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几十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学会了圆滑和说假话，而且越学越精，几乎时时、事事、处处都在说假话。

早晨出门见人第一面，中国人的习惯：“吃了吗？”话没出口脑子里先要计算一圈：如要说“吃了”，明明没吃；如要说“没吃”，人家会想“这个人这么早干吗去了？”于是张口说：“吃了。”

上班领导询问昨天的工作，先要想：如果说“做完了”，领导会想“这么快就做完了一定是敷衍了事”；如果说“没做完”，领导会想“这个人工作不努力。”于是花很多时间去讲工作如何如何难做，自己如何如何用心。

上街遇到熟人，问：“干嘛去呀？”心想：如果说“买东西去”，传到领导那儿会挨批评；如果说“随便走走”，人家会想“这家伙这么穷，连买东西的钱都没有”，于是说：“啊、啊……有点事儿。”

随波逐流地假话说得多了，就习以为常了，不说假话倒觉得不正常。开始的时候，知道人家在说假话，心里很不以为然；后来自己也在说了，还常常埋怨自己“为什么这么‘笨’，老是管不住自己，老是自然而然地要讲真话”；再到后来自己能“管住”自己了，觉得自己“聪明”多了，假话也就随口而来了。当然听别人讲话也知道里面没有几句是真的。

现在国内就是这样，不说假话简直寸步难行。所以到了国外就觉得“不对劲”：出门不上锁，乘公共汽车主动买票，到超市购物照价付钱，……总是有一种担心：不会出问题吗？其实，真的是自己不对劲，是国内的环境养成了那种不对劲。中国人原来不是这样的。现在的中国人怎么了？中华民族的诚实、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哪儿去了？

生活中是这样，老百姓是这样，当官儿的更是这样，当然政府也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XX党就更不用说是登峰造极了，半个世纪翻来倒去地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大家习惯了，见怪不怪。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在一个谎言充斥的环境中生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怎么成了这样？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多少知道一些其中的原因。

想当年，XX党来了，老百姓高兴，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把解放军迎进了城。人民“当家做主”，自己的“家”，还不相信？大家把自己的心里话都倒出来。结果呢？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几十万的“中华好儿女”到朝鲜“牺牲”了，几百万人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几千万人饿死，为民请愿的“海瑞”彭德怀被罢官，连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也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找马克思喊冤去了。

改革了，开放了。老百姓以为乌云可以一去不复返了。可是二十年下来，中国老百姓看到的是什么？假话越说越大，受骗上当的失落变成了疯狂攫取的贪婪，“拨乱反正”并没有荡去虚伪的污泥，整个国家越发不可收拾了。“上梁不正下梁歪”，老百姓描述腐败“把县级以上干部排成队都拉出去枪毙可能有冤枉的，隔一个拉出去枪毙肯定有漏网的”。道德、良心都可以换成金钱，只要能捞到好处，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几乎成了不争的事实。坑蒙拐骗、敲诈勒索、偷抢贪拿、为官的欺上瞒下、鱼肉百姓、无恶不作，这种现象满目皆是。在各种“人民公仆”的眼里，老百姓的疾苦生死用 “政治”与“私利”这两杆秤一量根本无足轻重。这样一个国家不可怕吗？不仅在国内如此，这些招数都拿到国际上来了，一位相当级别的官员在指导一家公司到国外证券市场上市的时候会气派地对人说：“到国外骗外国人的钱去！”当中国的领导人拿着所谓中国市场这块“肥肉”引诱外国人的时候，人们往往为其“肥”得流油而垂涎，却不知道其实是一个能进不能出的泥潭呢！这样一个谎言的“空洞”足可以吞噬一切。笔者就亲眼看到多少雄心勃勃的国外投资者血本无归地“挥泪而别”，一个毫无信誉可言的国家只能制造悲剧。

道德的沦丧是我们的国家、民族今天之最大的不幸。对于这个不幸，我们今天的第三代党和国家的领导“江核心”怎样呢？

笔者和许多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讨论过：江泽民上台后做过些什么实事？结果所有人搜肠刮肚也想不出来这个人为国家民族做过什么好事，相反，让人鄙视和生气的事倒能数出一大把，比如象到国外到处丢人、花费巨资为个人树碑立传的国庆大典、出卖相当于几十个台湾的国土给俄罗斯之类的。

人们说，国内民间流传一副对联，上联“改革开放李岚清（理难清）”，下联“反腐倡廉尉健行（未见行）”，意思是江泽民既没有搞改革开放，也没有做反腐倡廉。当然也不是什么事也没做，做了些什么事呢？

1. 连年大水成灾，真是“江江泽民”。在抗洪救灾中，除了由陪同人员撑着伞到灾民家中坐坐，说几句不疼不痒的慰问话，喊几句口号外，具体的工作都是别人做的。
2. 国内视察题词，国外到处作“秀”，弹琴、背诗、说广东话和“naive”之类的“洋泾帮”英文，美其名曰“个人魅力”，其实是丢中国人的脸。
3. 宣扬所谓“三讲”、“三个代表”，并企图称之为“江思想”。
4. 镇压法轮功。实际上这是江泽民做的唯一的一件真正的“实事”。

