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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实践深知大法好 恐怖迫害下不改初衷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2003年12月29日】我今年37岁,是河南省南阳市某单位职工。我是1999年4月20日有幸得知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得法前,身体非常不好,由于工作的压力和添孩子后身体没有恢复过来,落了一身的毛病,腰痛、失眠、乳腺增生、植物神经紊乱、头痛……特别是失眠引发的头痛 ,头整天象罩了个壳似的,晚上瞌睡的直想哭也睡不着,吃安定片也只是迷糊一会儿,根本就没睡着觉。整天昏昏沉沉的。后来脸上长了一层绿豆大小的毒脓包,布满整个脸,甚至连脖子上都是,又痒又痛,苦不堪言,吃药打针中西医偏方一一用遍,根本就是无效。在单位里同事之间勾心斗角的事整天弄的心烦意乱,回到家又拿丈夫发火,吵吵闹闹互不相让,痛苦的心情每天都在煎熬中一般。只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真是太苦、太累了!正如师父说的:“悠悠万事过眼烟云 迷住常人心,茫茫天地为何而生 难倒众生智。”(《大法破迷》)

为了寻找人生的真谛,我阅读了很多古今中外、宗教、哲学、文艺、历史方面的书籍,几乎是什么书都看,可是除了给我增加了一点知识外,仍是找不到答案。就在这时,99年4月份的一天,我看到了师父的经文(合订的小本),当看到那一篇《悟》时,心中猛地一震:“这不是真佛下世传法度人吗?!”我就又找来了《转法轮》,用了三天时间看完一遍,说不上什么感觉,只觉得这本书非常特别,知道他是一本叫人做好人的书,接着那天晚上我就去了炼功点,开始学炼功动作。过了几天,也就是4月25日吧,在电视上看到了法轮功学员们去了北京上访,后来,在电视上知道也把问题解决了。当时电视上说从没有说过不让炼功,一切都是谣传。我是相信政府的,这么大的国家政府,能骗老百姓吗?

以后的日子是我在学法炼功中度过的。修炼的巨大变化只有亲自去实践了才能真正知道。我由以前的争争斗斗渐渐变得先他后我、宽容大度;不再象以前那样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生活得从容而愉快,没有了争斗,工作中处处好事让给别人,我自己多干点没关系,再不认为是吃亏。同事间、家庭中处处事事以一个炼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愿多沾别人一点便宜。买鸡蛋时,少收了我3元钱,十多天后我发现了,跑去还给他;我们商店进货时,开发票问我咋开,我说就照实数开,一分不多要。99年给灾区捐款,我在单位捐了30元,又到邮局捐300元。有一次一位顾客到我们那儿买完东西后把钱包忘在柜台上走了,面对包里厚厚的一打钱,我丝毫不动心,根据钱包里的名片给他打电话,让他来拿,他非常感动,对我连声称谢。

我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目标而庆幸,也非常希望更多的人来修大法,因大法而受益。并从此下定决心,要跟随师父走返本归真的光明大道。炼功后,身体经过了几次消业状态,每次不管多难受,都是两三天就好了,突然间难受,又突然间好了,每次都是这样,就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把病业从根上去掉。从开始炼功后,我的医疗卡就再也没机会使用了。而我以前的种种疾病,顿时烟消云散。并且我炼功不长时间,就觉得自己就象一个栓了一根线的轻气球似的,感觉身体轻飘飘的,总要离地似的。

然而,我只在炼功点上炼了三个月的功,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开始了。江泽民,这个弄权小人,因自己的妒嫉而置千千万万百姓的生死于不顾,硬是要把这群最善良、最真诚、最宽容的好人推到政府的对立面而打压。一时间阴云突起,形势骤变。电视上、广播上、报纸上造谣假话层出不穷,这么大的政府,把假话说的象真话一样,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看了它们的播报,它们说的不是真的,在冤枉法轮功,它们在冤枉我师父。我要去澄清事实,去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是什么。

