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营救同修中走出自己的修炼路
一、拒绝流离失所
那天快中午的时候，同社区同修的孩子突然电话联系我，说：“同楼的阿姨告诉我，我妈被警察带走了。叔叔，我怎么办？”我告诉她：“赶快回家，尽量把家里的东西收拾一下。然后根据家里的情况，咱们再联系。”说完，我就给妻子打电话，因为妻子经常和这位同修在一起。可是拨了几次电话，都无人接听，于是我也赶紧骑车回家。
我匆匆乘电梯上楼，到了我家楼层，电梯门一开，发现对面赫然站着一个警察，离我只有不足两米，他堵在楼梯口。我马上反应过来，妻子遇到了麻烦，于是脚下不停，直接与对面的警察擦身而过，顺楼梯快步下走。刚走了几个台阶，只听警察在后边喊我：“喂，你是干啥的？你叫啥？”我头也不回的应着：“跟你没关系！”同时加快了脚步。警察一边不断的问，一边开始往下追我。过程中，我听到他用对讲机在喊：“又上来一个，是个男的，正在往楼下跑。”跑过两个拐弯处，我快速回头瞥了一眼，发现他没跟上，于是快速离开楼梯，闪到一个住户的门前蹲下，掏出家里的钥匙，放進了身边的管道间，以免警察抓到我，用我的钥匙开我家的门。这时，我听到脚步声渐渐下楼去了，于是我又快速顺楼梯向上爬，并一直上到了楼顶平台。
盛夏的楼顶平台，表层的沥青被毒辣辣的太阳晒的软软的，每走一步都会留下清晰的脚印。整个楼顶，除了两个单元用以登陆楼顶的凸出部份，几乎毫无遮拦。我快步走到另一单元凸出部份的墙后，躲开太阳的直射，开始发正念。
一会儿，身在外地的女儿发来信息，问我在干什么？我说：“你妈和我都被骚扰了，先不要联系，也不要担心，事后我联系你。”孩子懂事，不再联系，但我知道她一定很担心。我试着慢慢向楼下望去，隐约看到有两辆警车停在我家所在的单元门口。时间在我发正念和快速思考中慢慢过去。一个多小时后，我忽然记起我电话里有一位当地协调人家属的联系方式，并马上拨通了。恰好这位协调同修在家，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和另一位同修很快赶到了我所在的小区，并用电话告诉我先不要动，楼门口有警察。我从楼顶上看到了两位同修所在的位置，然后继续发正念。
大约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同修告诉我：“可以从另一个单元的楼道下去，门口有同修接应你。”于是我快速下楼。在楼门口，接应的同修见到我，说：“别抬头，那辆电动车是开着的，你骑上就走。”说着，用手指了指外边的一辆电动车，然后又要走了我的电动车钥匙。大约十分钟后，我们三个人在一个十字路口会合。简单沟通情况后，同修问我有什么想法。因为我当时还不了解具体发生了什么，所以只说：“先发个消息，让本地同修帮忙发正念吧。”然后，我回到了工作单位，并于当晚住在了办公室。
第二天下午下班后，协调人同修联系我，给我送来了一把钥匙，说是某同修家里多余的住房，如果我不能回家，可以去那里住，并告诉了我具体地址。同修走后，我思考了一下，意识到：如果我从此住在同修家，就相当于流离失所了。如果我流离失所，怎么去营救妻子？如果我流离失所，怎么结束这个迫害？就这样下去吗？而且我隐约感到，这次的非法抓捕很可能不是针对我来的，那么我就更不应该从此有家不能回，让邪恶得逞了。于是，我决定去派出所要钥匙，我要堂堂正正的回家！
路上，各种与怕心有关的念头不断的翻涌：“那天追我的警察会不会认出我？”“警察会不会正在找我，正等着抓我呢？”等等。我想到了师父的教导，心一横，豁出去了，我就要直接面对邪恶，否定迫害，我把自己交给师父了！不到六点钟，我到了所在小区的派出所门口，按了门铃。值班警察问我：“干什么？”我做了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我要回家，但身上没有钥匙。听说我媳妇被你们抓来了，我想知道为什么抓她？同时把她的钥匙给我，要不我進不了家门。”一会儿值班警察告诉我，办案警察一个小时后回来，回来后才能给我钥匙，让我先在门口等着。
派出所门口的伸缩门有电子时钟，我边盯着时钟边发正念，清除这里参与迫害同修的邪恶因素。一个多小时后，两辆警车先后开進了派出所大门，我看到妻子从其中一辆车上下来。妻子注意到我，我开始向妻子喊话。过来一个小个子警察（估计是所谓主管办案的警察）告诉我：“还得再等一下，掌管扣押物品的警察回老家了，正在往这边赶，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于是，我继续等，继续发正念。
