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会】为老伴申冤 利用法律讲真相的修炼路（下）
| ——摘自本文 |
（接前文）
防范办主任B见状马上就让我坐下。让防范办的C给我录像，搞的象审讯犯人似的。我立即不干了，说：B主任你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像我不允许录，你们不能侵犯我的肖像权，态度非常坚决，他们就没再给我录像。
我拿出准备好的关于14种邪教的39号文件让他们看，他们不看，说他们都有，不看，看七月二十二号的文件就行了。后来他们说到天安门自焚，我说就是傻子都知道那是假的，你们也信？我给他们说了其中的几处破绽，说那就是拍戏呢。跟他们说了一大会儿，他们都静静的听着。最后我说：老伴就是往小葫芦上刻了“真、善、忍”就判了我们八年多，谁看着这小葫芦傻了、呆了、受到伤害了？我们太冤枉了！……
后来那个防范办人员C说：你说完了就赶紧走吧，说的不少了，这楼里到处都是摄像头。后来C送我下的楼。
我在楼里打听到了，原来那个给我老伴出具证明的防范办主任K的姓名，他已经调到爱卫办了。我立即找到爱卫办的电话，打电话找到他，质问他为什么给我老伴出具那个证明，害我老伴被冤判八年多，他说他已经调走了，不管了，找现在这个主任B吧。
去防范办明显跟别处不一样，第一次他们那个邪恶劲头，让我感觉很难受，我跟同修说，我都不想去防范办。在同修的鼓励下，后来我又接着不断的去了。
后来有了辩护词和其它文书，我经常不断挑几份文书给他们拿过去。控告了防范办的主任K和B。后来我去防范办，有一次我当面把这个控告状给了他们。但多少让我有些意外的是，他们不但没有暴跳如雷，反而没有之前那股邪劲了，就包括那天表现嚣张的几个人，都变得和气的跟我说话了。后来我就直接给防范办主任，他都接，接过后就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了。
这个区防范办就在政法委的办公楼里，有一次我因老伴保外就医的事去找防范办主任B，没在。我就在楼里转悠，后来到楼下的一个办公室里问，顺便讲讲老伴被迫害的真相，那人很认真一直听我说，那人后来看四下没人，就小声跟我说，你去那个房间去找反映一下可能有帮助。我谢过后去找了。
那是个副书记的办公室，副书记是个女的，说话也比较好。听我说了情况后，就给B打了电话，一会儿B就去了她办公室，当着我的面对B说处理一下我的事。我又在B的办公室说了好一会儿，后来我走时，B又把我送下楼，对门房的保安说，大姨以后过来找我就直接让她上去。看到我的自行车放在里面被别的车子挡住了，她又帮我把自行车挪出来。
后来我去防范办就跟去邻居家串个门一样，说去就去了，一点没有什么思想负担。B也对我说话和气、尊重，防范办的其他人也是一样。
后来为了申诉，進一步证实防范办的证明的非法性，我向省司法厅申请了政府信息公开，要求省司法厅信息公开，区防范办是不是在省司法厅备案的司法鉴定机构。省司法厅答复了，说没有在司法厅的司法鉴定机构的备案清单里。后来司法厅的回复我也和其他文书一起给防范办主任看了。
在后来发生的几件事中，我看到他变了。
后来监狱的副监狱长L找我解决老伴的后事，有一段时间表现的很嚣张，有一次和我们谈话时，邪劲十足，有的话说的很恶劣很不象话。说他们已经找过省政法委我们当地政法委了，要动用全省的力量解决，并直接攻击大法……
过了两天是我正在防范办和B主任讲真相，监狱的副监狱长L等又来我地找我，我说：你们不是有监控定位吗？你们就按照定位来找我吧。看来他们的定位跟踪很厉害，过了一会他们就到了B主任的办公室。我们就在防范办办公室谈了话。
监狱再次逼我火化遗体，我说话有些急，无意间说了两句对我不利的话，B主任就在旁边悄悄碰了我一下，意思是提醒我不要说错话，以免让他们抓住把柄。我也马上领会到了。他还对监狱方说，事既然出了，不管怎么办，你们这事办的要让老太太满意。监狱副监狱长L的前两天的邪劲好象一下就蔫了下去，没敢在防范办说过分的话。
还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下次监狱再来找你，你告诉我一声，我也去给他们谈。后来监狱领导又来找我时我就告诉了B主任，他真的来了，看来他是有备而来，就象领导讲话似的，讲了很长时间，都是向着我说的。看到一个生命回归正常，真是一件非常让人高兴的事。