2000年11月18日,我只身踏上了进京的列车。当时到北京上访的大法弟子很多,后来听说去信访办的只要是为法轮功上访的都被抓到看守所,根本就不听你说什么。信访办去不成了,偌大一个中国竟没有鸣冤之处。11月23日,当我在天安门广场展开“法轮常转”的横幅,喊出我发自心底的呼声“法轮大法好!”时,眼泪也止不住滚落下来。广场的恶警拿着很粗的棒子,没头没脑的打在我的头上,脸上,身上。一个恶警一边恶狠狠的谩骂着一脚将我踹倒在地,摔出去很远。他们又两个人架着把我拖上车,车上已经有很多被打被抓的同修了,后来多的装不下了,就把我们拉到了前门派出所。一个一个的问姓名、住址,不说姓名的都被关在了一个地下室的大铁笼子里。一个恶警边问边骂,并走过来对我拳打脚踢,打耳光,把我的左耳打的嗡嗡直响,疼地钻心,当时左耳就听不清说话声了,直到三年后的现在,左耳的听力还是不如右耳。我们被关在地下室的铁笼子里的大法弟子,大家在一起背《洪吟》、《论语》,一天没吃没喝,到了晚上被分散到不同的车里,拉到了其它派出所,非法审问,我们一起的五人为了抵制他们企图让当地对我们的继续迫害,不报姓名,又被送往通州区看守所。

看守所里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就更多了。我所在的牢房里同修年龄最大的55岁,最小的才20岁,一起关进来的还有一位怀孕4个月的同修。监室里还有其他犯人,那些犯人中有两三个对我们非常凶狠,骂骂咧咧,恶言恶语,拿鞋底子打脸,在我们炼功时拿脸盆子往头上摔。我们仍坚持炼功,她们就连吵带骂地把我们撵到另一间露天的房子里,这时天上正飘着小雪,我们二十多人仍在雪中炼功,那个号长一看我们还在炼,拿着盆子接凉水就往我们身上泼,一边泼着一边大骂着:“我叫你们炼!冻死你们!”这样接连泼了几盆水,没有一个人停止,也没有一个人出声,大家还在静静地做着第三套功法。

我们在一进去就开始绝食抗议了。绝食到第三天,恶警们开始灌食。几个男恶警和监狱里的犯人连拉带拽的把人拖出去,一人踩一条腿、一只胳膊,一人踩着头,按在地上插上管子灌一些凉水和的劣质奶粉,有的灌完后回到号里当场就呕吐出来了。很多人被插鼻管插的吐血,那个50多岁的同修接连吐了几天血,那个怀孕的同修也被同样拉出去灌,全然不顾那未出生的小生命的安危……。就这样绝食五天以后,我们才被无条件释放。

当时在北京的旅社都是和派出所有联系的,我们住的旅社里的服务员可能看到了我们拿的大法书籍,就举报了我们。所以我们刚刚从看守所回来正在洗澡,有几个警察就破门而入,又把我们抓走了,交给当地的驻京办。在驻京办有一个姓何的把我身上剩余的600多元钱都拿走了,说是给我们暂管,但是到我走也没有还给我。我的丈夫和父母把我接回家,亲人都指责我不该去北京,特别是我的丈夫,在迫害以前并没有反对我炼功,虽然他不炼,可还是告诉别人自从我开始炼法轮功,他有多么享福。经常向别人夸奖我,向别人说炼功人多么好。可自从镇压后,他在压力下开始处处刁难我,抢走我的书、讲法录音,特别是他去北京找我时,在天安门广场也被恶警殴打,盘查,受了很多苦,他把这一切怨恨都发泄到师父和大法身上,发泄到我修炼大法身上。

在家住了几天,我丈夫为了不让我再一次去北京上访,处处监视我,不让我给同修说话,我到哪去他都跟着我。后来,在我正常上班的一天上午,他竟然将我诱骗到南阳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院),没有任何检查,没有任何鉴定,到那里就强行给我办了住院。当时我在精神病院的铁栅栏内,他在铁栅栏外,他象一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可怜他近一米八的大个子,迫于江氏的淫威,又不愿失去自己的亲人,(他在天安门广场亲眼看到那些恶警是怎样对待手无寸铁的炼功人的)被迫如此,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

