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敏感日”想到的

【明慧网二零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看到同修转发过来的信息，上面写着十月一号邪党又有骚扰迫害的指令了，可能有同修动心了。我忆起自己诉江的经历，在此写出来，旨在共同提高。

十年前，我准备诉江，一开始没经验，那时全国诉江一共才几百宗，我在邮局填写邮信过程中，因心理不稳，也不知道怎么填写，就不断问工作人员，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填好后给了工作人员，拿了回执单就以为成功了。结果过了几天，有同修给我发信息说：你的诉江信没发出去，你的单号一直没动。考虑后，我换了个邮局从新邮寄，这次心理稳定了，正念也足了。事后最高检察院也给了回执。接着我们当地同修也都开始诉江，我和同修们一块把诉江信寄往最高法院。

过了一段时间，很多地区同修的诉状信就不好寄了，但是我们那里还能邮寄，邻县同修就把诉状给我们，我们帮同修邮寄。期间，我还给李克强写了真相信邮寄出去，为表示真实，里面还附上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

一天我正在上班，有同修打电话说：赶紧发正念，派出所在查我诉江情况。我马上去了同修家一块发正念。正发着，手机响了，是我村村支书打来的，他说：你到大队来一下。我知道定是诉江的事，心里想正好给他们讲真相，就立刻过去了。村支书看到我说：“你们告江泽民了？”我正念十足的说：“告了，他迫害我们，不告他告谁。”支书说：“国保队长要来我没让他过来。”我说：“看你面子，如果国保队长过来我就给他翻脸。”屋里的人都乐了。村支书拿着我的快递说：“你的快递包里有八封诉状。”乡里把快递诉状退到大队，层层往下退的。我说：“对，我邮的。”支书对会计说：“查一下他的身份证。”我说：“不用，快递里有身份证复印件。”他们又乐了。这时支书手机响了，支书说是某某国保队长，在某饭店等着。我知道国保就在外边等着。支书说：“你给村里的炼功人都说一下，我（村里）都给她们见面了（应付上面）。”我说：行。

又一次到了敏感日，村支书找到我说：“大队给你两千元钱。”暗示我别去北京。我说：“你们的钱不干净，我不要。”支书看我实在不要就急了，说：“你不要，你不能把钱印成（真相）资料吗？”说到这我还是没要。过了些日子，大队会计又拿两千元给我，我也不要。他说：你别后悔。后来才想到应该把钱要了做真相资料，也能替支书积点功德。支书不是对所有炼功人都好，对我们村有的同修还是挺凶的。我去过两次北京，蹲过几次看守所，他们对我没办法。

之后，镇派出所所长找熟人联系我，请我给他们派出所焊个笼子，说工钱随便要。我知道他们的目地是看住我别上北京。我想，这是好事，正好到派出所讲真相。我给所长说：“你千万别做迫害法轮功的事，我们这可是佛法。”所长说：“你们挂的条幅、贴的真相我可没动过。”我说：“你肯定会得福报的。”后来听说所长升官了。那几天我在派出所正干着活，村里和乡里不放心，乡里包村干部和村主任假装到派出所办事，路过这里和我又拉了一会家常。我那几天在派出所见人就讲真相，警察们只听，不管。

我想，无论是什么日子，邪恶有什么动静，我们大法弟子要像师父讲的那样：“一个不动能制万动”（《二零零五年加拿大法会讲法》）。

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责任编辑：任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