我们市有几个区，几年来，同修们都明显感觉B主任所在的我们这个区要比别的区迫害轻的多。同样是面对面讲真相，别的区一下判三年，这个区有时直接就放了，有时行政拘留几天就放回来了。相邻区有时一年就冤判好几个同修，这个区几年来就没有同修被开庭。
十、只身到监狱探询遭凌辱，当地派出所长千里迢迢找到我解释情况
二审维持原判后，从二零二零年，老伴被非法关押到监狱后。一年内只允许通过三次电话，之后完全断联，全家人非常焦急，我说我去监狱打听一下看是怎么回事。孩子们都不同意，说我岁数大了，一个人去不放心。过了几个月，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就瞒着孩子们独自去了监狱。
我到了监狱后，看门的不让進办公室大楼。后来就出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问说：“你有什么事？”我说：“是关于我丈夫A的病情和要求保外就医的事，找一下监狱医院D院长”，我问他贵姓，他说是这里的主任E.这个E主任问：“你是炼法轮功的吗？”我反问他说：“和这有关系吗？”
我紧接着提出要和老伴通电话，想知道他的身体情况。E主任没有给任何答复，我又要求见监狱长，E主任也不理睬。他们進了大门我也跟進去了。他上了楼，让人看着楼道不让我上去。我就给他们说：“我老伴在里面好几个月没有电话和音信了，过年我们全家都没有过好。我老伴这么大岁数了，蒙冤受难，在里面吃的不行，营养也跟不上，身体怎么吃得消？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活呀！”说着说着就不由的哭了起来。他们还是不让我上楼。
在这时，有个狱警F还有其他几个人，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当时他们的态度还好。我就给他们说了说我的诉求。突然進来一个不知是武警还是什么警察，竟然指着我的鼻子大声辱骂。我站了起来，说：“你还要打我、抓我吗？正好我老头在这，你抓了我，我和他做伴去！”因为旁边有人拦着，他才没动手。
过了一会儿，几个自称派出所的人开着依维克来了，又给我做笔录，又查我的身份证，又照像的。对付我这样一个七十多岁的手无寸铁的老人，需要这样吗？我看着监狱E主任一班人如此蛮横不讲理，很为被非法关押的老伴担忧。
事后，我给监狱所在地公安局邮寄递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信息公开派出所警察在监狱让我做笔录，查我的事。
过了几天一个自称当地派出所所长的人打来电话，说话很和气，说他们收到了信息公开申请了，正在调查，问是什么情况，我就说了一下。
又过了十几天，那个派出所所长打电话过来，说他们办事，到我所在地城市了，想和我当面谈谈，我看他大老远的来了也不容易，就立即去和他见了面。谈的是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事情。他说信息公开申请收到了，领导也很重视，他特地当面跟我解释一下。
监狱就在他们这个派出所辖区，他强调那天我见的那些自称派出所警察不是他们派出所的，我见的那个自称是派出所警察的人叫××，他的警号是多少，他是监狱的狱警。并再三强调监狱警察和他们的公安警察的警号有明显区别，公安警察编号是六位的，监狱警察编号是五位的，那天真不是我们派出所的人去的，车也不是我们的车。
之后我向省监狱管理局、监狱多次投诉这件事，始终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但之后再没发生过类似情况，再没敢那么邪气的对待我。
这次去监狱，还了解到一个情况，从二零二零年年底开始，半年的时间，老伴与我们会见、通话、通视频、通信的权利被完全非法剥夺，理由就是他没“转化”。我们存过200元视频通话的钱，一年了都没有让视频通过话。其实直到老伴去世都被完全剥夺了这些权利。
