃进’太荒谬了,完全违反常规以超常速度审批和接种,但随着病毒的变异根本不能形成免疫屏障,而疫苗主要成分刺突蛋白融免疫原性和毒性于一身,每接种一次就等于被投毒一次,三番五次不死即残!接种一次就让很多女性月经不调,男性阳痿不举,老人心梗、脑梗……”

3)核酸措施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二零二二年一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一月十七日的一周内,美国新增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数量已经占据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总数的99.5%;三月底发布的数据显示,当时三种最常见的奥米克戎变种是BA.1, BA.1.1和BA.2。时至七月初,奥米克戎的变种早已演变为BA2.75……BA.5。那么,随着病毒变种速度的明显加快,核酸试剂的研制和生产是否能随时跟进?采用“过时的”药剂,除了强化全民管制之外,这种检测对社会大众的防疫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如何看待病毒及其变种的免疫逃逸能力?

医学论文预印本网站MedRxiv发表了《Clinical outcomes among patients infected with Omicron (B.1.1.529) SARS-CoV-2 variant in southern California》(《南加州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患者的临床结果》)一文。该文显示,奥密克戎病例的ICU住院率约为德尔塔病例的1/4,奥密克戎病例的死亡率约为德尔塔病例的1/10。同时,奥密克戎病例的住院时长比德尔塔病例缩短了69.6%。上海多家大学附属医院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感染奥米克戎的高风险人群出现重症的比率是2%,非风险人群比率是0。

此前,英国、南非等地的研究机构也报告了类似结果,奥密克戎病例的住院风险显著低于德尔塔病例,但传染性极强。

然而,在中国大陆,核酸检测却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两天一次的排队检验,不但强制性扰乱了人们的生活,而且增加了群聚的时间和密度。

同时,“两天一核酸”这项措施,针对的是“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者”。注意,只是检测看结果、封锁、居家隔离或带走隔离;和历史上所有瘟疫一样,并无真正的医治方法。

二零二二年四月起,中共国家医疗保障局(简称国家医保局)开始披露出这方面数字。据估算,如果中国所有的一二线城市都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一年需投入的金额上限将达1.45兆人民币(约合2,200亿美元)。这么大规模的、反复的核酸检测,花的是谁的钱?这一笔笔购买试剂的巨款,又流入了谁家的腰包?

绝望中的希望

综上所述,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各项主要防疫措施,从封城、到疫苗、到核酸测试,都是错误的举措。即,人们在无奈中逐渐“习惯成自然”的防疫“措施”,实际上,不过是明知错误却宁肯实施的政府行为。然而对于个人来说,有效防疫,性命攸关;我们如果因迷信政府、让自己深陷政府的“错施”当中,而导致生存危机,甚至最终贻误生存的机会,谁会来承担此责呢?政府换了一届又一届,政府“错失”的后果,承担者永远是老百姓。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瘟疫是被人所消灭的,政府更消灭不了瘟疫。瘟疫大流行的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突然来临,最后往往又神秘消失,来无影、去无踪,而疫情中接触病人却不染疫、染重疫却出现奇迹康复的真实事迹,却有许多通过东方和西方文化流传了下来。

例如,从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欧洲被“黑死病”笼罩。在危难中,僧侣马丁·路德选择留在了疫区,为病患及垂死者服务。路德看到这样的事实,“经验表明,那些用德行、奉献和真诚来护理病人的人,通常会受到保护。虽然他们染毒,却没有遇害。”马丁·路德认为,瘟疫是上帝之鞭,是惩罚,也是一种试炼。

又如,公元一六三三年,鼠疫肆虐欧洲,德国巴伐利亚的欧伯阿梅高小村也遭受疫情,当地居民万分恐惧。在惊恐中,人们虔诚地向上帝祈祷并发誓:如果上帝能使他们在黑死病中免于灭顶之灾,他们就会每十年上演一次《耶稣受难记》。从那一刻起,鼠疫就再也没有夺走当地人一条性命。到现在,欧伯阿梅高人仍履行诺言,坚持上演《耶稣受难记》已经376年了。

再如,史载,明朝末年的那场大瘟疫,它只攻击明朝的军队,而清军和投降清军的吴三桂的军队几乎没有染疫;古罗马的四次大瘟疫,人们发现与染疫的死尸在一起的基督徒们却平安无事。

从大量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瘟疫对人的攻击是有选择的,这就是古人讲的“瘟疫有眼”。敬畏神明,提升道德,这是人类数千年来历经魔难而传承的文明结晶。人人皆有佛性。当我们用出于本性的善良来对待自己和他人,说不定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大难面前得到上苍的垂怜。

(明慧杂志《天地苍生》第293期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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