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入修炼也是受丈夫的影响。这就得说一下对我丈夫影响很大的一位大学老师。八十年代初,我丈夫的这位大学老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曾因心脏停跳二、三分钟在和平医院抢救,其抢救过程极为凶险,和平医院的专家会诊给下了病危通知书。幸运的是,人最终还是被抢救过来了,只是以后只能长期卧床静养,干不了任何重活。
当时这位老师是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正值中青年最好时光,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得不在43岁办理病退。这对本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老师还有两个年幼的小孩。我丈夫是个热心肠,听说这位老师的情况后就经常帮忙干些力所能及的体力活,以缓解他们家的生活压力。后来我丈夫去哈尔滨深造。时隔半年多后,我丈夫去探望这位老师时,令他大吃一惊,因为他看到他的老师正在搬着煤气罐上楼!是什么灵丹妙药治好了老师的病啊?丈夫得到的答案是法轮功,一个很陌生的名词,一种“气功”,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怎么会相信气功了呢?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的钱学森,曾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兴起的“气功热”现象为“人体科学”,并投入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索与研究。当时很多人反对气功现象,试图遏制气功传播。钱学森上书中央,表明对于特异功能与气功的支持。由于“两弹”元勋的特殊位置,直接影响了胡耀邦对于气功的看法,最终回复意见:“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评。”
这个回复使得人体科学与气功获得了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这个包容的态度也使得广大老百姓有了通过气功锻炼重获康健的机会。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位老师想着既然自己的病医院已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也许气功能改变呢?要知道我丈夫的这位大学老师是五十年代从哈军工毕业的,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又在部队院校工作了十多年,谁想轻易说动他是不可能的。但就是这么一个不可能相信气功的人,因为渴望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开始接触这个以前不曾触碰的领域。他抱着尝试的态度,买了很多气功书,也练习了各种气功,可是身体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
直到一九九四年,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石家庄开办讲座,这位老师非常有幸亲身参加了此次师父的讲法班,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修炼法轮功不到半年,身体发生了巨变,以前每年九、十月份他就得穿大棉裤,上下楼都费劲,修炼之后,他面色变的红润,不仅可以自己买菜、做饭,甚至还能自己上下楼换煤气罐等等。
我丈夫亲眼目睹了曾经被医院判了死刑的老师,修炼法轮功不到半年,不用打针、吃药就奇迹般痊愈了的奇迹,他也开始走入法轮功。丈夫在修炼法轮功之后,身心也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发生改善。他当时在哈尔滨读博,哈尔滨的冬天特别寒冷,每年他都会得重感冒,每次都要一个多月才能好。修炼大法之后,他再没感冒过,身体一直特别好,没再吃过一次药。尤其是在工作方面,他头脑变的思维敏捷,有方向性。在担任博士生导师阶段,带领他的团队多次获奖。
丈夫在修炼法轮功后受益颇多。受丈夫的影响,我也走入法轮功,在工作中一直以真、善、忍的准则要求自己的言行,是单位同事都公认的好人。我自从修炼后,二十多年没吃一粒药。家里人也都称赞修炼法轮功好。
二零二二年冬天,全国疫情管控放开,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因为信仰法轮功被关在看守所,监室只有四十多平米,关押了近三十人,吃饭、睡觉、如厕都在这监室内,人和人之间高密度接触。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只见狱警都穿隔离服,戴防护眼镜,送饭人员也都穿隔离服,戴防护眼镜。让我们都感到外面的疫情形势严重。后来监室也出现有人发烧,但看守所的狱医说就是感冒。紧接着就不断做核酸检查。除了我和一位同修外,其他人都感染了中共病毒,卧床不起,发烧浑身疼,等等。我不但安然无恙,还照顾其他人,丝毫没有考虑自己会不会被传染。让监室里的人见证了大法的威力和法轮功学员为他人的境界。
监室里的人都惊叹法轮功太神奇、超常。我也告诉她们躲过瘟疫的良方,就是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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