因为监狱剥夺老伴合法权利的时候，包括不让会见等，一个主要的借口就是没“转化”，为此我向省监狱管理局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书，随后又对他们的回复提起了行政复议，在复议申请书我谈到：“《监狱法》明确规定监狱警察应当维护当事人依法申诉的权利，也就是说当事人有不认罪的权利，因此原告所说的、递交的法律文书没有妨碍改造的情形，也就是没有阻碍一个人违背道德、违反法律，只是在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转化就等同于认罪。虽然A被关押入狱，但他作为一个无罪且不认罪的服刑人员的人格不受侮辱，《监狱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了被监管人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这就明确了“不认罪”是A的权利，而监狱警察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不得强制当事人认罪。
“同时，也没有不认罪就不办理监外执行的法律规定。对于转化是监外执行的条件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法无授权即禁止。”
省监狱管理局没有回复，我对此又做了行政复议，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义正词严的指出他们的违法之处，同时论述大法在中国大陆也完全是合法的，我老伴A的行为也完全是合法的。后来一个监狱管理局的人打来电话，一开始说了一些别的，说着说着就跟我说了一句：你文书写的挺好……；本市司法局我也抄送了，也接到本市司法局一名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这样说。
十一、老伴不幸去世
老伴被非法关入监狱后，我也随之向监狱、司法系统递交文书，并将其它文书也向监狱抄送邮寄了。
老伴在狱中因长期处于极为严重的贫血中，一只眼睛已经几乎失明，咨询过专家大夫，长期贫血会直接导致器官衰竭，尤其是心脏衰竭，生命时刻处于危险之中。
我向监狱、监狱管理局和司法厅邮寄递交了《保全某某某生命安全申请书》（并注明是履职申请书，方便以后提起行政诉讼）
我和女儿曾多次找监狱、省监狱管理局，要求给老伴办理保外就医，递交各种文书。可是监狱却拖了一年多了也没给办。我写了投诉书，不久监狱就来人了。一天上午，监狱办理保外就医手续的两个人，来到我地已经是中午了，他们马上和我女儿一起進入区司法局开始谈。
女儿回来转述，一开始司法局的人很嚣张，说我耍无赖（可能是指他们赶我走时，我就不走），说我给她资料，其实是我拿了几份以前的文书给她看。后来被监狱的警察打断了，说我们都是为老百姓办事，就不说这个了。我女儿说，监狱来人很能说，也很卖力要让保外就医手续办成，谈来谈去，最后卡在保外就医的文书格式上。监狱警官说，他们经常办，给全省各地都办过，人家都没说有问题，就你们这儿这么要求，区司法局一直坚持他们的说法，还拿出来一份当地监狱出具的文书，说得按这个写才行。后来监狱来人没办法，当着我女儿的面，给他们监狱长J打了个电话，监狱长J说就按他们司法局的要求改，下次把改好的文书发给他们。
我女儿看到监狱方是真心办保外就医，而且还说了些公道话，心里很感激，出来后我女儿说请他们吃饭，他们说不行啊，这是让我们犯错误呢，以后有机会吧。最后一个狱警对我女儿说：“监狱长J特别交待，让我转告你们，说你妈妈很厉害，写的文书水平挺高，让你妈妈以后就别再告了。”我女儿也自豪的说，那当然，我妈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的，我们家就靠着我妈呢。后来我们了解到那个监狱长J过了两三个月就调走了。
监狱第二次来司法局，他们还是以手续不合格为由拒绝接收。
半年以后，我老伴又住院了，但监狱一直没有给我通电话，只是给我女儿打电话，同时诱骗我的女儿以关心照顾我由，不告诉我。后来我还是知道了，我就给医院的主治医生、主任打电话，医生说我老伴已病危，已经发三次病危通知了，让我们赶快过去看一看。
