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天地间，浑浑人世中，我幸运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大法从本质上启迪我的佛性；从本质上使我觉悟。任何强制的手段都改变不了我对佛法真理的正信与坚定，因为强制是改变不了人心的。

以下是我的亲身经历。

一、曙光

一九六八年二月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姊妹五人，三个姐姐受文革浩劫的冲击，被迫上山下乡，成了文革的牺牲品。虽然家庭生活窘困，但父母都是很传统的人，在他们的教育下，我们深深的懂的“仁、义、礼、智、信”是做人的基础，家庭教育的祥和与严格，使我们姊妹五人成长为有涵养、品行优秀的人。我和哥哥比三个姐姐幸运，八十年代初恢复高考，我们先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学。我们如鱼得水，努力的丰富着自己的知识，立志为国家多做贡献。

整天把自己埋在书本里，过度的疲劳，将我的身体拖垮了。严重的神经衰弱、胆囊炎并发肝功能低下、严重的胃炎时时侵袭着我瘦弱的身体，为了理想，我以顽强的毅力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毕业导师对我的学业给予充份的肯定，建议我留校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此时的我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婉言谢绝了。一九九零年毕业分配，受“六四”的影响，我们这批大学生成了被整肃的对象打回老家就业，失去了留在大城市科研单位工作的机会。我勉强被分配到一个小城的畜牧局工作。

工作后我没有放弃追求，除干好本职工作外，不断钻研业务，发表的论文刊登在省刊杂志上。立业、成家、生子，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我的身体每况愈下。一九九七年新年，连续高烧不退，大年三十和初一我还在医院输液。单位同事看到我病得如此痛苦非常同情，就向我推荐法轮功。在身体产生抗药反映，西药、中药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带着一个有病乱投医的想法，我这个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开始接触法轮大法了。

当我看完了《转法轮》这本著作，我的心看到了曙光——生命延续的曙光！泪水止不住的流淌，一向自傲的我在《转法轮》中变得那么渺小，这才是我今生的追求啊！我如饥似渴的反复通读着这本宝书，大法在不断的净化着我的心灵和改变着我的思想，加上炼五套功法，很快奇迹出现了，仅十几天，那些折磨的我生不如死的病痛、现代医学无法治愈的疾病竟消失的无影无踪。从此我这个医院的老病号告别了医院、老药罐再没吃过一粒药。三十年来第一次体会了无病一身轻。家人看到我的变化，都为我高兴，也全力支持我走进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我的亲人再也不用为我的健康担忧，在法轮大法的洪恩沐浴下我们夫妻互敬互爱，敬老爱幼，其乐融融。

身体的巨大改变，我首先想到的是努力工作，回报社会。一九九九年初，我被本市人事局借用协助工作，我的担子更重了，每天除了上人事局，本单位的工作量一点也没减，而且每周二和周五还要到市工商局联合办公室协助办理工商个体户证照。我奔波于三个单位，不但没有影响任何一项工作，而且精力充沛，对各项工作尽职尽责，从不计个人得失。我的高境界行为令人刮目相看，得到周围人的赞许和认可，他们都是法轮大法对个人和社会有百利无一害的见证人。

二、狂风肆虐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开始，单位的气氛非常紧张，书记每天都要去开会，听取上级“精神”，还要在了解我是否去北京后向政法委汇报情况。我告诉书记我的表现有目共睹，而我的言行都是因为我修大法而为。十二月初，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在书记的再三逼问下，再也无法沉默的我决定去北京上访，我带着“让不了解法轮功的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大法”的想法去了北京信访办，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我走向了天安门，怀着一颗真挚、感恩的心向世界喊出了“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

散布在天安门的便衣听到喊声，立刻将我无理的绑架之后遣送回我老家的看守所。在看守所，睡的是没有取暖设备的凉铺、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干粮，白天码坐。没过几天，以孟庆启、杜永山为首的几个人对我进行刑讯逼供，戴背铐并体罚，直到我休克。当公安局刘某无论怎样也改变不了我时，气急败坏的说：“一会儿就给她戴上八十斤的死囚大镣子，看她还炼不炼了。”

