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的故事
大姐今年八十二岁,她是一个很看重钱、别的什么都不关心的人。早年,我与她弘法,她只是笑不搭腔。姐夫今年八十四岁,是一个国企退休的老职工。早年我和他说大法,他简直就是不屑一顾:我就不信,就靠一本书就能成佛了?记得当时我对他态度很生气,就说:你知道这本书有多少人学吗?这本书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我与他争执。后来,我经过不断地向他俩讲真相,他们有了些改变,但根本的转变是因为那期间发生了一件事:
在我得法初期,我被查出得了乳腺癌,被孩子送進了医院做了手术。医生说得做八次化疗,我感受到那是死路一条,不死也得做(化疗)死了,我逃出了医院。孩子对我的做法不理解,因此而离家出走。姐妹们来家劝我不成,都摔门而去。
我依然坚持学法炼功。一个多月后,我站起来了,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孩子也高兴了,所有的亲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谁也不说大法不好了。大姐和姐夫也都说:没想到这个大法还真管用啊!真就好了。
以后我再和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就不那么排斥、反对、不相信了。记得几年后的一天,大姐对我说,她有一个同事也是得这个病,做了化疗后好了,过两年后,又犯了,现在人已过世了。她还说:还是你学的这个功好,一直都不用打针吃药,多好。
一次,我去大姐家,他们在看电视,电视里说的什么“中国特色”等东西,姐夫说:什么特色呀,就是吹,这些年吹出啥来了?哪样比人家(别的国家)强了?什么中国特色,其实就是没有特色。我觉的他能有这样的认识也是个大的转变,他已经看透了邪党的本质了。
后来姐姐、姐夫也都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疫情爆发后,第一次,大姐发烧一天多就好了,第二次,没事。姐夫两次都没“阳”。我想这与他们的觉醒明真相、“三退”是有直接关系的。
上次大姐来我家,我给她读师父发表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她听后说:看,人家(指师父)说的多好、多明白呀!这个“善”才是根本啊!现在大姐也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俩虽然都八十多岁,身体比一般同龄人好很多。
大妹的故事
大妹今年六十八岁,原是乡里负责计划生育的小干部,是邪党党员,已退休。前些年,她虽然官不大,但在邪党的这个大染缸里也沾染了一些不良的风气、习惯,吃喝玩乐,麻将、酒桌常相伴,还觉的很排场、很惬意。我叫她退党,她还觉的不舍呢。直到疫情爆发,我跟她讲不退的危险后果,她才同意。
妹夫是普通农民,人很朴实,但一说大法,就不吱声了。他入过队,后来经过我讲真相,他也退了。
这两年他俩身体都不好,别看大妹比我小六岁,看面相,就像我姐姐。他们看我身体这么好,现在两人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了。疫情爆发后,他俩都没阳,知道是念大法好、三退带来的福报。师父的两篇新经文,他们也看了,也认为好,明白了许多真相。其实这也是他们觉醒了,选择了大法,师父就会帮他们,大法就会救他们。
二哥的故事
二哥是邪党体制内的人,是一个国企的中层干部,受邪党毒害几十年,也算是一个“党中坚”。二嫂是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被下乡的知识青年,后抽回城里在饭店上班。现在他俩也都退休了。
早些年,我给他们讲真相很困难,一次,我给他俩看神韵光盘(注:那些年允许在大陆发放),二哥站起来就走,面部表情很是不满。二嫂看二哥走了,看了一眼,就说:尽是舞蹈,看不懂,也走了,把我一个人晾在房间里,真的让人感觉很尴尬。
还有一次,二哥生病,我去看他,并告诉他要能看看法,对他有好处,能好得快。他立刻严厉大声拒绝:我是共产党员,不信你们那一套。二嫂也搭腔说:你二哥那是实病,就得上医院。我说;我当年(得乳腺癌)也说是实病,不也好了吗?看到他们被毒害到如此地步,真感到他们很可怜,很难救。
但作为修炼人,神的使者,以救人为本,我没有放弃他们,多年来不断的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也都曾亲眼见证了我恢复后,多年来的身体健康状况,心中都有了较大的改变。一次,我又跟二哥说退党的事,他不再那么生气,婉转的说:二妹,你权力可真大呀,说给谁退党,就给谁退党。我说:不是我权大,是得你自己真同意,才算数,我只是告诉你知道这个真相,只有大法弟子才知道、告诉你这个真相,不然大劫难来了,就没命了,你会被淘汰的。二哥听后说:啊,是这样,那不能被淘汰啊,退、得退!二嫂看二哥退了,跟她一说,也退出了团、队组织。
二哥退休后,虽离开了名利场上的争夺,但喝酒的恶习还是不改。一次,他与朋友聚会喝多了酒,去厕所时滑倒,摔伤了腰,一时不能行走。治疗后,虽有好转,可走路时也直不起腰,行走很是困难。
年前,大嫂生病,我们回老家(农村)看她,开车的是二哥的同事。当时正值全市交警堵漏大罚款,据说是带着任务進行的,不达数额不罢休。司机都怨声载道,二哥的同事也被罚了。那天又被堵在一个路口不能前行。他的同事气愤地说:这个共产党没个好,就是该倒台了,给你找点事,就让你掏二百,这不就是抢钱吗!二哥也感慨地说:真完了,啥都变了,连国家外交部长都说没就没了,就说这个秦刚咋没的?连个说法都没有,这还是个国家吗?李克强说死也死了,谁都不知道到底咋死的。从他们的言语中,我看到了人心在转变、在觉醒,要是前几年,他们是不会这么说的。
到了大哥家,农村晚上都得去外面上厕所,二哥由于便秘,一连去了几遍,腰又不敢蹲,显得很无奈。我就瞅他笑了,他问我笑啥?我说:你要听话,就不会这样。他说:让我念那几个字啊?他同事也让他念。二哥就站在地中间,大声念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大伙都乐了,为他鼓掌。二哥笑着说:咱们今晚也别睡觉了,就听二妹讲大法(真相)吧。我就给他们讲了许多大法真相。这是二哥第一次主动、愉快地接受大法,我知道这是他生命明白那一面的选择和觉醒。
小弟的故事
小弟和大哥是前后院,小弟和弟妹都知大法好,弟妹的侄女也是大法弟子,他俩早已做了三退。母亲在世时,在小弟家,得脑血栓后,听大法录音,生命又延续了十三年,一直都能自理。他们也都看过师父讲法录像。母亲二零一二年过世后,他们对大法真相就接触的少了,虽然知道大法好,也没走進修炼,也是对烟酒放不下。但他俩都相信、支持大法。本村有一个同修,小弟总帮她与我联系,我每次回老家,小弟都去找同修来与我交流,总说:我得支持大法!