听到这儿，我心里很着急，马上给监狱医院院长打了电话，问我老伴怎么样？他说还那样。我说：听说我老伴病危，已经不行了。院长说：谁说的？谁告诉你的？我说：你别问是谁说的，你说是不是这样。他见我态度坚决就软下来说：那你们明天过来吧。
第二天我和女儿马上动身，因是二零二二年疫情期间，我们还买了防护服，可是到了半路就不让我们往前走了，不得已只好返回。后来在我的强硬要求下，监狱最终同意特事特办，监狱医院院长L让我们第二天去见我老伴。可是未及动身，L就通知我们说，老伴已经去世了……
监狱说来车接我们过去，我拒绝了。我说：老伴活着的时候不让我们去见最后一面，现在死了，不能说话了还要我们过去干什么？你们到底怕他说什么？
监狱见我们不去，就派人来和我商量。监狱教育科长H很嚣张，说马上火化，不及时处理，时间长了脸就变黑了，到时候你不同意也得火化。我说：你火化试试！我老伴不明不白死在狱中，他离世时没有我们家人在场，不说清这背后的事，你就想火化？他就不说话了。
又一个人问我困难不困难，他们要给几千块钱补助。我说我不困难，我有退休工资，不缺钱。你们把我老伴的事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得给我说清楚。
那个教育科长H又说：我们给你老伴做鸡蛋面条，比你家孩子照顾的还好。我说你糊弄谁呀，你们监狱迫害死了那么多大法弟子，你们还能对他好？
后来他们来了好几拨人，最后他们说，别人我们就给八、九千块钱，我们给你多点儿，一两万，最多不能超过五万。我说：行了，别跟我谈了，以后你们也别来，我这是修炼了法轮功，要是按照我以前的脾气，我早拿大棍子棒你们了。现在看你们也是谎言的受害者，也是被利用的人，你们赶快明白真相吧，不然结果会很不好。
最后一个司法系统的领导G，他是监狱长的上级，也出面了。我说，老伴病危下了三次通知，为什么不让我们去见一面，你们监狱在干什么？你不觉得你们失职吗？这里面必有原因，我一定要追究到底。此后他们把老伴的遗体冷冻在殡仪馆，一段时间监狱方没有人再来找我谈话。
十二、突如其来的听证会从邪劲爆棚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糗事
在多次的要求、申请下，二零二三年十月中旬，我专程去监狱申请看老伴在监狱时的监控录像，没想到只让我看了十几分钟被精心剪辑过的几个录像片段。
我要求看完整录像，监狱称他们已经删除录像了，就保留了这十几分钟，我认为事出反常，必有见不得人的事，因此回来后就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依法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监狱却一直没有回应。
给检察院驻监组打电话，也给河北省监狱管理局打电话，想再次申请看完整的原始录像，可是我在一个多月内打了至少27次电话都没人接听。接下来的两个月打了299次电话，接通了13次，都没找到能办事的人。每打一次电话我都有记录。
二零二三年底，我接到监狱医院院长的电话，说监狱长某日要来和我见面。那天我和孩子们来到他们定的一个酒店内会议室见面。到那一看，发现里面已经坐好了十几个人，现场还架好了摄像机，镜头对着预留给我们的座位。这时他们才告知我和孩子们要召开听证会。
当时我一听就急了，真想立马走人，他们来这么多人，一看架势就是一个提前准备好的鸿门宴。不提前告诉，弄我们个措手不及，不让看完整录像还搞突然袭击开这个不公平、不公正的听证会，陪我来的只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外甥。后来一想，既然来了，就听一听他们怎么说，看他们要干什么，我是大法弟子，我怕什么。
听证会开始，主持人首先自我介绍，称他是我们当地市政法委调研员，还逐一介绍了监狱来的四个人，我们当地六个人，有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区防范办主任B居然也在座。我马上打断了主持人的讲话，说主持人你先不要讲了，你刚才介绍的人，我一个都没有记住，你等一等，我从包里掏出小本子逐个让他们把自己的姓名、电话等写下来。主持人马上说：不用记，别记了。我说不行，将来我还得找你们呢。他见阻止不了我，也就不得不同意了。