酷刑、威胁、恐吓、诽谤、谩骂，面对这一切我毫不动摇，心中只有大法和师父！他们还威胁家人交四千元罚款，没开收据。杜永山手拿着“奖金”无耻的对我说：“这是你们法轮功的钱。”

三、暴力折磨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六日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强押送万家劳教所。这里原有劳教人员六、七十人，仅在一个月的时间增加了八十多名大法弟子，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没有床铺。警察、犯人从雪地里找来一些木板和草垫子，没有经过任何干燥处理就让我们大法弟子俩人一张床睡在上面，窄小的房间住了三、四十人，在拥挤、潮湿、卫生条件极差的环境下，很快许多同修身上开始长疥疮。几个月后，我身上也长了，遍布全身，奇痒无比，令人寝食难安。挠破的地方流脓、流血，衣服上、被褥上经常血迹斑斑。没有热水，只能用凉水洗澡，凉水对疥疮的刺激令人痛苦不堪。队长警察让犯人强行把我抬去医院。在万家劳教所的医院，以宋少会副院长为首的几个法西斯“大夫”强行处理伤口，又用刮勺恶狠狠的刮溃烂的地方，勺很钝，刮不下来，更加剧痛。特别是刮手时钻心的疼痛我再也忍不下去了，哭着挣开他们，这时手已血肉模糊，我冲向水房把手上的脓血洗掉，再一看，手肿的象个馒头。这就是所谓的医生治病救人的手段，如此的残害生命！一个多月后，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才让我出院。

二零零零年“四•二五”之后，万家劳教所加大“转化”的暴力程度。八月中旬，我从医院被押回中队，他们开始在我身上打主意，妄图转化我。采取各种卑鄙的洗脑、谈话、隔离、禁闭、围攻、刁难、不让上厕所、不让洗漱、不让吃饱、住阴冷会议室、图书室的椅子冻我。直到十二月他们对我失望了，不再“转化”我了。此时，我已被非法超期关押，他们以我没“转化”为由不让我回家。

二零零一年三月，我们几个非法超期关押的大法弟子，一起绝食抗议，要求释放。他们不但不放人，还把我们关进了禁闭室（小号）。十几个小号关满了大法弟子，我被关在阴面的一个号里。不足三米的小号没有窗户昼夜只靠一个微弱的小灯泡照明。刚一进去，便用手铐把我们铐在监栏上体罚。我们的身上几乎都长满了疥疮。一个多月后，我因绝食抗议，身体极度虚弱，没有脉搏，没有血压，心律过缓等又被送到万家医院，强行灌食、输液。后来院长对我说：“你吃饭吧，‘五一’后送你回家，车都安排好了。”我心想院长还能骗人吗？我信以为真，就吃饭了。但‘五一’过后，院长的食言再一次向我证明了中共的官员是一个流氓集团，个个臭味相投。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八日，万家劳教所开所谓的减刑大会，我们十五名大法弟子最后一批被带到食堂。上楼一看，偌大的食堂变成了会场，四百多名大法弟子和百余名犯人早已坐满，二百多名警察分布在会场的个个要道，有的头戴钢盔、有的手持电棍已是全副武装，整个会场如临大敌，笼罩着阴森、恐怖的气氛。我们十五人被强行安排在最后两排座位。当会上宣布二十名不放弃信仰的大法弟子被加刑一年、并污蔑师父时，大法弟子杨秀丽站起来高喊“法轮大法好、不许说我师父！”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冲过来把她拖走。有几名同修上前阻拦制止，也一同带走，把她们的嘴用胶带封住，发疯似的暴打，然后将遍体鳞伤的同修送进小号。我和几名同修欲上前，被警察按在座位上。会后，气急败坏的恶警将被加刑的大法弟子也关进小号。其中有我们十五人中的七人。这哪里是减刑会，分明就是加刑会！

