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突然出现大量关于华裔学者回国而被国家安全部，北京的克格勃，抓捕的消息。2月11日，持美国绿卡的政治学访问学者高瞻在即将离开她的祖国时被捕；她的丈夫和5岁的美国籍儿子被扣留一个月，且未能寻求领事保护。现在我们又得知李少民，一个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的美国公民，2月25日在深圳失踪后被秘密拘押。徐泽荣，一个在广州任教的香港教授去年8月遭受同样命运，目前仍下落不明。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中国政府都没有详细公布这些学者大概违反了何种法律。在中国，到底经过了哪些司法程序，甚至是对被告本人，都基本上是秘而不宣的。这种处置方式已经司空见惯－－宋永毅，一个研究文革的旅美社会学家于1999年被捕，5个月后被释放，官方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在此期间，还有好几个类似事件发生，但尚未引起广泛的关注，部份原因是受害者的家人担心公开消息会影响他们尽早获释的机会。因此，近来的逮捕事件代表了连续趋势的一个高峰。美国的新任政府，因已对中共对美国和台湾的意图感到可疑，也许倾向于将最近的逮捕事件视为敌对姿态。更确切地说，应被解读为是对美国的挑战。华盛顿政府和美国及香港学术界都应就此事件做出强烈反应。这些事件甚至还应该被解释为中国政府因无力掌控其于外界接触关系而颇具挫败感的征象，而不应将其视为新的外交政策计划。

江泽民近来对华盛顿邮报发表的谈话证明了这个观点。江似乎并不清楚逮捕高瞻的详情，他对美方如此重视该事件表示惊讶。不知江本来就对西方的人权概念不甚了解，还是他这次不留神说了真话，他似乎无意以此事件对华盛顿发出冷却两国关系的信号。当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向中国独揽外交政策大权者钱其琛提出这个案子时，钱的回应听起来更象是欲调和此事。

逮捕事件有可能是中国外交部和安全机构势力之争所致。但总的来说该事件更象是国安部对一些事态发展所做出的反应。最典型的新事件就是即将出版的中文版“天安门文件”，其中最敏感的部份很快就会发表在互联网上。这已经引发了北京的忧虑。

泄漏如此高层的机密－－包括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如何决定在1989年下令对示威学生使用致命武力－无疑促使信息把守者加倍努力。他们企图恐吓学者、新闻记者，尤其是那些以后有可能导致更多信息泄漏的华人。并且，由于因特网使得在海外发表的材料很容易地流入中国，重点自然地由防止异见观点流入境内，转移到恐吓那些研究敏感问题的学者，使他们自我“检点”。

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非华裔的外籍人通常可能被限制入境－有时他们被强行驱逐出中国或被列入入境黑名单。但是国安部认为它可以更严厉对待持有外籍护照的华裔。这项政策的起源要早于共产党建政。中国的皇帝宣扬“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便是那些生活在中央帝国边界之外的人们。甚至在1949年以后，中国与它的亚洲邻国的关系还不时由于北京努力与汉族侨民保持特殊关系而导致紧张。北京假借这段历史为由而违反协定，禁止被拘押的持有外籍护照的中国人获得领事保护。

这种霸道的策略可能非常有效；比如，有些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因害怕官方报复等原因而不愿意对镇压法轮功发表意见。但中国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它逃脱罪责的可能性。它的恐吓运动最有效的时候是，有关学者或记者的受害新闻在同行中传播开来，但是受害者们因过度害怕而不敢声张和召集同行为他们抗辩。然而一旦这些事件搬上了新闻报纸的头版，受害者就变成了殉道者，并且其他人也就敢于效法他们。

这说明了最佳的策略是予以还击。一条校园自明之理是，恃强欺弱者面对反抗时往往都变成了懦夫。对每一逮捕、驱逐出境及列入黑名单都应予以广泛公开，学界人士可以强调中国政府的这些行动将破坏国外与大陆学界的富有成效的合作环境。还可以向西方政府施压，促其对所有公民提供同等程度的领事保护，无论受害人的种族背景。同时，也应该提醒北京，出国的中国人正在陆续回国－许多人为了报效祖国不惜降低薪酬－他们如果被以间谍对待，他们将不再回国。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圆满解决高女士、李先生和徐先生的事件，这样学者们才不会因为被恐吓而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