我一个一个的问他们的名字、电话、单位、职务，他们被迫给我写了。只有最后一个人，我问他姓名时，他马上吓的后退，连连摆手说：不要记我，我是律师，我是律师。我就觉得好笑——你一个律师怕什么呢？看来这个律师都知道他们做的这个事不地道，跟他们来都觉的不光彩。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一直怀疑有法轮功学员背后帮我。我们進去后，监狱的人在后面一下就围上了我外甥，觉得他是法轮功学员，非要问出他的姓名、电话。我逐个找他们登记，估计大出他们所料，他们一下自己乱了营，有点不知所措了，也没人追问我外甥了。而外甥头一天得了个梦，梦中一直有人拿着纸追着他让他签字。
监狱医院院长主要谈了我老伴在监狱期间，监狱如何积极治疗和积极办保外就医的事，说他们完全尽职尽责尽力了。监狱医院院长很狡猾和伪善。以前是监狱和我们主要对接的人，打电话、见面不下几十次吧。监狱只让老伴和女儿通过三次电话，从没有让我们会见过。他们觉得老伴被封闭的像罐头一样，对于监狱里面的事，他们怎么说怎么是。
监狱本以为稳操胜券，令他们大感意外的是，没想到对于这个监狱医院院长发言，我和二女儿拍案而起，当面揭穿了他的谎言，还令他无法为自己和监狱辩解，慌乱的张口结舌，不断的重复念着他事先稿子上准备的东西，明眼人一听就知道驴唇不对马嘴，根本没有说服力。而最后也不得不答应把在监狱内的治疗记录交给我。
监狱百密一疏。在我的不断要求下，在我带家人亲自去监狱找了一趟检察院驻监办后，监狱为了证明他们积极治疗了，把四次住院的病历复印件给了我。住了四次院，花了十几万医药费。监狱反复强调这足以证明他们依法履行职责了。
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同修从这些病历中结合我和医院大夫的电话录音分析出了问题。
同修分析，全自费的医疗费用14万，乍一听，也有一定的金额。但仔细一看，七成的住院时间和八成五的治疗花费，都花在了老伴A离世前的那两次中间间隔一周的住院。
最后两次这次住院，主要做了什么治疗？所住的医院科室主任说，如果不是监狱送来的，是普通病人，他们肯定就不收了，因为这种病的晚期病人根本就治不了，到北京哪也治不了。他们收治了，主要也就是减少一下病人的痛苦，尽量延续一下他的生命时间，让家人能和他见上最后一面。所以最后这次住院已经算不上真正的对老伴A疾病治疗了。
而前两次治疗，出院时的医学指标仍处于危险阶段就出院了。女儿严厉的斥责他们，你们这根本不是治疗，得个感冒住院都比这花的多。
本来他们开听证会的目地是想以一万元的赔偿了结此事。，他们来了十几人，想以这种阵势威胁、恐吓我们签下赔偿协议，但没有想到我们突然把他们驳的说不出话来。后又说以五万元了结此事，被我和家人严词拒绝。
事后我们针对监狱搞的这个不伦不类的非法听证会，向监狱、省监狱管理局、司法厅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他们不敢回复，我们又向省政府寄送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这样才督促司法厅回复。再给监狱那边打电话也没人出头了。我又投诉举报，也没人敢回应。
在寄信、打电话的同时，我就去找当地政法委的那个听证会主持人。后来我了解到，这个主持人实际上是我们当地市的610（防范办）的副主任。你既然当了主持人，你就得负责任，你就得帮我解决问题，你得听我讲真相。听证会以后，我一周必去找他一次。开始时门口值班人说给里面打电话告诉我他出差了，后来又说他去开会了，半年的时间里至少找过二十多次吧，一次都没敢出来见我。反正每次不是这个事就是那个事不在。再后来就直接告诉我说他退休了，别再找他了。我追问谁接手他的工作，让那人出来，他们说没有交接，过了两月，仍然说没人接手他的事。
本来他们邪劲爆棚，以为能一举拿下，结果弄成了灰头土脸，变成他们人人避之不及的糗事。
区防范办主任B在现场什么话也没帮监狱说。
十三、监狱从穷尽各种手段威胁到不断央求我签协议
我不断的找省监狱管理局、省司法厅。不断的针对出现的各种情况寄着相应的文书。
二零二四年五月，监狱来了一个新上任的副监狱长l，一改以往监狱躲避不理的常态，很是热情，张口闭口大姨长大姨短的。多次主动来找我。老伴一开始关到监狱的那会，每次我去监狱，作为家属想见一下监狱长反映问题。哪次也没见着。我看明慧网上的交流体会见到监狱长的也不多吧。
