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一月,我听说从大连过来一位辅导员来本地洪法,教功,我参加了。一接触法轮大法,我就感觉自己全身的细胞都在震动,欢呼,象触了电一样。我想这个功法不一般,我一定要学。
回来后,我找了几个亲朋好友商量洪法事宜。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本地区修炼大法的人迅猛增加。开始是在我家里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在附近公园炼功。后来因为人太多,就分开了。L同修提供了一间大房子,大家都到那里去了。
每到傍晚,熙熙攘攘,周围村庄的农民坐着农用三轮车,走三、四十里路,陆陆续续的赶来了,大房子里的人满满当当。我记的打印师父的经文传看,我都得准备近四千份。农村不识字的老太太,在那样集体学法的大环境下,比学比修,很快就能通读《转法轮》,那里真是一片净土啊!
二、進京护法,流离失所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同修们商量后,决定進京护法。我们当时去了十多个人,走到廊坊被抓了回来,在单位被非法关了十多天后才放回家。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们十多个人又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打开了大横幅。被警察绑架后,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在看守所期间,本地电视台播放了一个星期的迫害我们的录像,亲戚、朋友都看到我被五花大绑着。这一下,我从默默无闻变成名声大噪了。从看守所出来,就又直接被非法关在单位。单位领导、家里亲人轮番上阵,让我放弃修炼大法。单位施加压力,家人来了之后,跪的跪,打的打,骂的骂,哭的哭。尽管如此,我坚定的心不动。快过年了,才放我回家。回家后,老伴给我写了离婚书,让我签字,我拿起笔在纸上划了个大叉。
开学后,领导不让我上课,安排在办公室干零杂;上厕所都有两个同事看着我;如果有事请假,还要找我的家人核对是不是真的。后来我被内退了,领导怕我再上北京,就专门派一个人随时到我家查看,区里也安排两个警察随时到我家查看。
后来区里办起了邪恶的洗脑班。有一天,镇里一个负责人带着八个人(其中就有一个经常到我家查看的警察)要绑架我到洗脑班。在我的正念下,老伴也配合我坚决抵制,他们的目地没达到,灰溜溜的走了。但他们不甘心,又耍着花招想把我关到洗脑班。我得到消息后,与同修商量怎么办,同修说某地很需要大法弟子,我踏上了流离失所之路。
我跟随同修辗转东北多地。二零零二年立春那天,我们流离失所的同修和当地的同修们想去北京证实法。我除了用排笔制作了集体用的一条大横幅,还作了一条写着“法轮大法好”的小横幅,又制作多个精美的法轮图及不干胶等。我们十多个同修顺利的到了北京,当天上午就将那条大的横幅挂到了天安门广场上。那些小粘贴我分别贴到了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门洞上。下午又把小条幅挂到了颐和园,并把余下的不干胶全部贴完了。然后我们顺利返回。
一次次的流离失所迫害,让我家人也承受很多。被邪恶操控的老伴在我正念的下,慢慢明白了大法真相,又从新返回修炼之路。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我和老伴去北京证实法,之后顺利返回。
三、“我叫大法弟子,住在中国”
二零零二年四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外地和一个年轻同修在小区散发真相资料,被恶人诬陷,被绑架到当地市“610”。
由于我不配合警察的要求,不报姓名、住址,被非法审问了三天,同时也受了三天刑:呈大字型被绑在床上;被用皮鞋底抽脸,眼睛肿成一条缝;两个警察把我按在床边打,把我的腰打折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当时我发正念反制邪恶,警察举着的胳膊打不下来了,后来听说他胳膊疼了一个月。
三天后,他们把我送到市看守所,因为我伤的太重,看守所不收。市“610”头子骗他们说:“住几天就拉走。”看守所登记,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大法弟子。”问我:“住在哪儿?”我说:“住在中国。”登完记后,我被两个男犯人架着送到监室。
女犯们一看我面部肿的吓人,还不能坐立、行走,问我:“怎么成这个样子了?”我告诉她们:“我是炼法轮功的,被警察打的。”我趴在水泥地上,趁她们看我伤势的时机,给她们讲大法真相。
第二天早上,一名女犯拿出她多次躲过搜查保存下来的一本手抄《转法轮》书给了我,并告诉我这是一位曾经关在这里的大法弟子留下的。我如获至宝,在心里一遍一遍的感谢师父,这都是师父的安排啊。
关押我的监室里共有十四个人,我在靠近卫生间的位置。晚上睡觉拥挤的翻身都困难,只要有人动,床板都会随之震动,震的我腰疼的睡不着觉。我发现一个女犯人也睡不着觉,她有心脏病,饥饿让她心跳的厉害。我是大法弟子,要为他人着想。看守所每日提供两顿饭,我每顿饭都分给她三分之一的馒头。她很感动,含着泪对我说:“老大姐呀,叫我怎么感谢你呀!”我说:“你要感谢,就感谢大法师父吧!”
