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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七台河一位工商人员受迫害经历
文/李玉卓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叫李玉卓,于一九七三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县城,后来在七、八岁时随父举家迁到了七台河市。

一九九五年,我修炼了法轮功之后,我真正明白了我人生的真正意义。不再去发牢骚,怨天尤人,做更加有意义的事,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与人为善,自此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使我度过那一段美好的时光。

在九九年那场史无前例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我的阳光般的人生之路便布满荆棘,当时无论有多么困难,多少阻拦,多少人的不理解,我从没后悔我所走的路。在这对法轮功的无理打压,疯狂的十多年的迫害中,我经历了三次大的迫害,尽管现在走了过来,但那段悲惨的遭遇,真是让我不想回忆。然而时至今日,这场邪恶的迫害还在继续,特别是中共“活摘器官”——被国际上称为“地球上从未有过罪恶”在国际社会持续曝光,但中共对法轮功的邪恶打压和对法轮功学员的抓捕、判刑却仍在继续。我觉得自己有必要,也应该把我所遭受的迫害让世人知道,不为别的,只是希望人们能认清中共的邪恶和它反人类、反宇宙的本来面目,退出它,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二零零零年进北京上访,被抓回七台河市看守所

一九九九年的那场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我们都感到不可思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总之是让人不可理解。面对诬陷,我决定赴京上访还师父与法轮功清白,当时也没有想的太多,只是想让他们了解一下我们。于是在二零零零年的时候,我去了北京,那时环境已很紧张了,在去之前,我也很彷徨,思考了许多问题。到北京后,在北京房山窦店那个地方被抓,还有许多别的地方的同修,被绑架的有九个人,期间我的后脑勺被打,流了不少血,到现在还有疤痕。被劫持到房山的一个看守所,后来听说之前有同修被灌食致死,所以当时它们的暴行有所收敛,其后我们一个个被叫出去询问姓名、家庭、住址、单位。

我被带回驻京办时,看到有许多的同修都在大厅里。我原在七台河工商局上班,我们单位的民警队来人把我带回了局里,纪检书记找我谈话要我放弃修炼并上电视诬陷诽谤师父和大法,我拒绝了,就把我送到了七台河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在那里看着满屋的光头,在电视里看到的场景变成现实,一种无形的恐惧压下来,进屋里让蹲着,过了一会上到板铺上码铺(就是盘腿坐着),等到了晚上该休息时,就用凉水浇,刺骨的寒冷立马通遍全身,挨打,打耳光也成了正常,有的同修受到的迫害更严重,有的警察听到是炼法轮功的,就告诉犯人给“照顾,照顾”其实就是打的意思。肉体和精神上的伤害是很大的,尤其是精神上的压力,我从没有想过会经历这些。被提审时警察逼我们放弃炼功,写悔过书,不写回到监舍警察就指使犯人打人,还说炼功人不重亲情。我的同事,同学也都来看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从没想过我想做一个好人能被抓进监狱,我想这是很多人所无法理解的事吧,然而在中国就这样发生了。

我的父母受到的伤害更大,在那期间整日的为我奔波,找关系,被勒索钱财就更不用说了,先后有桃山区政法委的李云峰等三人,警察的,社区的,我单位的共勒索近上万元钱。我的妻子所受到的伤害很大,被压抑的喘不过气,以泪洗面,年也过不好,只能是机械的劝着我,让我放弃炼功。在各种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下,我的意志也出现了问题,在不炼功了的保证书上签字,当时眼泪就流了下来,就这样三个月后回家了,我母亲又去找单位要求上班的事,写了保证后回单位上班。

二零零三年,我被非法判刑四年

二零零三年三月,我市多位同修被绑架。北山派出所的三个警察王勇、管雨,另一个不知姓名,到我家里来让我去派出所一趟,我知道他们这是干什么,我说我不去,我为什么要去;他们说是去核实情况;我说在这里也一样;他们说必须去所里。后来强行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我的家人也都跟着去了。凌晨二点多把我送到了行政拘留所,后又有同修被关在那。我不知道以后什么情况,心里的压力却与日倶增,说不出的难受。又过了二、三天的时间,有两个邪党工作人员来提审,这俩人我不认识(后来才知道是公安局副局长张和平和国保的毕树庆),见了面就让我蹲那,我不蹲还打了我一耳光。几天后,新兴分局警察,我记的有政保科赵孔伟,北山派出所王勇也在场,其他的人我不知道姓名,开始对我进行轮番的审讯,开始我不配合,王勇打了我一耳光。他们把我关在铁凳子上,背铐着手铐,手铐紧紧的铐着手腕,疼痛难忍,出现恶心呕吐症状,就这样他们分了几波人进行逼供。当时想我什么都不会和他们说的,我从没经过这样的阵势,有点懵了,他们在我旁边有意无意的说着一些事,还不时的哄骗着我,威逼利诱,我的意志也越来越消沉,给我的感觉好多的同修都被抓了,把我也说了出来,我的意志更加消沉,