晚上八点多钟，小个子警察来告诉我：“大哥，你今天晚上自己解决一宿吧，那个主管扣押物品的警察喝醉了，来不了了。”我大声喝道：“那怎么行？！我不到六点钟就站在你们派出所门口等。大热的天，我上了一天班，浑身是汗，到处是嗡嗡的蚊子咬，等到这么晚了，你让我自己解决？让我露宿街头吗？这就是你们警察办事的作风？”他说：“那你说怎么办？”我答：“怎么办是你们的事，你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他说：“那你就投诉吧！”然后，他站在那儿不走，看我如何反应。我拿出了手机，拨通了本区公安分局的110，向对方说了整个过程。对方很和气，说：“大哥，你别着急，也别挂电话，我们现在就给你解决。”一会儿，对方告诉我，已经联系开锁公司了，让我再等会儿。
期间，派出所里一个高大魁梧的警察（估计是所长）问我干什么？我说：“我媳妇是个好人，平白无故就被抓来了，我来要钥匙。”他蛮横的反问我：“她是好人，我们都是坏人吗？”我回答：“我不认识你，没法评价你，我只说我媳妇是好人，信真、善、忍的人不是好人吗？”他怒道：“国家不让炼就非得炼？你不劝劝你媳妇，还来跟我说这个？！”我说：“什么叫国家不让炼？法治国家要依法治国，你们警察不是执行法律的吗？请告诉我，抓我媳妇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他不再理我，气哼哼的走了。
当晚九点半多钟，我终于拿到了钥匙，堂堂正正的回家了。
我刚進家几分钟，把家里简单收拾了一下，协调同修和另一位不认识的H同修敲门進来。H同修拿出两个打印文件，其中一个是二零一一年国务院新闻出版署的50号令，宣布法轮功书籍已被解禁，是合法的。H同修说：“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咱们得去要人。把这两个文件拿给警察看，给他们念一下，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合法的，让他们放人。”我说：“我今天实在太疲劳了，现在只想洗个澡，休息一下，有事明天再说。”H同修平和但很严肃的说：“营救同修不能等啊，时间宝贵，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呀！”我被同修感动了：“唉，我真不争气，你们两位是帮我来了，我还在这儿打退堂鼓！走，咱们去派出所！”
我们来到了派出所，按了门铃，说明了来意。值班警察说办案警察已经下班了，让我们明天再来。无奈，我们往回走。刚回到我家，H同修和我交流：“咱们刚才不应该扭头回来，最起码应该把这两份文件留下，让谁看见都是讲真相。”我略一思考，同意同修的看法。我们再次折返派出所。可值班警察无论如何不开门，也不接收文件。我们只得再次回家，路上，我真诚的向同修表达了感谢和认可，并认识到是自己正念不足影响了营救效果。
二、走出自己的路
以前，我曾多次参与营救被迫害的同修。一般说来，只要同修被绑架到看守所，我们一般都会习惯性的赶紧联系律师，然后按部就班的走程序。而这次，当妻子被绑架到看守所后，我并没有按以往的套路走，而是经过冷静思考的同时和参与营救的同修做了深入交流。我们最后确定了这样的思路：
其一，营救同修不是唯一目地，大法弟子真正的使命是利用一切契机讲真相，救众生，揭露邪恶，否定迫害。既然目前要走法律程序，那么最方便救度、最应该救度的就是公、检、法人员与律师。
其二，公义论坛上已经提供了相当完备的反迫害法律知识，可以随时查阅和咨询，常用的法律文书都有具体的范文和模板，稍加改动即可使用，大大降低了同修及家属利用法律反迫害的门槛儿。
其三，我个人有较好的说、写能力。同时，与其他同修相比，我掌握的法律知识和与公、检、法及律师打交道的经验也比较丰富。于是，在这次营救同修的反迫害中，我们是按照以下的方式做的。
1、聘请单次会见律师
见到律师后，我们再次明确了只是单次会见，并不会委托他当庭辩护。然后，我把想要与妻子沟通的内容逐条例出，打印在纸上，并告诉律师，此次会见把这些内容传达到，并得到相应的回复即可。律师看了一下，略显诧异：“只问这些内容？”我反问他：“您什么意思？”律师解释说：“你们夫妻之间没有家庭方面的事需要沟通一下吗？”我笑笑，说：“家庭方面的事我们很默契，不需要专门沟通，您把这些列出的内容做好就可以了。”
然后，我拿出两个文件（公安部的39号文和新闻出版署的50号令）给他。他看了看又还给我，说：“我看懂了，既然我不负责辩护，这文件还是你收着吧。”
2、投递法律文书，索要非法扣押物品
