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党文化”

【明慧网二零二六年五月二日】在同修中，我们不时听到“党文化”一词。交流中说别人“党文化”的也有，说自己“党文化”的也有，有时弄得象一顶帽子。这顶帽子很容易成为一种痛批工具，或者流于表面的标签。其实大法弟子毕竟已经得法，内心怎么可能和中共一样呢？但既然已经称“文化”，如果我们从文化角度了解一些原委，那些浮沫可能就更容易被清理干净。

比如斗争文化，其核心是“敌我划分”。中共将政治视为“敌我矛盾”，讲所谓的“斗争哲学”；中共将社会矛盾政治化，将意识形态分歧视为威胁，讲党领导一切；中共不容内部有不同意见，使用垂直化的决策结构，以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推动政策，用组织网络（党支部）深入基层、渗透个人生活……，而我们修炼人不讲这些，这就已经把我们与中共的距离远远拉开了。当然滞留在“敌我划分”的模式中时，会条件反射般的产生“非理性防御”反应——即当听到不同意见时，潜意识先将其定义为“攻击”，从而迅速进入反击状态，而不是听取和理解状态。

近三十年，“海外华人”一词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不同的人群在语言习惯、文化价值、政治社会观、阶层背景与移民动机方面差异很大。究其背后的原因，包括中国大陆近四十年的急速社会变迁、教育与媒体环境差异、以及不同时期移民的社会阶层来源。
核心差异之一是近二十年来的大陆新移民，习惯于“先下结论”。这是一种被训练出来的认知方式。在中国近二十年的教育与社会环境中，人们普遍被训练成：快速判断、快速输出、快速站队；不讲过程，只讲结果；不讲细节，只讲立场；不讲逻辑和事实推理，只讲结论。

例如，在中国大陆，学校、老师、考试，都不鼓励思辨过程，而是强调背记“标准答案”、“政治正确”。讨论式教育较少，辩论文化不普及，不鼓励独立思考，垄断信息来源。这种环境让人习惯于竞争心强，情绪浓度高。特别是，新一代大陆移民，他们成长于高速发展时期的中国，受中共近二十年民族主义与强国叙事影响，对国家形象与国际政治极为敏感，政治态度与早期移民差异明显。来自“无神论”、“丛林法则”灌输的价值观先入为主。

但在海外环境中，尤其是北美、台湾、东南亚华人社群，早期移民多为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或政治因素离开者，成长于冷战、戒严或改革初期，家庭与教育更强调传统儒家价值（家族、阶序、节制），同时在海外逐步吸收自由主义与多元文化观念，资讯来源多元。台湾、香港与早期大陆移民因经历过政治多元化、社会运动与媒体自由化，所以他们对政治议题的讨论方式更开放。而东南亚华人多为百年移民，经历殖民、排华、民族国家建构等历史，形成独特的“本地化华人”身份，与中国大陆文化距离更大；他们因长期在多民族社会中生存，思维方式更务实、重商、强调社群网络与族群安全感。

斗争文化会渗入语言，以强化二元思维，非黑即白：对-错，友-敌，支持-反对，正确立场-错误立场。斗争文化非常重视“站队”，因此在语言方面常呈现先表态、再讨论，先亮立场、再讲理由，先判断对方是不是“自己人”再想“对策”。在这里，“对策”的“对”多包含“针锋相对”和“搞定”的含义，而不是以“尊重”、“倾听”、“理解”为前提。这会让语言变得更象“宣示”而不象“交流”，是“输出/灌输”而不是“彼此交流”。

在海外，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沟通、理解、讨论达成共识才是核心。达不成共识也没有关系，讨论和思考都需要过程；但讨论和思考的出发点/目的不是竞争，不是争夺话语权，更不是立场化。所以当遇到对人对事立刻“下结论/下定义”的新移民，老移民常常会被对方“不愿讨论”、“武断”、“不接受不同观点”的状态所“劝退”，而大陆新移民则对“绝不退让”习以为常。看起来也许是没有传统文化的“接受”和“中庸”概念，也许有时候把“接受”与“虚与委蛇”（假意殷勤、敷衍应付）混为一谈了，也许有其它原因。这反映了党文化对传统美德的污名化（把谦让看作软弱，把中庸看作圆滑）。其实“真诚的包容”与“策略性敷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甚至包含着“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以及“换位思考”的内涵。

总之，看清有关的文化现象，以便更好的辨认“党文化”、将自己与“党文化”拉开距离，乃至彻底从理性和言行习惯上分离，好比油和水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