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一万多名普通的中国人民不约而同地来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局，严肃地行使了一个中国公民拥有的宪法权益，从容地尽了一个中国公民的义务：平和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一天，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面对普通民众的诉求，表现了一个现代政治家应有的风范和人民公仆的本色，亲自接见了群众代表，听取他们的诉求，及时妥善地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被世人赞誉为中国百姓对自身宪法权益和义务的觉醒，中国政府对现代民主与法制的尊重。这一切标志着中国正在进入现代文明大国之列。

然而，在这之后发生的一切，彻底打碎了世人对中国政府短暂的梦幻。

这一天，成为一场恶梦的开始。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两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425事件发生、发展及其引发的后果有着极其复杂而深刻的背景。对这一事件进行一个详尽的剖析将有助于世人了解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唤醒国人的觉悟和良知。

一、江集团的独裁本质决定了它不能容忍民间的独立思想和活动。

现代文明社会的特征是小政府，大社会，民间团体是社会的主要力量。而在中国，大部分所谓民间团体，如青联，妇联，以及各种宗教团体实际却为官办或为政府控制。例如，寺庙里挂有“本寺党支部”的牌子。而国际社会则将中国的民间团体戏称为“公公”(GONGO-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既政府办的非政府组织。

与广播体操和全民健身运动等等由政府组织的活动不同，法轮功是一个由民间发起，在民间流行的祛病健身、修心养性为主要宗旨的民间活动。

法轮功与其他气功的显著区别，如以修心为主，免费教功，不追求功能等，使其得以迅速传播。法轮功在中国的传播还得益于92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经济建设再次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问题。所以面对美国新闻周刊记者的发问：中国政府对法轮功这一不同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精神运动为何能够容忍时，中国政府官员毫无掩饰地回答：因为法轮功给政府节省了大量的医疗费用。

在1992年到1995年之间，法轮功受到中国气功协会、公安部见义勇为基金会、中央电台电视台、地方电台电视台大量的褒奖和赞誉。从中央到地方大量的各级领导干部修炼法轮功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由此可见，面对一个兴起民间运动，中国政府首先采取的对策是为我所用。但当法轮功发展壮大到数千万人之众，政府采取的对策就转变为由我所控。

中国气功协会领导就曾提出要成立法轮功科学研究所，建立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并要派遣领导干部参与管理，甚至要建立基层党支部等等。这表面上为是政府重视和支持，但本质上则是要把这一民办活动变为官办性质，从而达到彻底控制的目的。

对许多气功师讲，与政府“挂靠”是求之不得的机会。“政府评定的气功师”称号意味著名利双收。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却不以为然，坚持法轮功不同于其他气功活动，乃个人修炼行为，无须建立组织结构，否则其纯洁性难保，他在给法轮功北京老学员的信中说：

“我们没有组织形式，走了一条大道无形的路，不存钱，不存物，不给官当，没有职务。”“如果能够独立注册最好，由北京统一向国家注册登记，各地不要单独注册登记或申报。如果不能够独立注册，那就还象原来一样，群众自发地学法、炼功，没有组织，自愿参加晨炼，保持其特点和纯洁。”

李先生不仅不接受“招安”，还退出了中国气功协会并批判其“向钱看”的不良倾向。“搞什么评定气功师，那是几十年修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评这些东西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对社会有害的。”

至此，一个中央极权的政府和一个希望保持独立人格的民间运动之间的冲突已是不可避免了。因此，对法轮功的秘密监视和调查；地方公安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与勒索；一些人利用职权发动政府喉舌对法轮功进行批判；禁止“转法轮”继续出版，直到天津公安拘捕法轮功学员等一系列4.25事件的前奏，都只不过是这一根本性冲突的表面反映。

从本质上讲，江集团与法轮功的冲突是极权统治制度与民众的独立精神追求的冲突；是中国走入现代社会所付出的痛苦的代价。在这场冲突中，法轮功从一个以不参与政治为原则的松散修炼群体，成为自89学潮之后，当代中国冲击腐朽政治的更顽强，更具理想和信念，更具广泛社会基础的民间力量。

中国要想文明，要想进步，就必须有更多的象法轮功这样具有独立人格的，敢于兑现自己的宪法权益，敢于成为社会的良心，并敢于为公正牺牲的和平而有理性的民间团体。

二、江泽民对权力的贪恋和偏执导致其对一切民间运动的恐惧

回顾中国历史，历朝历代对民间思想家和民间运动的戮杀，无一不是当权者出于对自己的大权旁落的担忧。最近披露的“天安门文件”，再一次清楚地表明，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对党内人士的清洗是政治老人对自身大权旁落的偏执心理所致。对他们来讲，世上所有的人都和他们一样，把权力视作生命，不惜杀人害命也要保住权力。拥有无上权力和专政工具的他们自然毫不留情。江泽民也不例外。