精神病院的环境非常恶劣,面对的是精神病人,有哭的有笑的,又唱又跳的,痴痴傻傻胡言乱语的,最严重的是那些大夫都把我当精神病人,任凭我怎么说,他们一概不听。每天逼着吃药,过电,不吃药就过强电,在那如果不是依靠大法的威力,只怕不是精神病人也被它们逼成精神病人了。第一天晚上因为不吃药,他们找来人把我捆在椅子上过电,把我的胳膊扭伤了,第二天就抬不起来了。我还是坚持炼功,用炼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背师父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背《洪吟》、背师父的经文,用法来对照自己的言行。十五天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离开了精神病院,回到了家。

回家后,处处仍受到丈夫的监视,根本不允许我自己走出门。我心里决定我一定要再到北京去上访,不能让江氏这颠倒黑白的迫害无限期的延续下去。星期天的下午,我走脱了,并连夜离开了本市。这次走了以后,后来听丈夫说星期一精神病院就接到了通知,凡因为炼法轮功被送进来的一律不准出院。我当时离开精神病院并未办出院手续,如果不是及时走脱,至少在精神病院要再被折磨三个月。

2000年12月24日,我又一次走上了天安门,当时“法轮大法好”的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这次又被连撕带打的拉到前门派出所,被关在一个很大的院子里,由武警和警察看着:男女老少、城市乡村、怀抱婴儿的、拖儿带女的、眼睛、脸被打青、打肿的,鼻子、嘴被打流血的、衣服被撕烂的……很多人都在看着流泪,甚至是看管的武警都在用卫生纸擦着眼泪。这时“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大法弟子们同声高呼:“做好人苦、做好人难、再难我们也要做好人!”

下午把我们分散拉到了北京密云县看守所。到晚上由派出所的人把我们两个三个的带走审问,只要报姓名地址的就可以回家。我们一个号里的去时多少回来时还是多少,一个也没报姓名。第二天还是这样。把我叫出去审问时,我就向他们讲真相,讲善恶有报,讲我炼功后的身心变化和亲身感受。有个警察好象是所长,说:“我知道你们好。你知道好在家炼,别再跑出来就行了。”我说:“我也不想抛家舍业的,这么冷的天,我不知道在家里美呀?我在这个功法里得到了好处,就想让别人也受益,佛家不是讲善、讲慈悲吗?这么好的功法,如果被这样诬蔑,以后的人不但没机会炼,还被蒙蔽着犯迫害大法的罪。何况我师父是教我们做好人的,教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我师父是被冤枉的,我做为他的弟子,出来说句公道话、说句良心话就有罪了吗?说真话有罪吗?”他说:“说真话没罪,但是你们跑到天安门广场去闹什么,这就是你们的不对。”我说:“我就是证实法来了。信访办去了就被抓,没地方说理了,只好到天安门广场去,喊一声‘法轮大法好’。喊一声‘法轮大法好’就危害了公共安全了?这是谁家的理呀?”我接着向他们讲真相,一个警察笑着说:“真象你说的这么好,我回去也让我媳妇炼去。”我说“真有这么好,你们不是有没收的书吗?您可以看看呀?”那个所长说:“这个书我看过,真象她们说的,看一遍一个样,看一遍一个样,我都看了三遍了。”我说:“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赶忙说:“您可别夸奖我!您可别夸奖我!”我就没再说什么。

下午提审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我就又向他讲真相,在只剩我俩的时候,他说:“我也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可我是警察,是国家机器,没办法,上边怎么说我得怎么执行。这个事是江泽民一手搞起来的,恐怕得等到江泽民死了以后才能给你们平反吧。”当时从看守所里被提出来都不给我们鞋子,我和另一个同修都是赤脚站在地上,他看到了,到自己的屋里给我拿了一双塑料拖鞋,并让我坐在靠近暖气片的地方。这样问了两天,我们号里有一个东北的同修被其它派出所的恶警诈出了地址、姓名,被送走了。剩余的人仍然在绝食抗议,号里只有一个木板铺的平台,其它什么都没有。十多平方的房子挤着二十多个人,很多大法弟子的衣服一进去就被脱走了,冻得直哆嗦,大家相互依偎着取暖,每天切磋交流,背师父的法。绝食抗议了五天后,堂堂正正走出了看守所。