大哥的故事
大哥是最固执的,今年八十一了,年轻时是村(大队)支部书记,也是邪党党员。大哥性格倔强、自私,有时很不近人情。他和我们这些姐妹心的距离很远。他当权时,把大嫂的姐妹都弄到身边来了,平时只跟他们来往,与我们来往很少,即使有来往,也不动钱财,需要花钱时,就通知我们回来。我们若平时回来,他是不管饭的,不是家没人,就是缺东少西,做不成饭。
父母两位老人过世时,他虽为长子,送葬时却不举“灵幡”,都是二哥去做。可是老人留下的房子、土地本来应该三兄弟平分,他却一个人独占。二哥说:我在城里,房子、地我都不要,但你得给小弟一份,他孩子多,生活困难。大哥说:地我种两年,就给他(指小弟)。房子提都不提。可如今父母都走十多年了,地还是他种着。姐妹们对他心里都不平,觉的他太过分。
给大哥讲真相是我心中的一个难题,早年跟他讲,他是瞪眼睛的。一次,我跟他讲大法洪传的盛况,他说:国外是国外,在这儿,你就得听共产党的,你们也胆子太大了,还敢出《九评共产党》,你说(恶首)江泽民迫害你们了,那老毛头咋地你们了?我要再讲,他就摇头摆手了,脸也转过去了。看他这样,我本来就看他不顺眼的心就更强了,更失望了,所以有几年我就放弃了,不想管他了。
可是作为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要救度众生兑现誓约,当然也包括自己的亲人,他们更是和我们有缘的人,怎么能放弃呢?师父曾说过:“哪怕还有一线希望我都给他希望。”(《各地讲法四》〈二零零四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作为师父的弟子不也得这样去做吗?
疫情爆发后,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回老家,给大哥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疫情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为什么这么严重,怎样才能保平安。大法为什么要在这时传,为什么告诉人三退……可是他听后根本不往心里去,没有丝毫的紧迫和畏惧,大哥还满不在乎地说:怕啥?过河有矬子,要死就一块死呗。看着大哥这个样子,我不知还能说什么,只好回家;一百多里的路程,要换四次车才能到达,正值中午,他也没说留我吃饭,一路上,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随着正法形势的不断推進和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的发表,我感到救人时间的紧迫,也感到自己救人的能力不强,于是就加强学法。
师父的法让我找到了修炼中的不足,明确了方向,我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放下了亲情的纠葛和人的观念。我决定再回老家给大哥讲真相。虽然当时正值三九隆冬,我接连回了百里之外的老家五次:第一次是听说大嫂患了肺癌,已到晚期,我回去给她送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她接受了,当然也买了水果、留了钱;第二次是大嫂过世。
第三次是专程回去安慰大哥,同时给他买了媒体播放器,还带给他师父的讲法录像、《四亿人的觉醒》、《天理昭彰》和许多新世纪影视的电影。这次大哥什么都没说,他也接受了,还问买东西花多少钱?眼神充满感激,而且当时就看了一段师父的讲法录像。这次是一位同修姐和我去的,同修姐问他退没退党时,他说:退吧。他还说大嫂死前,也听了大法,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们告诉大哥,嫂子听到了大法走后,就会去好地方,不会下地狱了。大哥听后,若有所思的笑了。
第四次、第五次是新年前后各一次,每一次我都给他讲大法真相,他都耐心的听。
现在大哥的状态很好,虽然嫂子去世对他的打击很大,他还是走过来了。我想这是大法的威力,是他最后的正确选择、觉醒的结果。上次他说看录像没有字幕,耳朵有时听不清说什么,要看书。这次(第六次回老家)我给他带了《转法轮》。现在大哥面色红晕,头顶的一些白发变成了黑发,吃睡都很好。
现在我们这个家族,包括孩子(除外地几个)五十来人,都做了三退,都不同程度的明白了大法真相,成为得到大法救度的人。感谢师父,给了我的亲人一个选择、觉醒、得救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