那段时间这个副监狱长的主动的有点超乎想象。监狱离我住的城市有几百公里，他带着人能一周三次。有一次前两天刚见了面，又打电话来要见我。我嫌麻烦了不想见，说你别来，我有事。他说，没事，你办你的事，你办完了我再去找你。那都行。我就说我要出门，他说你出门要去哪儿呀，我说我去X县，看个生病的朋友。他沉默了一会儿，可能是查了手机，就立即说，X县不也是在你们××市吗，没事，我去X县找你。我说别，人家生病，你们一大群穿警服去人家家里算什么呀，再把人家吓着。他仍然不死心，说没事，我们在你朋友家附近等。我说不行，我可能出来很晚了，他说没事，多晚都没事……
一次我又去司法厅找，那时已经下午了。没想到晚上都比较晚了，那个副监狱长又给我打电话要见我，我说你别见我了，我没在家，我到××市（省会）了，别的时候再说吧。没想到他又说，我刚赶到××市（省会）了，可能是司法厅给监狱打了电话他就往这赶，不断的让我告诉他位置见个面……
但每次谈到最后，他拐弯抹角的都是想尽快火化老伴遗体，我提出的问题他让找检察院解决等，我不答应，必须先给我解决了才能火化。可以看出上面给了他很大的压力，让他尽快解决。也说明我们一路做过来，虽然有时当时看起来没有什么效果，但是正的力量也在不断的积累中，到了那时候邪恶受不了了。
多次找我谈不拢，他看用伪善的不行就来邪招了。因为他们知道我的大女儿因为她父亲的离世而精神抑郁很严重，不能工作了，所以他们不敢再骚扰她，就去我二女儿的单位去找她，还去找二女婿、大女婿，他们都是公务员。威胁他们如果不尽快火化遗体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仕途、影响他们的工作，孩子升学也会受到影响。
他们这么做真把二女婿吓着了，因为二女婿受邪党思想影响比较重，当时也正想由副职提为正职，外孙女过几年也就高考了，考虑到这些事关重大的利益，真的让他的心神不定，非常焦虑了。本来他们夫妻关系很好，但他回家后给二女儿商量，为了孩子不受影响，要不咱们离婚吧。二女儿听了这话也动心了，就给我说了他们的想法。我说：你们别怕，我和你们断绝关系，二女儿忙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那我搬回我自己的家住，此后就不跟你们一起住了。
我回家独居，做出这个决定也算是我心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因为我年轻时做供销工作，是经理，经常出差开会，不会做饭。那时两个孩子小，我就在一个饭馆里放一张支票，孩子们就去饭馆吃饭，下来以后再结账。后来老伴上班不忙他就做饭，所以就养成了习惯。退休有时间了我也不做饭，都是老伴做饭。所以老伴被抓后我就跟着二女儿住了。现在出现这个情况，也是在去我的依赖心。我开始学着做饭，独立生活，孩子们也时不时给我送吃的，买好菜给我送过来。现在我已经适应了，感觉很好，很自由，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受干扰。
监狱副监狱长L不断来找我的同时，不断的找我们当地政法委，扬言动用全省的力量来解决我老伴这个事。在不断的去我孩子的单位给他们施加压力的同时，我和同修见面也开始发现有人跟踪、在一旁偷听了，对我们当地同修也带来了很大压力。同修家中也各自有事，还有其他救人的事要做，为了安全，我们不能再象以前那样见面联系了。而我又基本不会打字，费了好大劲也只能发几个字的信。
那个副监狱长L不断来找，我就有点烦了，加之又不方便和同修及时取得联系，有一时间，我就开始拒绝和监狱见面了。二女儿就找了一个常人律师，让跟监狱谈。
副监狱长L经常去孩子们单位去他们，孩子们单位的人也烦他们了，见到L直接就说人不在你回去吧。后来孩子们也陆续没了怕心，都跟监狱翻了脸，强调这个事就是我做主，他们根本说不了我。副监狱长L再也不敢嚣张了，因为他没招了，语气也变的恭敬了。
