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上周在记者会上说，反对为二十三条立法的词句偏激，「例如十二月十五日游行，有些口号说二十三条立法『天地不容』，这不是极度夸张吗？如何天地不容呀？…支持的人说维护国家安全『天经地义』，你可以说太简化，但有什么不妥？提醒市民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

董建华两次在立法会提及为二十三条立法，也用了「天经地义」这个成语，叶太自然不会说不妥了。

反对的口号说「天地不容」，支持的口号说「天经地义」，两方面都诉诸「天地」。所谓「天地」者，即不是人类后天产生的「经」与「义」，而是「先天」的，是天道、天意，若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话，那就是不可违背的神明之意。

反对二十三条立法谘询文件的人，提出来的诉求是有关立法违反人权；支持立法的人说立法是维护国权，是公民应尽的义务。究竟哪一种权是「天经地义」？损害哪一种权是「天地不容」的呢？究竟哪一种权才是「先天」的呢？

由人民、土地、主权而组织国家，肯定是「后天」的产物。国家的权力，与人民对国家的义务，都是组成国家之后才产生的。但人权，却是「天赋」的，是与生俱来的，人一生下来那一刻，尚未有任何可以履行的义务，他就应该享有文明社会中旁人必须尊重的「天赋人权」，包括尊重生命的神圣与人的尊严。当非洲部落士兵把六岁小孩的手臂活生生切断时，我们谴责这种暴虐损害了这个孩子的人权，我们毋须先问这孩子有没有尽到对社会、对国家的义务。

联合国人权宣言的最重要意义，就是意味容许一个更高的道德权力（即天赋人权）凌驾在国家对人民的主权之上。在没有这个宣言之前，国家权力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个政府可以对它所统治的人民为所欲为，其他国家看不过眼也不可置喙，否则就是干涉内政。有了人权宣言之后，个别政府就不再有「关起门来打狗」的权力，它仍然可以这么做，但道德上会受到更高的审判。

人权中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也是天赋的。美国开国前期，一个名叫Patrick Henry的人，在一七七五年说了一句话：「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原意是「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亡。」中国二十年代启蒙时期将这句话译成「不自由，毋宁死」，更简洁有力。它的意思是，人权中的自由，比生命更宝贵，它是先国家权力而产生的，是「天赋」的，因此正是「天经地义」的东西。立法损害人权、自由，确为「天地不容」。

至于国家权力，公民的权利义务，则绝非「天经地义」而肯定是后天的东西。世界人权宣言所标志的观念是：国家、政府在行使权力时必须尽量避免不必要地损害公民的天赋人权──即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原载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