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传统文明会死吗？

【明慧网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日】《欧洲的奇怪死亡》（The Strange Death of Europe）是英国作家道格拉斯・默里（Douglas Murray）于2017年出版的一本政治与文化评论书籍。此书的核心议题是：欧洲是否正在因大规模移民、文化自我否定与政治精英的失能，而逐渐失去自身的文明传承与认同。

作者默里认为，二战后尤其是21世纪初，欧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潮，造成文明层级的转变。大规模的移民多来自中东、北非、南亚（印度文化圈），移民正在改变欧洲的文化与人口结构，也与欧洲的主流文化在宗教（尤其是与伊斯兰教之间）、法治、言论自由上存在深层的差异。欧洲原定的“移民会自然融入”假设并未发生，反而被移民用其来源地的文化将欧洲的社会文明降级。与此同时，欧洲人在经年不休的、以否定欧洲文明为基调的教育和舆论环境中，对自身文明失去信心，根本不敢对大规模移民所造成的众多社会问题发声。

就上述现象来说，的确很奇怪，因为欧洲不单是共产主义幽灵的发源地，也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之光的发源地。古罗马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祖先之道”（mos maiorum），对神明、国家、父母、家族的尊敬与责任感，是罗马价值观的基石。沉着、有分量、不轻浮，展现成熟与责任感的气质为古罗马人所敬重，他们认为个人与家族在社会中的声望与尊重，均需要靠功绩与品行来维持。在逆境中保持镇定、不动摇、不屈服，被视为坚定、恒心、毅力的体现。

“一个好罗马人，应当对神明、家族、国家保持虔诚忠诚，以庄重坚毅的态度追求荣誉与公共利益，并在必要时为之牺牲。”至今英语中许多与品德相关的词汇（如virtue、piety、fidelity、gravity、dignity，即美德、虔诚、忠诚、庄重、尊严），都直接来自这些罗马价值观。而古希腊呢？“一个优秀的希腊人，应当透过理性与节制追求个人卓越（aretē），在荣誉与城邦责任中实现生命意义，并在命运与神明界限前保持谦卑，以达致真正的圆满幸福（eudaimonia）。”

然而，为什么近年来欧洲精英会集体失去对自身文明的信心呢？《欧洲的奇怪死亡》一书的作者看到，战后的欧洲因殖民主义、法西斯暴行、纳粹历史而产生深层道德自责；本来这种反思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却因一些势力的刻意误导，导致欧洲的教育和舆论的主流思想，与美国的学校常年训练美国青少年否定美国价值和文化一样，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否定欧洲文明，不愿为“欧洲文化”辩护，将一切文化批评称为“排外、歧视”，在移民问题上宁肯采取“政治正确”的立场自保。

默里列举了一些实例，比如2015年德国总统梅克尔开放难民政策，科隆跨年夜性侵事件后政府与媒体最初淡化事件性质，用来说明“政治正确”已公然凌驾于公共安全与诚实讨论之上。英国伦敦族群高度分化，罗瑟勒姆性侵丑闻（指在1997年至2013年间发生的多起英国白人少女被性侵的案件）发生后，当局因害怕被指控种族歧视而不为1400名遭强奸的英国少女在法律上找回公道。英国本土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案例，更是英国人制度性自我审查带来的后果。瑞典高比例的难民接收，造成犯罪率飙升与社会信任问题，公共讨论长期受限。显然，那些自我审查及为此指定的法律，起着钳制欧洲人精神生活、限制思想自由，以及混淆善恶是非的作用。

放弃了对神明、国家、父母、家族的尊敬与责任感，这还是西方文明社会吗？

作者在书名中指出的“奇怪死亡”并非指立即崩溃，而是缓慢的、非暴力的、在持续的自我文化否定中酿成的文明之死。默里认为，欧洲人不是被战争的暴力所“征服”，而是选择不再做自己，自己不想让欧洲文明延续下去了，其中“政治正确”和“自我审查”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将欧洲文明“奇怪”的死亡方式，与中国大陆的十年文革相比，与那种举国上下全面自我否定、暴力消灭思想自由、暴力取消言论自由、消灭销毁传统文化的疯狂模式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不够暴力。然而，言谈举止虽然文雅，实质确是相同的，都是在取消传统文化、抹掉神传文明的核心价值。

回顾历史，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约5～18世纪），欧洲人曾普遍相信自己的文明是上帝所赐、上帝的安排，认为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是欧洲文明的核心，罗马帝国、基督教文明、基督教王权都被理解为神意的历史延续。到了16～19世纪，欧洲人带着神学与优越感的结合，开始了航海与殖民扩张，那时他们的优越感很强。

当时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东方的中心之国，从5～10世纪（南北朝→隋唐），中国在行政能力、城市化、技术、经济规模上，全面高于同时期欧洲水平。11～13世纪（宋）是中国相对欧洲“文明优势最大”的时期。14～16世纪（元末→明）是缩小差距期，但中国在治理与社会整合上仍然更为成熟。到了17——18世纪（清前中期），牛顿、伽利略出现，殖民体系带来资源与资本，欧洲才在科技、军事、制度创新能力上超过中国，并即将进入工业革命。东西半球的人类，都在神的意志下生活着。

然而，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欧洲带来了一个转捩点，使人们用人的理性取代神意，将文明解释为人类理性、制度与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不再将文明主要归因于“上帝的恩赐”。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康德等人鼓吹历史不是神的剧本、文明是人类自己塑造的。好在及至18世纪末，出现了对法国及工业革命的反抗新思潮，认为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过了头，而艺术及科学等知识的发展并未带给人类福祉——人类有了知识改变了自然，反而使人类变得更堕落——中国的改朝换代和西方的历史轮回，何尝不是人类在等待神的回归的过程中，一种对神性的试炼、维护、丧失、回归的循环呢？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反文化运动中，“政治正确”成为了新的思想警察，如今更是绑架了欧洲人的文化自信、剥夺了人们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另一本书《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也许从很多方面解释了《欧洲的奇怪死亡》中提出的现象，且更加深邃，但对被大量灌输了无神论、进化论、唯物论的几代西方人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阅读门槛，但对爱读书族来说，对试图从精神层面和文化变迁层面理解当今世界的大脑来说，不失为一座精华信息量超高的宝藏。

“政治正确”这个东西，说到底，无非是对人们的思想钳制，所达到的目的是令人丧失思考复杂深刻问题的能力，更容易沉溺于肤浅低俗刺激性的娱乐，最终丧失个人自信和文化自信。

乐观地说，只要欧洲人对神的信仰仍在，“政治正确”这个思想警察和精神牢狱就无法磨灭人们心底深处的文明价值，欧洲的传统文明也就不会死。当所有人都看到神已归来时，传统文明还将比历史的任何过去都更加辉煌。不乐观地说，能看到未来那种辉煌的，不会是所有人，而是只有保有正信、坚持善良、敢于维护传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