借“加刑会”的邪恶之时，开始对大法弟子进行疯狂迫害、强行转化。他们印好“保证书”（实际就是“转化书”）要求每个大法弟子在上面签字。凡是不签的，或关小号，或被施以各种体罚：电棍、铁椅子、上大挂……。关在小号的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极为惨重，二十日早上她们七人被带回来时，我们都哭了。她们满身污垢，头发散乱，全都是遍体鳞伤，惨不忍睹。她们诉说着这几天所经历的，毒打、电刑、吊刑……并听见一个警察说：“她们不签字，明天就把她们送到男犯队去。”

警察看到了大法弟子用生命护法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超期关押的事被国际社会正义之士关注，在国外大法弟子紧急营救的行动援助下，八月份以后，被非法超期关押的大法弟子陆续释放。八月二十二日，超期关押八个多月；被关押小号两个月的我，终于获得自由。

四、骚扰监控

回到家中，我恢复正常学法、炼功，加上亲人的细心照料，我的身体逐渐好转，但还不能正常工作，在家休养期间，单位上下又开始紧张起来，他们为监控我，每天排班，有一名局长或书记带领两、三个科员为一组，共排七组，从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一组负责监控我。我若在哪个班进京，那个班的人就得扣工资、受处分。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前，他们每天都有一帮人来我家“探望”，逼问我是否进京。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走路还很困难，我想过几天平静的日子都不行。他们荒唐、无耻的行为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

十月一日后，我的生活更不安宁，先是哈市公安局派人调查万家劳教所被超期关押释放的大法弟子。我丈夫怕我去公安局后回不来，他不让我去。公安局的警察就追到我家来调查我；不久，市政法委书记王少林到我家，说是来看我，实质是来摸清我的住所，以便监控我。十一月末，从哈尔滨传来消息说，万家劳教所要把我们无条件释放的大法弟子重新收押。接踵而来的事情，使我感到我的人身安全没有了保障。在这种步步紧逼的压力下，我决定暂时离家出走。

于是，我给单位写了封信，讲明被迫离家的原因。十二月初，我告别亲人，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几经辗转，我在一处较为安全的地方住下来。不久，我找到了一份在私立学校任教的工作，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在工作之余，我就学法、炼功、发正念、讲真相，努力做好三件事。期间，几次想回家看看年迈的母亲、为我的安危日夜牵挂的丈夫、刚满六岁的儿子，可是形势的严峻使我们一家难以团圆，二零零二年大年初一清晨，密山政保科的警察为了绑架大法弟子，向手无寸铁的大法弟子开枪，造成腿部骨折，此案件在世界也是首例。还有几位同修相继被绑架。我只好再次打消回家的念头。

五、血印

二零零二年大年初二，我去同修家拜年，被在那里蹲坑的便衣范加元、朱凯等人无理绑架。他们将我推上警车，戴上黑头套，秘密押到哈尔滨道里区红霞街一号。这里是哈尔滨国保大队迫害大法弟子的秘密黑窝。我被押到二楼，一进屋就被锁在铁椅子上，然后他们让我说出其他大法弟子的情况。我深知说出同修的后果的严重性，我把心一横，就是死也不会说出一个同修。我不断的给警察讲着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善恶有报。他们却听不进去，不断的对我实施各种酷刑，开始时拳打脚踢，之后用电棍在我的身上、手上乱电，我的手肿的象馒头一样，不听使唤。他们还不罢休，又把我的外衣扒掉，用绳子把我捆在铁椅子上，憋的我心跳加速，呼吸困难。又把我内衣掀开，露出前胸、后背，用电棍电。不知电了多久……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我的前胸和后背已是道道电击的血印，疼痛难忍，直到深夜，他们还不善罢甘休，又给我戴上黑头套，架到一楼大厅，这时我被折磨得已经神志不清。在大厅里，我隐约看到有七、八个身强力壮的年轻男警察坐在那里。还没等我站稳，他们就围过来，把我捆在铁椅子上，先用电棍电，后来揪着我的头发、捂着我的嘴往鼻子里灌芥末油，我被呛得晕过去，他们就往我头上泼凉水。激醒后又灌，这样不知灌了多少次。在酷刑后没有得到任何信息的警察，泄气了，才对我放手。这时，天已开始放亮。我穿着滴水的衣服熬过了一天一夜后被送到哈尔滨第二看守所。