我在看守所里不放过任何一个讲真相的机会,進来一个人讲一个人。同时我还教犯人背《洪吟》、炼功、唱大法歌曲等等。我所在监室的十三个犯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她们叫我“轮姐”,都在暗中保护大法弟子。
看守所要求犯人定期写“心得体会”,我写了一封详细的真相信交给警察。她看了之后找我交谈,提了一些问题,我都一一解答。她问我:“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我说:“我需要纸和笔,要抄书用。”当时正好有位同修给了我一百元钱,我给了警察,她帮我买来了纸和笔,我就抄写大法书。
一天深夜,有十余名同修被非法关了進来,每个屋都安排了一个。我想来了这么多同修,没有大法书看,唯独我有书,我决定抄法给同修传看。那时我在地上铺了被子,那里就成了我的床,也正好在监控下面。我用中午和晚上休息时间,趴在地上抄法,用了四个多月,顺利的抄完了《转法轮》。这样每个屋的同修都能一讲一讲的传着学法了。
大约三个多月后,随着我抄法、炼功、发正念,我的腰慢慢好起来了。有一天,我正在洗衣服,警察值班见我活动自如,惊喜的说:“哎呀!你好了!不用你宣传法轮功好,我替你宣传!”
在看守所三个月左右的时候,有一天警察对我说:“老太婆,你不是腰不好吗?下午拉你去骨科医院检查。”到医院后先到门诊,警察把医生叫出去嘀咕了一会儿。医生回来向我要姓名和地址,我拒绝回答;又将我拉到拍片室,刚躺下,警察又问我姓名和地址,我还是不回答,他气的朝我的脸与头猛打。我心里明白,他们给我拍片是假,要我的姓名是真。正在这时,一帮人抬着一个受重伤的人進来了,医生马上给警察使了个眼色,说:“你这个人没事。”他们就急急忙忙的把我拖上车。
车开到半路,天已黑了,前面有一条深沟。警察头子突然停车,打开车门说:“老太婆,你说出你的姓名和住址,就拉你回去;不说,就活埋了你!”接着两个警察就从车上往下拽我,我心里很坦然,没有一丝怕,大声说:“你们不敢!”我在心里求师父救弟子。
这时,对面来了四、五个骑自行车的人。警察头子说:“你这个老太婆,连死都不怕。”然后对其他两人说:“算了,回去吧。”回到看守所已经很晚了,看守所值班人员看到我,问:“她说了吗?”警察头子叹了一口粗气,说:“无名人士。”
五个月后临近十月份了,警察把我叫出去说:“老太婆,你家乡来人接你了。我们已经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了,你还是位教师。”并对来接我的三个人说:“我们已经尽力了,你们领走吧。”下午乘火车往回返,我被直接送到本地洗脑班。
在洗脑班里,遇到与我在同一个看守所的同修。她告诉我:“我已经回来两个星期了。我做的不好,把你给暴露了。”我说:“你不要内疚,我也该回来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发现我和这位同修的口音相同,偷拍了我的照片发到各地洗脑班,本地区一个邪悟者把我认出来了。
到洗脑班后,我想要把“转化”的同修叫醒。之后有两位同修声明“转化”作废,洗脑班的邪恶很害怕,就用手铐把我单独铐在床上,铐了五十五天。我不“转化”,告诉他们我一修到底。他们就准备送我去劳教。
我曾经在看守所绝食反迫害,所以很瘦。看我瘦的样子,他们担心体检不合格,就拉我到区医院体检,洗脑班的第一、二把手都去了。测了四次血压,都达到二百多,还有心脏衰竭。老医生对负责人说:“她需要住院,否则就会出现生命危险,对你们不利。”负责人说:“拉回去再说。”
三个月后,“610”警察对着我录像,然后宣布我被非法劳教三年,让我表态,我坚定的说:“我不承认。”第二天早晨五点左右,送我劳教的警察来了,点我的名叫我到办公室去。当我走出房间时,我举手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喊完后,我被他们关進车里,往济南王村劳教所送。
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那不是我该去的地方。他们怎么把我拉去,就怎么把我送回来。”结果到那一体检,不合格,劳教所拒收。他们又把我拉回洗脑班。两个月后,又把我和另一位同修再次送王村劳教。在师父的再次保护下,邪恶又失败了。劳教所不收,洗脑班也“转化”不了我。后来我悟到不能在洗脑班承受迫害,九个月后我走出了洗脑班。
四、汇入正法洪流,救度世人
我从二零零五年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我求师父将有缘人安排到弟子身边。每次出门前我先发正念,清理所到之处的空间场。我讲真相不分职业、年龄,碰到人三言两语拉近距离,接着切入主题。先讲大法基本真相,然后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我每天心态平稳,救三、四人不嫌少,救十多个人也不嫌多,关键是要讲明白真相。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始终记着师父说的多救人。
我的同学和邻居都是体制内的领导,同学是某单位的党委书记,邻居是某单位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主任。他们的亲人都三退了,但这两人就是不听真相,不三退,还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又到了同学聚会的日子。我提前准备好真相材料、破网软件。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发正念,讲真相,这个同学终于听進去真相,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
对邻居我采取了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年节的时候去走动走动,讲讲大法真相。平时有什么东西分享分享,再去讲讲真相。反正就是不松懈,不气馁。在大法不断的感召下,他也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
今生有幸成为大法弟子,我会走好今后的修炼路,给师父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感恩师父慈悲救度!谢谢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