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法轮大法前,我的个性内向、固执、封闭、缺乏自信,还常生闷气。心理影响了身体,我的健康也出了问题,头痛、睡不着觉、心脏衰竭,每天到了中午就开始发低烧,全身无力。我的心情很不好,忍着病痛上班。在公司,我耐着性子与同事相处;回到家,把气出在家人身上,家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觉的自己活着很痛苦。
祸不单行。儿子不满十岁时,孩子的爸爸出车祸当场去世。早上我们一起出门上班,下午他就离开了我们。我承受不了这个打击,躺在床上三个多月起不来,只能拜托哥哥、嫂子帮助照顾孩子。
一九九二年,我经同事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台湾先生,他与前妻育有三个女儿。当时我感觉一个男人带着这么多小孩,父代母职很辛苦,同样我也顾及自己与前夫的儿子年龄还小,需要父爱,为了让他有个快乐的成长环境,在征求儿子的意见后,我选择了再婚。
那时我还在中国大陆上班,没有经常往返两岸。直到一九九八年我拿到台湾的身份证,才和现任先生的女儿们生活在一起。当时我儿子刚满十八岁,一个人在大陆。在师父的慈悲护佑下,我儿子没有学坏。
一九九九年五、六月,中共就开始迫害法轮功了。到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迫害就更加严重,甚至开始株连九族。我儿子高考成绩很好,但因为我们修炼法轮功,他不能读大学,不能找工作,不能来台探亲等等。
修大法改变了我
台湾的生活,我得从头开始适应。三个女儿很小的时候,她们的妈妈抛弃了她们,这对二女儿和小女儿心理影响很大,她们对“妈妈”这两个字很反感,所以我要慢慢溶入她们。
三个女孩性格都不一样,老大很强势,另外两个是双胞胎,个性也不一样,所以对我考验很大。大女儿带着自己的儿子也搬回来和我们住在一起;二女儿一个人带着她的儿子住在隔壁的巷子,虽然没有在一起住,但还是回来吃饭,有时我也要去帮忙接送孙子上下学。我们是个大家庭,每人的生活作息时间都不一样,我都要去配合每一个人。
虽然是同文同种,但是两地生活环境不同,家庭教育方式不同。我要熟悉家里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例如小女儿不吃葱,炒饭、炒菜需要把葱花一点一点挑出来,不然她不吃饭,我知道这是磨我的心性。小女儿的性格很特殊,袜子洗完后都会用熨斗烫平。很多事情我也得慢慢习惯,忍受。
我把家人都当成众生,她们也是需要被救度的人,我们成为一家人也是缘份。大女儿的先生因为身体不好,很早过世了,留下了债务。银行通知大女儿,要强制扣她的薪水。她在公司是个小科长,怕丢面子,而且她手上没有那么多钱。大女儿回来跟我说了这件事,我马上就帮她还清了贷款。她很受感动,告诉她妹妹:“以后不要再叫小妈,就叫妈妈吧。”
我们住的房子是租的,有三房二厅。大女儿和她儿子一个房间,她儿子慢慢长大了,我想不太方便,想买套大房子比较方便住。我先生的关节不太好,我想买有电梯的房子。大女儿不太高兴,说:“买房干嘛?租房子可以想住哪就住哪,多好。”
我们意见不同,开始发生矛盾时,我有点生气:我是为她母子着想,她还一堆意见。因为后来我和她父亲付了头期款约六、七十万元,先生想让这房子登记在我名下,大女儿就更生气了。未经过我同意,她决定改用她妹妹的名字登记。刚开始我有点儿生气:“这么不懂事,都是为了你们住的舒服一些,我付了钱,竟然管不了这件事。”
通过学法,我悟到她们是在给我提高心性。后来大女儿跟我道歉,说:“对不起。”
放下一切人心
二零二二年二月份,先生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连续几天跌倒。因为是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他自己不想去医院,但女儿们很担心,非要送父亲去。检查后,医生说长了肿瘤,要开刀治疗。三月初做了手术,四月底先生就离世了。
这下对我的考验更重了。常人是把利益钱财看的很重的,先生刚离世一个星期后,女儿们突然让我把属于我的物品都搬走,特别是大法的经书。我守住心性,好好和她们说:“这个家有我的一份,你爸爸不在了,我是一家之主。我不会和你们争,我什么也不会要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谨记真、善、忍,守住心性。
先生的后事处理完毕后,她们的态度改变了,变的非常关心、体贴、照顾我。后来我加入了一个大法项目,住在项目提供的宿舍中。大女儿和她儿子来宿舍看我,回去和妹妹说我住的环境非常好,她们也很放心。
我有幸修炼了真、善、忍宇宙大法,感恩师父教会我做一个无私、无我的修炼人;感恩师父教我成为有益于别人的人;感恩师父教我放下自我,做一个先他后我的好人,让生命得到了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