出来后,我仍留下来继续证实法,讲清真相。在一次发真相资料的时候,被恶人发现,被抓到西城区派出所。在西城区派出所他们为了让我说出姓名,地址,把我的外套脱掉只穿了秋衣,一晚上不让睡觉站在窗子口冻,第二天下午,我因一念之差报了姓名、地址,他们又把我送到西城区看守所。过了一天,把我交给南阳地区派出所的警察接走了。我丈夫到北京去接我,在北京的一个旅馆里,交了三千元的所谓罚款,将我放出。罚款收据却是旅馆的“住宿发票”。

回到家,到单位上班,保卫科长整天找我谈话,逼我说不炼了。党委书记也找我谈话,我向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反而嘲笑大法,嘲笑我,我当月的工资不发了,整天逼我写保证,我不写,当时的党委书记拍着桌子说:“你不写,我们就把你送去强制转化!”因为当时听说很多邪恶的转化班里打人、酷刑折磨,很恶毒,就害怕了。这时丈夫又给我写好了保证,对我说:“求求你,抄一张,你看这里没写一点对你师父不恭、对大法不好的话,只是说你保证不炼法轮功了,不去北京上访了,你就抄一张吧。”我在复杂的情绪中违心地抄了一份保证,但在保证的最后写到:“以上如有违反,后果自负。”因为是真的不愿写的,也压根就没想照着保证做。可是保证毕竟是写了。“关键时是不是连佛都能出卖?”一想到这句话,我就心如刀搅。只觉得自己无地自容:我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的,可是因路上的一点艰险就背弃前盟,出卖师父以自保,我哪还配做师父的弟子呀?!心里难受的真是欲哭无泪。一天一天不知道怎么过的,路上遇到的同修以为我“转化”了,也不敢跟我说话。我这儿没有师父的任何书和经文。一个修炼的人离开了法,如同是无根之木,无舵之舟,那种痛苦到现在想起来还是不堪回首。

终于我鼓足勇气打电话给一个同修,问她有没有师父的书或者新经文,正好是有一篇《正大穹》,接着就看到了《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才知道可以写“严正声明”的,心中一瞬间仿佛一道黎明的曙光划过暗夜,无限的感激,感谢师父又给我第二次修炼的机会;无限的感激,无以言表……。在严正声明写后的一天晚上,梦到一个骑白马的人,从远方急驰而来,一伸手就把我拉上马背,朝远方又飞驰而去。我悟到:师父又在管我了。

我在心中对师父说:师父,弟子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真是后悔莫及呀,哪怕算从今天开始,我一定要一修到底!决不会再有“转化”的事了!决不会再有什么违心的“保证”了!那是对大法的侮辱,也是我自己修炼过程中的污点,是耻辱。

慈悲伟大的师尊再次给我机会,在后来的时间里,让我重新向单位的党委书记讲真相,我告诉她,我仍在修炼,告诉她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告诉她法轮功对炼功人的要求和炼功与修心的关系。虽然她说:“你还在炼功,我出差回来要对你采取措施,那时你可就不舒服了。”我说:“你愿做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我是一定要炼的,你随便吧。”结果,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找过我谈话。

我的遭遇在我们当地还算是被迫害得轻的,可家里也在请那些警察吃饭、请精神病院的大夫吃饭、被罚款、被扣发的工资、送礼、以及往返的车费等各种名目中损失了近两万元。还有亲朋好友所受到的牵连、在社会中的压力,这些无形的精神痛苦,是难以记述的。如果没有这邪恶的迫害,大法弟子在家中兢兢业业地干好本职工作,在家是好母亲、好妻子、好女儿、在社会上是好工人、好邻居、好百姓,哪会有这样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损失,这都是江泽民邪恶政治流氓集团迫害造成的,江依仗手中的权势,无端打压秉承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的百姓,使那么多人背屈含冤,有理无处诉,有冤无处伸。我要起诉江泽民,早日将这罪魁祸首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让正义的审判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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