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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歌中的仁爱(下)
文/静远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接上文)

五、对后世的影响

唐代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杜诗风格多样,宋代秦观说:“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宋代吴沆在《环溪诗话》中评杜甫诗句说:“恣肆变化、阳开阴合”、“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杜甫不仅熟读儒家经籍,也深谙佛道经典,他与道士、僧人交往也很多。举凡佛道文化中精妙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丰富的想象,杜甫都尽量的加以运用,正如清代杨伦所云:“释典道藏,触处有故实供其驱使,故能尽态极妍,所谓读破万卷,下笔有神,良非虚语。”(《杜诗镜锉》)

当然,杜甫对后世更大的影响在于一种人格的塑造,历来凡是有气节之士无不爱读杜诗。如北宋将要灭亡的时候,爱国将领宗泽想抗击金军,但朝廷一味议和,金军乘机南下,宗泽忧国忧民,临终时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北宋的李纲在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的时候,亲笔题写杜诗赠义士们“以激其气”,鼓励他们;南宋朱熹把杜甫认为是和诸葛亮、范仲淹一样的人物;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始终坚持民族气节,他在燕京狱中写了二百首《集杜诗》,并在《序》中说:“凡我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杜诗成为后代志士仁人从中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杜甫有自比稷、契的伟大志愿。孟子曾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意思就是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并由之而导致对人民的命运怀有深刻的责任感,这正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性格特征,而杜甫对此是心领神会并躬身实行的。从推己及人到“人溺己溺”、“人饥己饥”,再到自许稷契,诗人自觉地把解救苍生视为自己的使命。清代蒋士铨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反映出一代文人道德良知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其作品被称为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因此后世诗人有“最尚杜工部之系心国民”之语。

自古以来,文品与人品俱佳的文人作为社会的良知,无不弘扬道德正义,爱民悯生,鞭挞社会黑暗势力,坚持不懈的追求真理。他们备受人们的尊重,使人们在阅读其作品时能学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杜甫一生经历种种不幸,在自己最艰难困苦的时刻,他首先想到的是别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严酷的社会现实中,他上下求索,呼唤着世人心中的善念,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渴望,正如他在《春夜喜雨》中写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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