前三件事是捞取政治资本，完全是说假话、大话、空话的欺世盗名的伎俩。论资力、论才能、论威望、论谋略，比起中国第一代、第二代领导，江泽民没有哪一条够格当“核心”的，在他靠搞不正之风和一些小人手腕攫取了最高领导的职位后，想要坐稳江山，就只能依靠两件法宝：无耻的欺骗和野蛮的凶残。中国现今的道德环境正好使江泽民的这两件法宝能够得以施展，而江泽民的无耻和凶残也使中国的社会道德加速地沦丧。这在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中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笔者对法轮功早就有所了解，虽然至今对于修炼的疑问还没有根本解决，但法轮功在中国社会道德方面所创造出来的奇迹不能不让人叹服，我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法轮功从92年传出，短短七、八年的时间，数千万人修炼，从中央级的领导到普通百姓，从国家级的科学家到不识字的农村老妇，不分高低贵贱，大家同修一部法，同炼一套功，相互之间待之以诚。凡和法轮功学员接触过的人都有体会，这是一个精神纯洁的群体，没有尔虞我诈，相互帮助，一事当前，首先考虑别人，因而创造了一种空前洁净的道德氛围。耳闻目睹人间的种种贪婪而能不说谎、不作假，善待他人、洁身自好；不求名、不图利，不与他人争抢，想做这样的人在崇尚金钱利益的中国并非易事。我们曾多年地追求而不可得的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在他们中间得到了自然而然的体现。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忠实、诚信、坚毅、善良的美好品质没有丧失，看到了中华民族希望犹存。

江泽民害怕、憎恨、敌视法轮功，因为他需要的是谎言和残暴。有人不理解江泽民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这个现状，他们无法想象中国的社会道德已经沦丧到了何种境地，而江泽民的政治需要的正是这种沦丧的道德环境。

那江泽民在镇压法轮功这一年多时间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按照XX党的惯例，要搞运动，舆论当先。全国所有宣传工具一起开动，铺天盖地，什么不叫人吃药致死一千四百人，什么敛财，什么世界末日，什么组织严密，……。可是谎言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最后证明全是假的。

一千四百人中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的比比皆是。说法轮功敛财，一本法轮功的书只买十二元，可同样厚的一本批判法轮功的书却要二十多元，甚至还要贵。一年多来借整法轮功的机会发黑心财的人全国上下又有多少？据各方海外媒体报道，对法轮功的人，动辄就每人罚成千上万元，到底是谁在“敛财”？

说法轮功组织严密，全国军、警、特，各级政府机关整整搞了一年，法轮功学员照样天天上访，如果不是XX党无能，只能是所谓“严密组织”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江泽民还炒什么“世界末日”，我查遍法轮功的书，不是找不到这个词，就是根本否定世界末日的，这个话题根本没味道。

目前透过消息封锁报道出来的数字肯定已有一百三十多人死亡，数百人被判刑，数千人被劳教，数万人被非法关押，还有数百人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又有报道，马三家的一名以使用暴力见长的管教因虐待和逼迫法轮功人员有功（用暴力洗脑，逼人讲假话、讲狠毒、讲昧良心），一次就得到江泽民之流六万元人民币的犒赏。这就是江泽民培养出来的“三讲标兵”！要知道，六万元超过一个下岗工人十五年的生活费之和！

事情还不仅于此。最近有多处报道，说中国政府官员、公安部门在传达“上级”的指令：“对法轮功学员怎么处理都不过分”、“打死法轮功学员不承担法律责任”、“打死法轮功学员白打”，举报一个多少钱、抓打一个多少钱，等等。这决不是耸人听闻。在单位听到传达的人们都心知肚明：这就是当初曾发过“我就不相信治不了法轮功”毒誓的江泽民传下的“口谕”。一个国家主席在这样的整人运动中赤膊上阵、威逼利诱，还说是“人权最好的时期”、“依法治国”，这样的假话毒话上面都有人当“特级国家机密”说，下面的人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呢？也就自会有一群丧尽天良的邪恶之徒去充当暴君的走狗和鹰犬。当这样的恶棍遭到报应的时候，居然还有人指责法轮功学员不“善”！其中别有用心的人自不必说，对于一些“旁观者”，不禁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蘸着革命者鲜血吃馒头的人。身在沦丧的道德包围之中而不自知，难道不是民族的悲哀吗？

法轮功经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称之为宇宙真理，实际上那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句格言。对此我是深信不移的。江泽民注定是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的。令人憎恨的是，窃国十余年，江泽民为了个人的集权，不惜用一切恶劣手段拉帮结派、抓权营私，不可谓用心不专不苦，而正是他的这些努力致使我们国家的社会道德这些年成急加速下滑之势。还有比道德的整体败坏对国家和民族的破坏更深重的吗？

与江泽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千百年来谁曾见到过这样自律而又冒死为公的人？谁曾见到过面对穷凶极恶而这样慈眉善目相向的人？究其所以，用法轮功学员的话讲，他们“心中有法”。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法轮功用他的大法教化了数千万中国人？从法轮功的人身上，我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