心里想赶快结束吧,不想再承受了。当我说出了别的同修的时候,我心里猛的一震,我在干什么,身上的汗一下子就出来了,当时那个警察问我你怎么了,我很艰难的说了两个字“没事”。可我心里想:做了对不起同修事,更对不起师父,悔恨、懊恼袭上心头,可转念一想,我不能就这样放弃了。汗又没有了,可能警察都奇怪怎么一会出汗一会又没了。正象有的同修说的“精神高度紧张”和“意志摧残”却远远超出了肉体的酷刑折磨。它挥之不去,让人痛不欲生,一辈子生活在阴霾恐怖的阴影中,所以中共的监狱、劳教所只能把人变成坏人甚至更坏的人。这让我想起文革时人们的遭遇,在那种恐怖的环境中人们的心灵扭曲。

几天的审讯,我被关押到第一看守所。有警察说,做坏事我们可以不管,炼法轮功不行,共产党说方的是圆的你就得说是圆的。肆意的歪曲已快到肆无忌惮的地步了。当我说我们是有人权的,你们在迫害人权,他哈哈一笑,好像我们在说着世上最好笑的笑话一样。

在看守所里度日如年被关押五、六个月后,桃山区法院在第一看守所非法开庭,只准许少数家属到庭,对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宣判,家人为我请了律师,那律师也只能是摆设了,根本起不了作用,除劳教,保外就医的学员之外,其余学员以所谓“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冤判二至七年。我被非法冤判四年,非法关押在七台河监狱三监区集训队,后又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监狱集训队。

刚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的时候,看到那黑漆漆的大铁门“嘎吱,嘎吱”慢慢打开,我们被当作货物一样卸在那里,身体上的摧残,心灵上压力可想而知了,莫名的心悸。在集训队先是登记,一个一个的,有一个人从外面进到屋里,我以为是警察,后来才知道不是,是管犯人的犯人(监狱都是用犯人来管理),那些人要想吃什么东西,就打电话,让警察从外面给往里带,警察是他们跑腿的。在集训队,就是加班加点的干活,完不成任务就用小白龙(是一种塑料管安个把)打脚心,一天必须挑冰棍杆或牙签多少箱。上完厕所连手也不洗,有时东西散落一地,收拾收拾就装箱,吃得发糕里还有着炉灰渣。出去干活得排队,有时还被犯人骂。集训队监舍一个只能住十来个人的地方,让好几十人住,侧身一颠一倒的睡,要是上个厕所回来就没有地方了,住的环境极差。上厕所得靠墙边走,还不让穿鞋,背着手,低着头,要是抬头看一眼就得挨打,洗脸洗澡也不行,喝的水是大泡子里的水(放在桶里桶底一层沙子)。

在集训队十来天左右,我们想在监狱广场炼功,那是星期六,早上出去干活时,我们就跑到操场,手还没等抬起,我们就被犯人架着回到监舍,我们开始绝食抗议,于当下午我们就被分到各个监区了,听说在集训队呆一年的都有。我被分到三监区,我绝食他们就给我灌食,用生的玉米面兑盐水往插入嘴里的管子里倒(我所在监区有个同修吴月庆就是灌食时,管插到气管里了差点出现生命危险,造成他一直咳嗽,他现在已经离世了)。三监区是缝亚麻坐垫,如果谁缝不完不许睡觉,过后罚站甚至挨打。号长也就是杂工头,(刚开始我不知道)让我干活,我说干不了,我没犯法,警察也找我谈话说什么他们不管这些,说这里只是象仓库一样,只负责保管等等。可能是怕我还绝食什么的吧,骂骂咧咧的让我坐在他们干活的地方,什么时候收工什么时候跟他们回寝室。在这期间有的犯人和我说,你要是01年来的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让我想起了犹太人的集中营。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管制很严,不允许随便说话,专人看着,超强度劳动,体罚,不定期的做转化的工作。

牡丹江监狱是新肇两监狱合起来的,原来的新肇监狱在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前,大约有七、八十名干警和服刑人员在一起炼功,书和资料由干警往里拿。由于长期关押,有的服刑人员身体状况非常差,有病也得不到及时治疗,自从炼法轮功之后,身体都健康了,服刑人员都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人,过去打架斗殴的、不服从管理、没病装病、不出工干活的、抗拒改造的司空见惯。自从炼法轮功之后,干警和服刑人员不良现象大大减少了,就连没炼功的服刑人员亲眼见证他们的思想和身体的变化,都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都知道以后要好好做人,出去以后有机会也要修炼,监狱的各方面都在变好。

