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五：天津事件是全部原因吗？

【明慧网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日】公开资料通常将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刊登何祚庥的文章，以及随后的天津警察抓人事件视为直接导火索。然而一直有质疑者认为，仅凭一篇文章和局部冲突，是否足以引发一个上万人的上访行动？当时中共内部对法轮功群体的态度已经发生严重分化，事件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被利用，成为了加速决策层“收网”的契机？

第二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因为控制思想、剥夺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中共的一大统治手段。法轮功讲真、善、忍，鼓励人在任何情况下遇到问题，要从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为出发点和目的，判断善恶是非，包括自己和他人的言行，并城市地讲出自己的观念或想法。例如，对于生命，法轮功讲严禁自杀，说自杀的本质是杀生，而杀生会产生罪业。而共产党呢？让人宣誓为党献身，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鉴于法轮功在民间的受欢迎程度，共产党迟早要动手的，而且共产党动手不需要找借口，只需要制造一些新的口号或罪名。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一个问题：是否一篇文章就足以引起一个上万人的上访事件？特别是一个讲究平和理性的人群，在一个互联网不发达、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不是由一篇文章引起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顺着时间线索去了解历史：

1. 气功热
一九九一年，中国人民已经普遍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中共非常害怕在中国也发生“和平演变”，另一方面又担心当时全国的气功热，于是中共成立了一个“九人工作小组”。这个小组成员级别很高，成员来自国家体委、国家科委、卫生部、安全部、中宣部、财政部、公安部、总政联络部、武警总部等正副部级官员，目的是严密监控气功组织。

2. 法轮功因祛病健身效果突出而遭调查
一九九四年，法轮功引起了公安的特别注意：因为祛病健身效果好，讲真、善、忍，所以法轮功学员人数增加的很快。一九九四年，一些地方派出了公安人员到法轮功人群里搞“卧底”，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一九九四年底，法轮功创始人停止在中国国内传功。

3. 法轮功因有益身心而人数激增
一九九六年，法轮功学员人数高于任何其它气功。因没有名单，来去自由，所以没有确切数字，但法轮功自己估计有几千万并直冲一亿。当时在中国，修炼法轮功的人群中，有很多是党政干部，尤其是退休老干部。对此，江泽民非常嫉恨，嫉妒法轮功创始人有巨大的影响力，恨法轮功不巴结他、不愿为其所用。

4. 一九九六年的《光明日报》事件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三日，时任中宣部部长、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中宣部下达“三不”政策，即对气功和特异功能“不宣传、不批判、不争论”。

同年三月，张震寰主持了一次特异功能的表演，时任国防科工委某局副局长，后升任国防科工委政委的伍绍祖前往观看了表演后。伍绍祖在看完表演后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当初哥白尼指出日心说，伽利略坚持地球转动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摩尔提出基因论，都遇到世俗势力的严厉抨击，拥护新说的人甚至丢掉了性命，如布鲁诺。苏联正式把基因论封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伪科学’，而事实却恰恰证明，他们的李森科学说才是伪科学。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些旧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往往是科学跃进的先声，一旦被发现并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就有着十分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而在一九八五年，出身于清华大学理论核物理研究生，时任国防科工委政委的伍绍祖，联合中国核化工学家、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腾藤，和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实验核物理专业毕业、时任安全部部长和党组书记及党委书记的贾春旺，这三位政府重要部分的负责人，向上层领导信，阐述特异功能在科学上的意义，毛遂自荐来负责特异功能研究及其相应的政策和管理工作。此信得到有关负责人的批示和同意，从此中国有了“人体科学三人领导小组”。

时至一九九六年，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为了个人捞政治资本，召集十个中央大报总编开会，要《光明日报》刊登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并要其它各大报转载。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至于二零一一年三月一日，《国家新闻出版署第50号令》废止了中国对法轮功原著的出版禁令，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另文研究。

徐光春当时想给法轮功扣一顶名为“初级简陋邪教”的帽子。然而《光明日报》刊登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后，有关部门收到了几十万封群众来信，澄清法轮功的真相，结果有关人员对法轮功的进一步打压暂时搁浅。至于二零一四年六月二日，中共《法制晚报》公开重申了公安部【2000】39号文件的通知，再次明确法轮功不是邪教，这是后话。

5. 一九九七年的两次秘密调查
一九九七年一月和七月，罗干掌控的公安部两次在全国范围调查法轮功，欲定为“邪教”。结果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分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尽管没有证据，公安部一局发出的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仍把法轮功称为“邪教”。在中国社会，这种公开的执法犯法和媒体造势，是惯用的政治运动的前奏。

6. 一九九八年的北京电视台事件
一九九八年五月，清华大学毕业、曾撰文断言“量子力学的发展论证了江泽民‘三个代表’的理论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节目中刻意抹黑法轮功。很多法轮功学员闻讯前去北京电视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真实情况。北京电视台了解了情况后做出了更正。

7. 何祚庥被背景禁言
何祚庥的挑事引起当时北京一位副市长的不快，下令不准其在北京的媒体上乱说。在北京被禁，这正是一九九九年何祚庥转到天津去发表诬蔑文章的原因。

8. 公安部再度挑事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国公安部门发出《通知》，引发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炼功民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个人私有财产。

9. 离休老干部提交调查报告
面对公安在各地的骚扰，法轮功学员纷纷给上级写信反映情况。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政治局看了调查报告后，时任总理朱镕基很高兴，作了批示，大意是不要去干扰法轮功学员炼功。朱镕基的批示基于经济和社会治理效率——如果一个功法能为国家省下大笔医保费且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政府理应支持。一九九九年赶去参加“四·二五”上访的时候，法轮功学员们才得知，朱镕基总理在九八年底曾有上述批示。

江泽民看了人大离休老干部的调查报告后，很不满，并把报告交给了罗干。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接到江泽民转来的这份报告后，根据江泽民的态度做了什么，熟悉中国体制运作的各位，相信不难猜出八九不离十，包括罗干是否直接扣押了朱镕基的批示。

10. 一九九九年的天津事件
在罗干的支持下，尽管被北京禁言，何祚庥仍于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再度发表诽谤法轮功的文章，而且上升到“亡国”的高度，扣上了比“精神病”更可怕的大帽子。可想而知，无端受到污蔑的各年龄、各教育背景、各职业背景的法轮功学员对此作何感想。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一些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四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导致学员流血受伤，并抓捕了四十五人。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由于公安部的介入，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群众不会得到释放。天津的公安直接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去北京”？北京那么大，去哪里能解决这个紧急事态呢？

行政诉讼、人大政协、媒体渠道都行不通，也就是“县官”和“现管”都不管用了。那么在民告官法院不敢管、乔石这种级别的退休老干部提交的调查报告都被江泽民个人意志所否定被否定、媒体这种“第二信访办”更不敢发声的国家，“包青天”家住哪里、衙门开在哪里呢？

试想，即便是现在，中国的老百姓遇到急事，除了拨打报警电话，有多少人知道政府的大门朝哪开？自己需要的法律程序有哪些呢？特别是遵纪守法的公民，对警察叔叔是信任的——问路找警察，捡到钱包交给警察，报案找警察，所以当有穿制服的警察指挥上访群众站到新华门外的围墙边等待，群众服从安排是很自然的，既不违规，更不违法，对任何人和公共财物没有任何伤害。

那么，是谁无风三尺浪？又是谁不惜以亿万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和生命为代价，非要置法轮功于死地呢？是谁将维持这场迫害维持了近三十年？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人民的权益呢？还是为了一己之私？这场以法轮功为假想敌的政治运动，对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对中国的法治，又造成了怎样的致命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