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的真正危机

【明慧网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五日】近日，德克萨斯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发生了一件事，一段学生私自录制的课程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其内容是该校讲师在一门关于儿童文学的课堂上宣称存在两个以上的性别。该视频引起了德克萨斯州共和党政要的关注，在政要的压力下，德州农工大学解雇了该授课讲师。

该事件也在西方和中共的社交网络上都引发了热度。一些看起来是人文学科从业者或学生的用户高呼“人文学科迎来黑暗的一天”。他们要么将矛头指向川普政府，指责其破坏学术自由；要么将基督徒（该事件中放出视频的学生据称是一名福音派工科生）的信仰斥为“迷信”，批评其不相信科学；要么抨击理工科学生对人文学科缺少必要的尊敬和理解，将该事件与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人文学科危机联系在一起，指责人们越来越关注理工科，不愿去了解人文学科的逻辑和价值。

且不谈该事件涉及的政治纷争以及当事各方行为是否得当，作为一名从事人文研究工作的大法弟子，我想结合个人对法的认识，借此事件谈谈当下人文学科的真正危机究竟是什么。

近年来，人文学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受到挤压，世界各大名校终止或缩减人文学科的新闻屡见报端。人文学科研究者们一般倾向于将这一趋势的原因归结到经济衰退、财政压力、政策导向、新兴技术冲击甚至“反智主义”兴起等因素上。但是，在我看来，上述原因都并非导致人文学科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人文学科的危机实际上来自于人文学科自身，来自于人文研究者对神佛和正统文化的不断背离，以及对共产邪说的不断接纳。

在西方文明史上，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学问与技艺的繁荣与其研究者们对传统的继承、对神的信仰和对正信的捍卫密不可分。在哲学、历史学和诗学发端的古希腊，留下经典著作的那些名家几乎都是神言神迹的追随者。人们耳熟能详的苏格拉底更是因奉行神谕而数十年如一日、不计个人生死地坚持通过辩论和言说的方式，在世风日下的雅典城中努力让人们回归正途。从罗马帝国晚期到中世纪，学者、艺术工匠、教师们也大部份都是对神怀有正信的信徒。像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在思想史上声名赫赫的思想家几乎都是基督教会的教父，是正教信仰的中流砥柱。西方学者引以为傲的文艺复兴之所以能够在人文领域取得令人惊叹的辉煌成就，其实也不象邪党教科书所说的那样是因为“重新发现了人”，而恰恰是当时的学者、诗人和艺术家们信仰上帝、坚持正统文化的结果。即便到了启蒙运动之后的近代，虽然自然科学的理性主义逐渐兴起，对神的信仰受到冲击，但很多人文学者并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彻底抛弃神，反而竭尽全力思考如何在新的时代环境中保存人的正统与正信，防止人的道德随着物质的逐渐丰富而下滑。

在中国历史上，人文与神的紧密关联更加明显。四书、五经这些被历代读书人不断学习的经典本身就是圣人传下来的，其中有着大量教人敬畏天地、引人向善的内容。而象诗、音乐等文艺作品也本来就合乎天、地的法理，其内容与神对世人的要求并行不悖，因此能够发挥教化人、维系道德、和睦家庭、繁荣国家的重要作用。孔子以“思无邪”概括《诗》的特点，并因此十分重视《诗》在培养人格、待人接物乃至政治外交中的作用。《礼记·乐记》更直接告诉人们，“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

可以说，无论华夏还是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文之学的主要内容都是传承神传文化，使人坚持对神佛的正信，進而维系人的道德。人文研究在不同时期能够取得繁荣，其实都是其追随神佛、传播正信的结果。而当人文研究者对神和正统文化逐渐开始怀疑甚至否定，它的衰败和危机就在所难免了。