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监狱把大法书强行搜走,如果干警再修炼,就是下岗开除公职,服刑人员面临的就是加刑。牡丹江监狱政治处人事警备科干事、科员、一级警司侯希才,牡丹江监狱警察戴启鸿,坚持信仰被诬判,在狱中遭毒打。一九九六年因抢劫被判无期徒刑的战祥君,原在黑龙江新肇监狱服刑,一九九七年,他在狱中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战祥君二零零零年被转到牡丹江监狱六监区。二零一二年,六监区给战祥君报减刑,法院到监狱来核实,查出他在狱中修炼法轮功,要他写所谓的保证放弃法轮功。他说炼法轮功是他的信仰,跟减刑没关系。法院人员跟狱警说他不能减刑,给撤销了减刑。

自从两监狱合起来之后,本省东部地区大约八、九十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这里,如果有人权组织、外单位人员、记者或上级部门来检查、参观,就把敢于说真话的服刑人和法轮功学员藏到菜窖里或车间里,或哪个偏僻的地方,怕我们在这里被迫害的情况被外界知道,掩盖真相,法轮功学员都是被严管的对象,平时不准和普犯说话,讲真相,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有两个犯人24小时包夹,看管,如有情况马上向干警汇报,如犯人看管不到位,马上被罚分记过,不给减刑,如法轮功学员违规 ,轻者骂,弄到仓库毒打,严重被关禁闭(小号)迫害。

后来监区调整,我被分到了九监区(七、八、九三个监区主要是做服装加工的)。这三个监区是为北京汇琳凯公司代加工服装(也是奴工产品)。早五点起床,吃完早饭,就排队去厂房干活,超强度劳动,有不少人得了肺结核。完不成任务加班加点。这三个监区曾出现过拉肚、发烧,传染的疫病。

在这时不时就听到其它的监区的法轮功学员被打,被关小号的事。后来七台河法轮功学员庞士兴被转到九监区迫害,他在集训队就不干活,不穿囚服。在第二天出工时,我看到门口有不少人,一看是中队长黄威在逼迫他出工。他被强制的带到厂房,即使不干活也得在那坐着。有一天在厂房看到杂工正在打庞士兴,还有其他人,不知谁说的打人了,而黄威却在那里装不知道,其实就是他指使的,后又把庞士兴弄到一个小屋进行迫害,他身上一块青一块紫的。当别的同修去问怎么回事的时候,却说和你没关系。

监狱还给法轮功学员和犯人抽血,但当时不知道是为什么。在我回家后听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时才知道怎么回事,真是太邪恶了,灭绝人性。

这样的生活直到我释放为止。

可以想象到我在监狱里被非法判刑四年,承受着肉体和精神各方面的压力,而我的家人他们承受的压力更大,我妈为了让我回家,花钱找关系被骗四万多元。我父亲也落下一身病,听到警车响都一惊一乍,怕的要命,要看到有资料在门上,更是怕的直哭。在我从监狱释放后,我妻子由于精神压力太大,身体还不好,让放弃炼功,我又不能,我的生命都是师父给的,怎么能那样做呢,就和我离婚了。由于这场迫害,有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已经是罄竹难书了。

二零零八年,我被劳教迫害

零八年三月,我在父母家刚吃完晚饭,来人敲门,进来三人,其中一个来问,谁是李玉卓?我一看不认识,就说我是。他随后说,我们是新兴公安分局的,(他们其中我知道有国保科长丁义会,剩下的不知道名)找你核实点事和我们去派出所一趟,我说有什么事在这说吧,没说几句他们就强行把我绑架到北山我出所。把我家的钥匙拿走没有出示任何手续抄家,屋里翻的乱七八糟,拿走电脑,手机一部(后来我弟弟把手机给要了回来),还有一些资料和书等。把我关在北山派出所铁凳子上,因为我什么也不说,他们就随便编了一个材料,签上我的名字,草草了事,把我送到行政拘留所,那里还有其他的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我记的有姚淑凡(现已离世),他当时正在绝食,还有颜景柱。过了几天就把我转到第一看守所。被劳教一年。

对于一些小的干扰则记不清楚了有多少次了。有一次,可能二零一零年左右要给我办学习班。想想都感觉可笑,完全的赤裸裸的迫害,还冠冕堂皇的说是法制学习。中共就是这样对待普通的中国民众的,而我遭受的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现今无数的见不得人的罪恶还在持续,善良的人生命得不到保障。

回忆是痛苦的,但也让我更加的清醒,不要忘却那段记忆,不是加深仇恨,不是想要报复,只是想让人看清真相,不再被蒙蔽,欺骗。冥冥中自有定数,对于良善的打压,只能暴露它的邪恶,过程中把自己打倒了,而法轮功的美好,预示着人们新的希望,象那浓密的乌云缝隙中洒下的一缕阳光。人们生活在那绵延了近百年的噩梦般的经历也将有所不同,也到了终结的时候了。

对师父,对同修,对家人,对曾帮助过我的人们,也不是简单的几句谢谢所能表达的了的,但我还是诚挚的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我想人们的泪水不会白流,无望中自有希望,生活终会更加美好,愿善良的人们平安康泰,有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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