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省城找司法局、监狱管理局和省政府，我说我老伴已经去世三年了，还在冷冻着，你们再不给我解决，我就去北京。省政府人员说：别去北京，这样影响不好，我们自己的事，自己解决。此后不久，司法厅主动与我联系，并督促监狱管理局回复我的文书，因为他们以前退回了我用EMS寄去的文书，这次又让我给他们寄一份。还主动与我请的律师联系。
今年的一天，律师打来电话，说监狱那边答应多给钱，要和你们见面谈，你们同意不同意？要同意就签个协议定下来。我同意见面了。
过了几天，监狱的副监狱长和他的一位上级领导M处长，还有其他监狱人员和律师都来了。
我带着他们到了二女儿的单位，找到正在上班的二女儿，我们签下了协议。
那天他们对我们非常客气。一开始我说必须得30万，少了不行。副监狱长L用央求的口气对我说，大姨啊，我们真没赔过这么多。监狱是经常死人，我们一般都是六、七千块钱就打发了。现在就剩你们两家不好解决的，而你这是最难解决的。
看他们的眼神的说话，确实是想解决了。后来他们说到出19.8万，并反复强调说，从来没出过这么多，就是这19.8万，我们还必须得分两次打出来。我不干，副监狱长L他们就用小心翼翼的用央求的口气跟我说，生怕哪句话说不对了让我不高兴了。说确实没骗人，就是我们答应了钱也出不来。后来那个跟着来的监狱长的领导M处长说，老太太不满意，咱们得尽量让老太太满意，钱不出来，这么着，咱们想个办法，给律师事务所五万，让律师事务所给监狱开票。律师事务所扣下律师费后，把剩余的钱给大姨。
我还不干。M处长又说，大姨不满意，没别的办法了，这么着，我们凑凑，我出一千，这次我的出差补助我不要了，对副监狱长L说，你凑五千，对另一个说你凑两千。副监狱长还当着我的面给他老婆打电话，让她去银行去取钱给他转过来。几个人又不断的求我同意，甚至还不断的双手合十的拜着求我。
当时让我看着都觉得他们有点可怜似的，后来想，算了，就答应了吧。虽然赔偿费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但是看他们从软硬兼施，恐吓威胁家人，到最后没招了，一再央求，而且他们也听了我讲真相，我就没再坚持了，同意签协议了。
这时二女儿说：三年前我父亲在的时候，为了让监狱尽快送父亲去监外医院看病，我们给监狱打过去一万块钱，你们后来花了多少、剩了多少什么也没说，不了了之，这钱你们得还给我。监狱副监狱长说不好办了，治病用了。二女儿说：那不行，我手机上都记着呢，我们是垫付的，你不给我，是想我们接着告吗？
副监狱长赶紧摆手说：别，别，我去打个电话问问。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说：给我们领导说好了，这一万块钱也给你们。
此后监狱火化了遗体，老伴入土为安了。
通过这几年直接找省监狱、公安厅、省监狱管理局、省政府、省妇联、本市政法委、公安局、法院、司法局、中院、纪检委等等，找他们面对面讲真相，我的一个最大体会就是在对方表现出很凶的时候“不要怕”，我们要真正能够把自己放到神的位置上，真的就能接通神强大无比的能量，以震慑邪恶，由此体现出大法威严的一面。慈悲能救度良知尚存者，对良知被完全尘封的人威严是起作用的。
监狱这儿就暂告一个段落，但是案子还没有完。接下来我还要找当地不接收我老伴保外就医的司法局、抄了我家私人财产的公安局和冤判我老伴的法院、扣养老金的社保等相关人员。找他们的目地是寻找有缘人通过法律讲真相，让他们尽快了解法轮功真相，不参与迫害，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同时大法也是有威严，不能迫害了大法弟子就随随便便没事了。
以上谈的虽然是我个人的亲身经历，但是我一个近八十岁的老人，初中没毕业的文化程度，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和加持，没有大法的指引，没有当地同修方方面面的有力帮助，没有公义论坛法律专家同修的辛苦指导，靠我自己是走不过来的。这是一个整体配合的结果，这是只有在大法中才能展现出来的无私无我的崇高境界。感恩师尊，感恩同修。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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