4.25事件在江的眼里并不是什么老百姓上访喊冤，而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江多疑的秉性决定了他对4.25事件近似偏执狂的判断。4.25事件在朱镕基总理举重若轻地善解之后，江更加忧虑，彻夜难眠，模仿先人，写起了九十年代版的“我的第一份大字报”。他在当晚给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写到：这一事件引起我深深的思考，这么大的事，这么有组织是否有西方势力的参与和高手的操纵。他还惊慌地写到：这些人中有党政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甚至军人……

“西方势力”只不过是一个幌子。编造所谓的“西方势力”是哄骗中国老百姓的惯用伎俩；而怀疑有“高手”操纵才是江的心病所在。

朱镕基总理一直对法轮功持宽容态度，又在四.二五事件受到法轮功学员的赞扬，令人想起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赵紫阳，倘若江有邓小平的资历，恐怕朱镕基总理一职难保。最近的事实表明，朱也不得不违心地表态支持江对法轮功的镇压，不再是党内的“良心”。乔石，李瑞环等对法轮功的暧昧支持，更使江寝食难安。

江虽然才智平庸，搔首弄姿，附庸风雅，但他心狠手辣。在同一封信中，他再次强调了他的一句名言“要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两年来的事实证明，法轮功越顽强，他就越恐慌，手段也就越残酷，完全失去了理智。

江对一切“不稳定”因素之所以更加多疑和敏感，和他自身上台的时机和合法性也有关。“天安门文件”清楚地表明，他的上台是八位政治老人发动的宫廷政变的产物，也非党内合法选举的结果。一个政绩平庸，对学生和民主人士毫不留情的他一夜之间登上皇位，可以讲，如今党内任何“高手”都可挑战江的地位，他的非常“震惊”和“担心”不足为奇。对江来说，四月，太敏感了，六月，太可怕了。江在国内掀起抓捕美籍华裔学者的高潮则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我们注意到，在江与华莱士的采访发表之前，法轮功一直给江下台阶的机会，要求他纠正他手下人犯的错误，但在采访中，他对法轮功更加离谱的攻击与中伤再次把他推到了反法轮功的前台。其实，由于他是最担心“大权旁落”的人，他必然是站在反法轮功的最前沿。如4/25当夜给政治局委员和有关领导同志写信；亲手向外国元首们散发反法轮功的宣传手册；在法国接受采访时，首先定法轮功为邪教，再逼人大立法使其观点法律化。聪明的立法委员们迫于压力虽然立了“反邪教法”，但却始终没有说法轮功是邪教。如今历经多次运动磨沥的中国人，自然知道新中国历次灭绝人性的镇压运动之后便是平反，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江则不同，如今195条法轮功修炼人的人命，已使他成一个双手沾满血腥的千古罪人。作为中国的米洛舍维奇，他深知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死在台上，要么死在监狱里。这就是他为什么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要做邓二世，当太上皇的原因之一。他与法轮功的斗争是生死之战。他个人的疯狂使中国政府倍受国际社会的谴责，处境十分尴尬。而海内外一些鼠目寸光之徒，利欲薰心，竟愿替他陪葬，实在令人痛心。

要想留在权力的中心，绝招之一就是制造所谓的危机，有危机就需要有“经验”的人（就是制造危机的他自己）来领导，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危机”四起，江不怕危机，就怕没有危机。4.25事件，江正好借题发挥。如果有一天，江不惜发动台海战争，制造更大的危机，大家不必感到意外。台海情势自江登基后日趋紧张，如何走向全凭他个人政治上的需要。试想，如果他真是关心民族大业之人，就不会把相当几十个台湾的大片国土主动割让给俄国人。

镇压法轮功还是江将巩固其权力的需要。首先，他压过了朱镕基反其道而行之，显示了核心地位。其次，利用反法轮功测试大家对其追随、忠心的态度，若有暧昧者，正好铲除。再次，反法轮功转移社会矛盾和大众注意力；所以他把法轮功列为中国政府头号问题，而中央党校的民意测验显示头号问题是党内的腐败，法轮功只在在十位之后。最后，杀一儆百，利用镇压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信众，向各类对其统治不满者示以颜色，“红色恐怖”由此而来。

江的对外政策也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他千方百计地讨好西方国家，不顾尊严礼仪，吹拉弹唱自塑开明形象。面对使馆被炸，领空被侵，同胞冤死，他利用老百的民族情绪和军方的强硬立场给美国施压，自己则频送秋波，“大家碰车了应该互相说一声对不起”。他一面让自己在军队的心腹放硬话，一面放了美国人。在国内则以篡改美方答复愚弄百姓。他成功地让西方认为他是一个开明人，受强硬派和保守派的压力，才不得不作一些得罪人的事。对第三世界，他不惜重金收买见利望义之徒，独裁专权之辈，再次逃脱了国际人权的审判。他还不惜挥霍人民血汗组织司马X等不学无术之徒500人的活动团为其令人发指的人权记录辩护。