在看守所，为了抵制哈市国保大队对我的迫害，我绝食抗议要求无罪释放长达七个月。看守所所长赵凤霞指使在押嫌疑犯李玉霞、张可等对我施以体罚、欺压和羞辱。白天码坐，晚间码睡（侧身夹在两个犯人之间不许翻身），一条被下面要盖五个人，夹得喘不上气来，全身大汗淋漓，不能入睡，其实这种所谓的睡觉比用刑还残酷；强行灌食，灌呕吐物，令人恶心，有良知的人不忍目睹；长时间不让上厕所，造成小便失禁……

在这度日如年的七个多月里，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遭受了巨大的、非人的、比法西斯还残酷的摧残。然而，佛法真理在我心里永存，只要我有生命就要修到底！

六、监禁迫害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我被绑架到哈尔滨女子监狱，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已经过去六年了，在漫长而黑暗的岁月中，经历了风雨和魔难。开始时女监只有一栋宿舍楼，床铺十分紧张，大法弟子住夹铺，拥挤不堪；白天在走廊码坐，一个挨着一个密不透风，到了晚上浑身是汗不让洗澡。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住了半年，直到零四年二月新楼开始使用，环境才有所缓解。

集训队没有休息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早六点到晚八点，长达十四小时码在教室里。特别是大法弟子，坐在固定的位置不让活动，上厕所、洗漱都有时间限制。长此以往，如坐针毡，筋疲力尽。一年多后，造成腰肌劳损、腰椎盘突出、坐骨神经痛……

零四年狱长刘志强调到女监之后，为了烧起他的新官火，开始在法轮功学员身上下手。首先制定迫害方案，被非法关押在集训队的大法弟子，不放弃信仰的不许下大队。就这样码在集训队两年八个月。期间，监区长、干事、刑事犯及被转化的人多次找我“谈话”企图给我洗脑，甚至还扬言：不出三天就能把我拿下。然而，邪恶的一切都是徒劳的，近三年的时间过去了，面对各种谎言、欺骗及软硬兼施，都没有改变我对大法坚不可摧的信念。

零六年四月、十月先后把我转到五监区、一监区，十一月末以刘志强为首的女监又发起了新一轮迫害，加大力度转化法轮功学员。零六年先后成立了十一监区、十三监区，效仿九监区（集训队）隔离、打压的方式，作为转化迫害大法弟子的集中营，从各监区陆续调入大法弟子高压洗脑迫害、强行转化。同时，各个监区的大法弟子再次遭到严码迫害，并且每个大法弟子被安排两个刑事犯包夹（包夹延续至今）看管，大法弟子每天的一言一行都要包夹记录，甚至吃什么都要记下来；每天十几个小时码在不到一尺高的小凳上，不许靠床边，不许同时上厕所，刑事犯可以随便；大法弟子在床上就得躺着，不许坐着，坐着就是“炼功”。大法弟子完全失去了自由，生活在重重管制中。

零七年五月九日，再次将我送到九监区（集训队）强制转化。那里的环境变的更险恶，门玻璃贴着白布只留一条缝（走廊的人从缝中监视屋内情况），不透光的走廊显得格外的阴森恐怖。窗玻璃也贴着窗纸，怕他们的丑恶行为被外面的人看见。她们把我推进厕所非法搜身，所有的行李全部拆开，衣物翻的乱糟一团。晚上点完名也不让我脱衣服上床，还要坐小凳，两手放在膝盖上（我不听，她们就用专人按住我的手），说是要谈话，我还以为是干事，结果是犯人张晶、于春艳、肖丽华等人，她们却穿着便服，很随便，很嚣张，满口污言秽语，龌龊至极。后来，我两天没吃饭，要求正常就寝，才换来了正常休息时间。

我被隔离在有五人严密监控的房间，在屋里也不许随便活动，更不准迈出房门，每天在一帮人围攻中度日，无论她们怎么威逼利诱我都不动心，就是不理不睬的态度。我对大法坚如磐石，他们无可奈何，五月末把我转到三监区非法关押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