按照妻子提供的信息和公义论坛的模板，我对涉案警察進行了控告。控告信不但发到了本区的公、检、法系统，还发到了省级及国家相关部门。当然，也邮寄给了参与迫害的警察本人。因为都是用挂号信或EMS邮寄的，所以全部邮寄到位。过后，也收到了几个部门的电话反馈，有的表示理解，有的给出了建议，也有的表示自己没有直接管辖权，但没有一例负面反馈。
随着案件的進展，我按照公义论坛提供的模板，在迫害的每一个阶段都向相关部门寄去了大量法律文书，包括《以案释法申请书》、《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不起诉申请书》和《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等等。
案件到检察院以后，我开始到派出所要求归还被非法扣押物品。我明确告诉涉案警察G：“按照法律，卷宗送达检察院后，与案件有关的物品已经随案移交，其余的应该归还家属。”G含混的说：“我们已经全部移交了，没什么可给你的。”我说：“你确定扣押清单上的东西全部与案件有关吗？”他支吾着不正面回答。被我追问的紧了，G说：“你看看你家里边缺了啥，写下来，我给你解决。”我说：“怎么能按照我家里缺了啥来解决呢？一是你们从我家里拿走了很多东西，我一下发现不了那么全，另外也不能我家缺啥都找你要啊！你应该给我一份或最起码向我出示一下扣押清单，才能确定啥东西应该给我吧？”就这样，我通过打电话和直接到派出所多次和G沟通，可他就是推三阻四，不解决问题。这期间，我也把那两份文件给了他。
后来我又一次到派出所见G，告诉他，我这次不是来要东西的，是作为一个合法公民，口头要求他信息公开，向我提供派出所关于扣押物品处理的具体规定和相关流程。他一下涨红了脸，结结巴巴的说：“我们办案都是合法的，都是有录像的。”我说：“我没说这个，我要求你信息公开，看看规定怎么说的，按规定办事就行了。”他说：“你等会儿，我向领导请示一下，尽快给你解决。”然后，他跑到屋外离我很远的地方去打电话了。很久以后他回来了，对我说：“你先写个申请，列出几样主要的东西，后续的咱们再说。”于是，我列出了电脑、手机、移动硬盘等几样被他们抢走的物品。几天后，他们把列出的这些物品还给了我。
几个月后，妻子遭非法开庭，并被枉判了几个月的刑期。一审法官明确说，从我家里抢走的大法书籍单本、单册的均不计入量刑证据。于是，我拿着一审非法判决，再次来到了派出所，告诉G警察：“现在，先按照这个判决，把与案件无关的扣押物品还给我，因为这部份没争议。其它的我也不认可，但我不找你，我去找法院。”我还专门告诉他：“法官说单本单册的法轮功书籍不计入量刑，也就是正常的持有，也要还给我。”G复印了一审判决，说向领导汇报以后给我答复，让我等几天。可是接下来大约又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又说出各种荒唐的理由推脱。
我按照另一个警察的提示，去了区公安分局的信访办。那天，正好是一个分局长值班。听了我的陈述后，他说：“大哥，你是个明白人，说的很清楚。这个事儿真不应该拖这么长时间，还让你跑这儿来。你别急，我马上给你解决。”说着，他当着我的面给涉案派出所所长打电话，告诉对方必须尽快解决。然后告诉我：“大哥，你去找这个派出所的L所长，他会尽快给你解决。让他把电话留给你，省的你一趟趟的总跑，耽误工作。”
我去了派出所，直接找到了L所长。L所长叫来了G警察，让G当天下午专门开车带我去了一审法院，想让法官明确一下涉案物品。可一审法官都没见他，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我在判决中已经写的很清楚了。”回来后，L所长告诉我：“大哥，我知道你们还在上诉，等二审裁定下来，我一定按规定把东西尽快发还给你。”
3、通过讲真相，发掘本地律师资源
迫害案件到检察院后，我开始申请成为家属辩护人。我相信，只要我能上庭为妻子同修辩护，即使没有专业律师，我也能堂堂正正的、明白的说清信仰真、善、忍合法，修炼法轮大法无罪。因为作为家属，我没有律师对中共邪党管控司法系统的顾虑，反而能表达的更准确、更到位。
因为当时处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我用电话与检察院沟通，我告诉他们我要做家属辩护人，而且手里有女儿签的委托书。他们说研究一下，然后答复我。几天后，他们打来电话，告诉我：“如果你们聘请别人做辩护人，你和女儿都可以委托，但如果是你自己想做辩护人，就需要当事人亲自委托。”我知道，他们这样要求，其实并不完全符合法律。但我当时考虑如果花更多的精力和他们在这方面纠缠，就会把事情耽误了。于是，我用挂号信给妻子寄去了两份委托书，让她签字后给我寄回来。同时，联系上一位老大姐，她女儿和我妻子被关押在看守所的同一监室，她认识看守所的警察。我也请她帮忙，让我妻子尽快把委托书寄出来。