如果我们相信江残酷镇压法轮功是因为法轮功违反“马克思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大错特错了。但中国官办的“道教”、“基督教”、西藏官授的“喇嘛”、“活佛”、“转世灵童”不都是江给的俸禄吗？如果我们相信江残酷镇压法轮功是因为“小腹部位有一个旋转的法轮”是“迷信”，那就又错了。江本人十分相信气功，他不仅享受“气功大师”的保健治疗，还常请江湖术士掐算自己的皇运与天寿。

由此可见，江镇压法轮功初始动机，江镇压法轮功的升级，江镇压法轮功的最后疯狂，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个人与家族的权力！一个独裁者存在的唯一理由！

三、卑鄙的投机政客为追逐权力不惜制造冤案。

有了昏君就有了暴政，有了暴政便有了佞臣。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政治运动从来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人得势，有人失宠。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中国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些靠吃“政治饭”起家的各类人士便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仕途的升迁也变得渺茫。要想“再造辉煌”，重登权力高位，唯有一条路：搞运动。(还记得那个时代一些人表现出的亢奋和对政治运动的信念吗？)他们深谙独裁者的精神弱点，和中共制度的反动性。制造运动便是既合圣意，又谋私利的两得之举。

罗干、何祚庥这对连襟便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罗干乃李鹏心腹，曾任国务院秘书长，后任政法委书记，由于镇压法轮功有功，有望入围政治局常委。对罗干这样没有经济工作经验，也无突出才干的人(据说是李鹏用人的必备条件之一)；要想“更上一层楼”实属不易。况且李鹏大势将去，没有新主子更难有所作为。捷径只有一条，证明有人威胁江的地位，证明自己的忠心并不遗余力地保卫新主人而表尽忠心。

6.4之后的中国，“哀莫大于心死”，老百姓对政治“敬而远之”，对金钱“追而求之”，号称“十亿人民九亿倒(倒买倒卖)，还有一亿在寻找”。有数的几位异见人士，流亡的流亡，坐牢的坐牢，招安的招安。花钱也买不出一个“反党集团”来。反腐败，太危险，弄不好大水冲了龙王庙，还会引火烧身。政治改革，更危险，连总书记都能改掉乌纱帽，何况小小政法委书记。还是连襟何兄有办法，整气功。
何先生是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著称的科学家，长期在文革“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以毕生精力从事反“伪科学”事业。气功也的确太玄乎，什么特异功能，发功治病，以何先生的渊博学识也解释不清，必是“伪科学”无疑。

说实在话，中国的气功界真是很乱，本来一个好好的老百姓自己炼炼，修身养性，祛病健身的事，一下冒出一大把“气功师”来，又是表演特异功能，又是开气功门诊，甚至教人气功治病之道，真假难辨。许多人炼了神神叨叨，疯疯颠颠，的确有抓一抓的必要。

无奈，这些门派都太小，抓谁也搞不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突然发现，新出现的法轮功竟有七千万之众，不仅人数超过了共产党员，而且修炼者中有许多共产党员，革命老干部，军人，国家党政机关干部。真是难得的“运动对象”。只是法轮功与其他气功不同，不追求也不显示特异功能，不允许开门诊搞治病，不允许神神叨叨，恍恍惚惚，也不允许参与政治，且要求遵纪守法，所以秘密调查了两三年也找不出碴来，好不容易找了几个提供“黑材料”的“前法轮功修炼者”也很快被大量事实所否定。

既然从政治、司法角度下不了手，只有请何先生从“科学”角度出发，“科学”选用其他气功或气功师的各类问题，“科学”地套在法轮功头上。这样一来，一个规模庞大，“问题众多”的“迷信”组织被刻画出来了。先上报纸，再上电视，再上杂志，不怕你来反映情况，就怕你不来，人来得越多越好，小刺激不够，就抓人、打人，来点大刺激，最后乾脆自己走到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中间招摇过市，真心希望哪一位“真善忍”没忍住的法轮功推搡我何混混一把，“暴力集团”就应运而生了。没想到法轮功那么老实，对“老鼠过街”连喊打的都没有。不过既然把这群人引到了中南海，再给江总递上“黑材料”，重点强调法轮功人数众多，渗及党政军干部，知识分子，又受到党内“高手”乔石、朱镕基的支持，不怕这生性多疑的“核心”不买帐。果然，一件世纪冤案就此产生了。

从此何老领衔“反邪教科学委员会”，罗干成江总离不开的得力干将，哥俩终于又回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俩从此走到那里(术语叫蹲点)那里就多一份血案，多几个冤魂。江总也就一步一步地随着他们走向深渊。中共与中国政府因他们背上了残害百姓的罪名。

如今最高兴的大概是XX了。江泽民手上的血使他们成了同病相怜的弟兄。昔日的对手成了今日的盟友，罗干真是既赢得了新主子的欢心，又解了老主子的后顾之忧。

由此可见，一旦有了昏君和暴君，奸人佞臣便会应运而生，世间邪恶暴虐之徒便兴风作浪，人间便灾难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