在欧洲，无神论、進化论等观点从17、18世纪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接受，并通过后者逐渐衍生出许多背离传统与正信的理论。概括而言，这些理论大多片面强调人的自由，认为应该把人当做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不愿承认人还会受到更高力量的制约。人文研究表面上越来越关注人、关注现实、关注个体，实际上却在引诱世人盲目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科学公理并放纵自己的欲望。这些近现代涌现出的人文理论表面上标榜自己是“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实际上却暗地里把人推向地狱。而这种倾向，与来自地狱的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妄自尊大、背离神佛而又自我放纵的人文学者很容易進一步踏入共产邪说的深渊。因此，自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后，人文研究加速衰落，任何反神的、鼓吹斗争的、鼓吹放纵的邪说都可以轻松打着“自由”、“正义”、“平等”、“解放”等“伟光正”旗号而受到人们的追捧。当今风靡西方高校和学术界的LGBT+、DEI、觉醒运动等理论与纲领正是人文学科在歧路上持续堕落的结果。这些理论打着保护少数群体的幌子，实质上是通过对未成年人和青年進行洗脑，人为地制造出更多“少数群体”，刻意地改变人的正常状态，把青少年推向内心阴暗的魔变状态。这实际上与共产邪教“消灭家庭”、“消灭差异”、“少先队”、“红卫兵”等邪恶的图谋与设计如出一辙。那些遍布欧美高校的邪说散播者与支持者也在实际政治中成为邪党渗透自由社会、破坏民主制度、瓦解公序良俗的棋子。

而近代中国自西学东渐以来，虽然接受了一些传统的、相信神的优秀西方文化，但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一批败坏的人文研究成果被更广泛地吸收了。到了邪党掌权之后，中国传统的神传文化受到马克思主义和貌似自由开放的西方现代人文理论的双重压迫。尤其后者，如同糖衣炮弹一样，悄悄地毒害那些不愿和邪党同流合污的人文研究者，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反神的、怂恿人们放纵的现代理论。因此，今天的中国，即便是那些对邪党理论不屑一顾的人文学者，其中很多也对中华传统文化抱有误解，对神佛信仰不屑一顾。尤其是很多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的学者，即便反感邪党那一套理论方法，却也在无意中按照现代变异理论曲解着中华神传文化。

此外，随着现代科学体制的不断完善，作为现代科学体制重要组成部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成为系统性生产各种科学知识、培育并组织科研人员的关键机构。曾经有着深厚宗教背景、屡屡将对神佛的信仰写進校训之中的大学，在现代科学体制当中逐渐变得高傲、自负、目中无人，坚信科学技术是惟一的真理，相信人的力量至高无上，越来越不愿承认人实现的一切成就其实都来自于神这一事实。大学校园里的许多知识分子表面上文雅随和，但骨子里看不起没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对那些在科学技术高歌猛進的现代依然被保持的神佛信仰更是嗤之以鼻。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从事人文研究的知识分子同样如此。而且，由于相比于理工科而言，人文学科与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联系更为紧密，其研究者和学习者有更多时间和机会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现代变异观念，再加上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学里教的都是科学、是真理，因此现代人文研究者和学生往往更容易对共产邪说产生执念，也更容易仇视神佛和正统文化。但实际上，在神佛眼里，一个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但在内心对神佛怀有坚定信仰的人，和一个拥有许多学位但却满脑子邪恶理论，甚至不断荼毒青年心智的科研精英，哪一个更可贵、更值得肯定？

可以说，人文学科的真正危机就在于，它越来越背离正统和神佛，越来越向魔鬼邪灵靠拢，并越发甘于充当各种邪说的宣传喉舌。如果人文学科开始反传统、反神、反宇宙，那么它也就必然是从本质上反人类的，也就无法配得上“人文”二字。这样的“人文学科”，必然逐渐走向“假大空”，越来越无法吸引人。更進一步说，如果人文学科选择与邪恶同流合污，甚至成为邪恶的传声筒和魔变人类的工具，那么这种东西被越来越多的高等学府裁撤，相信邪恶理论的激進个体遭受种种制裁其实也是它们应受的恶报。当人文学者们谈及AI对人文学科的冲击时往往会提出一个论点，认为受到冲击以至于可能消失的只是大学当中的“学科”建制，而对哲学、历史、文学等具体文献和问题的研究与传播将大众化，成为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事情。但实际上，人文内容的传播、学习和研究，无论其形态是什么样的，只要它背离神佛，就始终无法摆脱深重的危机。

随着正法形势不断推進，任何继续坚持反神、反宇宙邪说的人文研究都不会有未来、不会有希望，它们只会越发引起人们的蔑视和反感，在重重危机中迎来灭亡。人文研究者们只有彻底与共产邪说切割、与败坏的文化切割，重新回归神佛、回归神传文化，才有可能走出危机。

以上是自己的一些体悟，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