可一直等到案子到了法院，我也没收到委托书。我冷静下来向内找，是不是我有显示心？太执著自我了？感觉确实存在这方面的因素。于是，我决定为妻子聘请专业律师。其实在我看来，因为不执著于辩护结果，重点是讲真相、揭露迫害，所以只要满足基本条件，即了解大法基本真相，能为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做合法辩护（不只是无罪辩护），都是可用的律师。具体的做事方式和辩护策略，可以在合作中進一步沟通。这个想法是此前就和其他同修交流后确定了的。
我把请律师的想法告知一位参与此次营救的同修，该同修和我妻子很熟，她说：“以前我和你妻子参与营救其他同修时，都很欣赏北京的B律师，很稳重，也很有正义感，就是收费比别的律师高一些。”修炼这么多年，我一直存在利益心重和做事强势的问题。我一直提醒自己要改正，心性要提高上来，所以这次听了同修的建议，我毫不犹豫就做了决定：“好，听你们的，就请B律师！”
同时，我从网上查到了很多当地的律师事务所，把相关的律师一一记录在本子上，然后一个一个的向他们电话咨询。一般来说，电话拨通后，我会先向他们简单介绍案情，并说出我的看法和要求，告诉他们我要为妻子做合法性辩护，而不是简单的无罪辩护，因为这二者是有区别的。有的律师没有接触过这类案子，我就把我知道的法律规定等相关真相信息告诉对方，并回答对方提出的疑问。有接触过这类案件的律师，会告诉我实际操作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其中有一位在检察院当过多年检察官的律师明确的告诉我，不能做无罪辩护。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上边’不允许做无罪判决。”我告诉他：“我请律师的目地不单单是减少家人的痛苦，更要通过这个过程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善恶对错，要为社会的公义发声。”他听后很触动，表示可以做无罪辩护。
大概在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我联系了几十位当地律师。除极少数律师表示所里不允许接这样的案子外，大多数律师都表示可以做，而且收费比我们从外地聘请的正义律师低很多。有意愿做的律师还会要求我把相关资料发给他，或進一步面谈。我就用一个专门手机，把加密压缩的文件包发给对方，一般包括《起诉书》、我投递用过的法律文书、公安部39号文、新闻出版署50号令、公义论坛提供的辩护词模板等内容。通过这一番联系，我手里就有了近三十位可以为大法弟子做辩护的当地律师。
此外，我还通过电子邮件，以求助的方式向全国各地的很多律师寄出了包含真相内容的辩护词，并收到了一些律师的反馈。有的表示理解和支持，想進一步沟通；有的说自己不擅长做刑事辩护，但表示同情；也有的律师思想被中共邪党文化和谎言蒙蔽的厉害，说些难听的。我都善意、平和的回复，并从法律和做人的常识方面归正对方。
三、注重书信沟通，增强同修正念
我自己有过被中共邪党迫害到黑窝的经历，也曾多次与遭过迫害的同修交流，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在看守所，能经常收到家里来信的人，周围人都认为这是有家人管的人，所以会不太受欺负，那里的警察也这样认为。对于大法弟子来说，能经常收到同修的来信，则常常能感受到同修间的提醒与鼓励，从而增强正念，化解魔难。
自从妻子被绑架到看守所后，我一直坚持给她写信，每周一封，从不间断。即使是出差在外，我也一直将信封、信纸、邮票带在身边，确保信件及时发出。而且，我对于给妻子写信非常重视，因为那是彼时我们沟通信息的唯一方式。为了把信写好，我会把平时学法时的感受用只有自己能看懂的方式记下来，把自己生活、工作中的感悟用修炼的标准衡量后记下来，这些都是我写信的素材。我知道我发出的每一封信，在妻子看到之前，警察会首先看到，有时甚至不止一个警察要看。妻子收到信件后，周围的姐妹们也一定会看，甚至是争着看，因为那里边的家信不是私密，而是公开的。也就是说，我写出的信，要让所有看到信的人都受益，包括妻子、同监室的姐妹以及警察。
