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王实味的确是个历史人物了。过去在中国的时候学党史，我们只知道他是个反党的托派，混入了延安的革命队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抓了起来，然后被党中央处决，也算是罪有应得。后来到了美国，才知道了与党史截然不同的一段历史，原来王实味是一个很有独立批评精神的文化人。读了他在延安时期写的那篇引来杀身之祸的《野百合花》，始知他是当时乃至现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可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之一。

王实味因为一篇文章和自己的观点丢了脑袋，是他自己和众多的中国文化人的悲剧，也是靠高喊民主自由起家的现在这个执政党的悲剧。但事情毕竟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离现在的年轻人有太大的距离，即便是觉得他死的可惜，也无法激起太多的认同，所以对王实味的故事就只能嘘唏感叹一番。

书生气十足的王实味被党(现在官方的说法是被康生)抓进监狱后，经过了几个月外界无法知道的触及肉体及灵魂的秘密审讯过程，终于有机会被押出来见记者。读了他对记者说的下面这段话，就明白了党(或者康生)在人们背后是怎样对待知识分子的了。王被押出来的时候，神情呆滞。这个翻译过百万字西方著作的才子，当时对记者就象背书：“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处死。我应该被处死一千次。但毛主席宽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让我工作。我勤奋地工作，这才了解到劳工神圣的伟大。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接着他又告诉外界，他在监狱里没有受到迫害，他生活的很好等等。<1>

与我同时代的人虽然赶上了“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但却错过了延安整风，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文革的时候，许多文化人虽然跟王实味素不相识，但才被党(或者是四人帮)对付了几天，说出话来就跟王实味如出一辄。当年那些戴着高帽在台上挨斗的教授们说的最多的一段就是“我有罪，我该死。党挽救了我，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等等。就连以死来表白自己的老舍，投湖的时候也要带着一本自己手抄的《毛主席诗词》<2>。

还有那连死都不怕的邓拓，在我看来应该是无所畏惧了，但他写的遗书却是“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3>

记得在文革武斗时，无论是打死人的还是被打死的，嘴里都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就连有时候枪毙现行反革命，也能听到喊这个的。当时处死张志新时，党（或者是毛远新）最担心的恐怕就是她大喊冤屈，或者是把她在监狱里所受到的不为人知待遇喊出来，所以才割了她的喉管。其实根本就不用操这份心，就是让她放开了嗓子喊，我想也只能是些“万岁”之类的口号，所以割喉管实在是多此一举的败笔。

近年来据说中国的人权状况进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所以割喉管这种事想必是不能做了，但类似王实味见记者的这种小型演出还是经常出现在官方媒体上。

最近的例子是去年11月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美国中医师滕春燕在中国的“快乐的监狱生活”，看了之后的感觉跟刚听完忆苦思甜报告差不多。虽然现在离延安整风已经几十年，人也换了好几代，但中国官方在不得不允许政治要犯见媒体之前，让他们背诵的似乎就是同一张小抄。

滕春燕不光是在监狱里“养花、看小说、跳舞、卡拉OK，”还能对媒体说：“国外都是通过网上看到一些信息说中国政府如何迫害法轮功人员，他们在看守所、监狱里受到非人待遇和折磨。你不要紧张，这里没有什么打骂现象。”她接着说：“我父亲来看过我，说我都胖了，认不出来我了。这里生活挺好，出乎我意料。<4>”

最近有些中国的大学生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外面示威，抗议美国人拒绝他们的赴美签证。其实他们完全没有必要跑到美国来讨生活，滕春燕唱卡拉OK的那座监狱就不错，至少看起来比大部份在美国起早贪黑的华人过得快活。

别人的经历毕竟是别人的，无论怎么看着假也无法去证实。直到去年自己被稀里糊涂地弄进了安全局，才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那种标准的克格勃式的审讯方式完全就是盗版的《古拉格群岛》。当我正在一边犯糊涂，一边又心神恐惧的时候（以为碰到了劫匪），负责审讯的“领导”就开始了他们的拿手好戏（从此以后我对领导这个词就有特殊的理解）：

问：刘连昆知道不？（冲我喷一口烟）
答：不知道。
问：告诉你吧，（再喷一口烟）这个解放军大校的案子就是我们办的。
答：？
问：他那才多大点事儿，只不过告诉台湾说我们演习的导弹放的是空弹头，根本没法跟你这事儿比。就这个，死罪（将烟头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

我当时连犯了什么事都不清楚，但从他的口气和掐烟头的力气来判断，我已经远远超过该枪毙的罪了。后来经过领导上好几天的暗示、提示和明示，这才弄明白原来我犯的罪是因为老婆访问过台湾，而我没有主动交代、揭发，这叫知情不举（据说是个法律专用词），“其性质非常严重”。这个罪我当然要认了，但我并没有象王实味一样认为自己该枪毙一千回。就我这么重大的罪，关了不到一个月也就放了。如果当时就让我上中央电视台，恐怕说出来的话跟王实味也差不多。

现在我才明白，无论是克格勃还是康生当领导时的安全局，或者是康生不当领导的安全局，只要把你抓了进去，首先告诉你的肯定是你犯了死罪，先要让你觉得自己该枪毙一千回，然后再讨论坦白从宽的可能性。到最后，无论你被判了什么罪，都要感谢党（或克格勃）的不杀之恩，因为比起枪毙一千回（等于千刀万剐）来说，才一刀就砍下王实味的头，都算是宽大处理了。

现在，杨建利在中国的监狱里仍然没有一点消息，但我想他的处境跟我当时也没多大差别，可能现在正蹲在那儿琢磨人家要把他枪毙多少回呢。如果有一天杨建利上了中央电视台，说他并没有受到迫害，而且来个“公开认罪”，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等等，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因为那是在中国惯常上演的闹剧。

大多数人由于没有进过安全局，所以会觉得象王实味这样的人说话太没有骨气。也有很多人在回中国的时候被安全局找去谈话，或者在一些莫名其妙的保证书上签了字，事后又觉得丢面子，所以大都不愿提起这档子事。好在中国的历史总是反反覆覆，没有人知道个对错，也许根本就没有个对错。今天还是领导，也许明天就进了局子，今天还是主持人犯见记者的导演，明天可能就变成了在押演员。

所以在经历了这许多之后，大伙就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在某时某处，在被逼迫之下，别无选择地在某一出闹剧中演过那么一个角色罢了。而制造这些闹剧的，最后还是要看自己的戏。

参考资料：
1、王若水，《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四期
2、舒乙，“父亲最后的两天” ，(网络) 老舍纪念馆文选
3、胡平，“邓拓之死” ，大纪元二○○一年七月一七日
4、“滕春燕狱中袒露真相”，中国新闻网，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原载《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