在信中，我会轻松的谈疫情、谈天气、谈物价、谈新闻、谈生活感悟以及我的读书心得，有时还会写诗、写故事，让读信的人既能了解外界的信息，又能读懂这些信息，同时还能感悟做人的道理，也就是常人目前常常挂在口头上的“正能量”。当然，真正重要的读者是妻子同修。写信时，我会将自己从师父的讲法中悟到的法理，去掉敏感词后用近似的话自然的体现出来，让她感受到。实践证明，达到了这样的目地。
妻子回家后告诉我：“出看守所时，警察不想让我把这几十封信带回来，理由是我已经看过了，没用了。我告诉她们：这是我们夫妻间在这段特殊时期的交流，是非常珍贵的记录，我要永远保存下来，甚至给后人看，所以我必须带回去！”回家后，妻子真的用专门的一个像册把这几十封信珍藏起来。
妻子告诉我：“周围的人都很喜欢看你的信，甚至比我都喜欢。有时信送的晚，她们甚至会着急的说：你家的信咋还不来呀？那些人还不由自主的表示：真佩服你们。甚至同监室的‘大班儿’说，出来后，要把儿子送到咱家里来学传统文化。”因为她们通过这些信，看到了大法弟子的真诚、善良、宽容，看到了美好与希望。
四、援助律师也不能忽视
一审非法判决下来后，妻子很快就回家了。但妻子明确向他们表示要上诉。于是，我和妻子一起利用上诉的方式讲真相、揭露迫害、反迫害。我们向当地中级法院提交了详细、准确的《上诉材料补充》、《非法证据排除》、《公开开庭申请》等材料。同时，在中院法官无理通知不开庭审理后，我们利用公义论坛提供的建议和模板，向很多政府和司法部门寄去了既有真相内容又有法律条款的求助信。
在此过程中，我们明确认识到，援助律师是我们不可忽视的讲真相的对像。上诉程序开始后，中院法官问我们是否要援助律师，我们表示需要，于是和援助律师D取得了联系，并進行了面谈。我们不但把相关的文书、文件提供给D律师，而且以这次对我妻子迫害为例，具体讲了公检法人员的违法之处。因为我们提前学习了相关的知识，把关键点说的清晰、明白，D律师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并表示了对大法弟子的同情。我们也向她表达了感谢和认可，同时问道：“如果遇到其他需要帮助的修炼者，你是否可以做无罪辩护？”她委婉的表达可以。
大约一个星期后，D律师告诉我们，中院法官催了她几次，让她交辩护词。可我们曾在面谈时明确告诉她：我们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应该开庭审理，否则，就一定不提交辩护词，不配合她们的敷衍了事，而且我们还会投诉她。D律师表示理解。但几天后，她又来电话，告诉我们法官又在催辩护词，可能不会开庭了，而且她表示很有压力。于是，我打电话找到法官，问她是否开庭，她回答：“合议庭决定不开庭了。”我说：“按照《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应开庭审理。”她说她知道，然后又说了些合议庭会公正审理等敷衍的话。我告诉她：“既然这样，那我们只好投诉了。”同时正式通知她，我们解除与D律师的代理关系。
当天下午，我们给法官送去了解除D律师代理关系的书面通知，以免D律师承受不住压力向法官提供辩护词。出乎我们意外的是，法官收到通知后，问我们还要不要再次指派援助律师。我和妻子简单沟通后，回答：“当然要。”因为我们就是要在这个过程中给更多的人讲真相，越多越好。
我们见到了第二个援助律师Z.会面前，Z律师在电话里曾向妻子表示：“既然D律师达不到你们的要求，那我也不行。”听了妻子的介绍后，我又给Z律师打电话过去，问她：“律师是独立行使辩护权的。如果我们的想法和要求不符合法律，您作为代理律师，可以纠正我们，我们愿意听取您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想法和要求符合法律，您为当事人负责，会有什么压力呢？”她略一思忖，说：“你说的对，我们是独立行使辩护权，不违反法律，谈不上什么压力。”我说：“那就没问题了，我们应该可以合作呀！”于是，她约定了面谈时间。
见面后，我们向Z律师介绍了前面发生的全部过程，也向她提供了所有用过的法律文书、文件，谈了我们对案件的见解和要求。同时告诉她，解聘D律师是不想让她承受过多的压力，并表示了对D律师的理解和认可。过程中，Z律师对我们很认可，甚至不由得感慨：“你们在这个案子上已经很像专业律师了。”
到此文成文时为止，我们反迫害的上诉仍在進行中，我们以此讲真相、救众生的正念正行仍在進行中。
（责任编辑：文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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