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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非法劳教、克扣工资 长春优秀教师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明慧网通讯员吉林省报道)单宜民女士今年五十岁,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一位教师,工作尽职尽责,曾是优秀班主任、市优秀教师。可是在过去十六年中,因为信仰法轮大法,多次被非法关押、劳教、克扣十年工资,全家人遭受巨大痛苦。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单宜民向最高检察院、法院递交诉状告,状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修炼法轮功摆脱常年疾病的痛苦

在一九九五年年底,我因祛病健身走入法轮功修炼的。

修炼大法前,我心动过速每分钟一百三十~一百四十次,使我浑身无力,心悸、烦躁。左膝关节积水肿大、变形,经常半夜疼醒熬到天亮。蹲不下、跪不了、也伸不直,上下阶梯得用一条腿倒着走。秋天,加了毛皮的厚棉裤早早穿上,春天不到五月一日绝不敢换下;夏天穿着纱裙,里面必须套着戴毡子的护膝。药物、理疗、按摩、针灸,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了,最后还不行,就吃强力镇痛药顶着,那时满脑子里就是将来得拄拐棍了。鼻窦炎,憋得头胀痛,记忆力减退,做过穿刺。因为常靠嘴呼吸,所以气管、咽喉都不好,时常打点滴,我成了医院的常客。各种中成药、西药得错开吃,没进家门就能闻到中草药味儿。那些年老人、丈夫、孩子也常常生病住院,三十岁的我心情可想而知。

炼功不久,各种病状都逐渐的消失了,真是一身的轻松啊!

我从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开始,真诚善待所有和我有缘的人,逐渐的淡泊名利,心态也变的纯净、自然,心情愉悦。放下对婆家潜藏心底的不满,我的家庭关系更加和睦了。在单位面对不公时,我学着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宽容忍让,平和处理。我不计个人得失,也不收学生、家长的礼金。我工作尽职尽责,被评为优秀班主任、市优秀教师。我带的班级,高考班升学率和就业反馈都是学校最好的。最让我欣慰的是学生毕业前说:无论将来走到哪儿我都知道怎么做人啦。当领导得知我以校为先主动让荣誉时,赞许道:你能做到这些完全源于你的信仰。我觉的真心为别人着想、礼让是快乐的。修炼法轮功使我身心受益。

正当我和同修们沉浸在修炼法轮功的幸福时刻,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以一己之私,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功诬陷、定罪,对亿万法轮功修炼者悍然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最邪恶的、最残酷的迫害。

遭受的江氏集团和中共的迫害的事实

1、迫害之初,派出所、学校、街道办事处胁迫家人限制我的自由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后,姐姐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苇子沟戒毒所。一天,我被警察带到凯旋路派出所。他们象审犯人一样记录我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问我去吉林省政府一事,并让我在诬蔑法轮功、保证不炼的单子上签字。过几天,校长祖长录、书记杜丽娟找我谈话,放弃修炼,下班了还不让我走,并和我的家人配合全天监控。后来,每到所谓的“敏感日”,教育局都向书记刘桂琴了解我的思想动向。就这样每天在领导、同事的监视、歧视、不解、嘲笑与冷漠中“工作”,那种心里的苦真是难以言表,深深的压在我心底。

2、绑架、关押、审讯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日中午,我与同修们在饭店吃饭时,长春市国保大队警察穿着便装,有两个男警把黑塑料袋强行套在我的头上,抓着胳膊把我架上车,紧紧夹在他们中间。我们被关押在净月附近一个近乎废弃的楼房里(一个秘密审讯室),被非法审讯。

一个被称作主任的人(男,五十来岁)说话粗俗,把师父的法像扔到炕洞里烧,又牵来一条大狼犬恐吓我。桂林路派出所王姓所长把我的胳膊反拧背后,用力往上提,顿时我感觉非常疼痛。他又把我单手铐在椅子上,手铐勒得很紧。“六一零”一年轻男警虚情假意的诱骗我,要我说出资料来源,都做了什么,和谁联系。还有一个头目(男,五十多岁),让我说出前些天和我联系的同修是谁,此时我才知道手机已被监听。他看我不出声,就说人已经抓了,一会儿就到(其实是在诈我)。另一年轻男警气的扔矿泉水瓶打在我头上。非法审讯到半夜,我们被押送到桂林路派出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拘留我三十天。

警察是拿着我包里的钥匙,在我家里没人的情况下私闯民宅,非法搜查的。回家后发现,我新买的包和孩子的牛仔裤都没了。我和同事同修是被学校上报到市教育局,学校和教育局串通市国保大队,蓄意对我们迫害的,还连累了姐姐同修和另一同修。

3、非法拘留人格遭到侮辱,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一日~六月二日,我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三看守所。

在这里,我们被迫留指纹,遭强行脱衣搜身。不许我们穿鞋,光着脚走过长长的走廊,被隔离关押。一进号房,就有人“照顾”,洗冰冷水浴;浴后,你会发现发卡、腰带卡、衣扣、拉链、腰链所有的金属类硬物统统剪下;高墙两侧相对的监控器能监察到每一个角落;吃的是不熟发粘的玉米发糕;喝的是无油、没洗净的稀菜汤;两边木板大通铺上,挤着四十五人;白天坐板、做工(一次性筷子、牙签),晚上“立刀鱼”式睡眠(两人一颠一倒,脸对着另一人的脚,身体侧卧紧贴,没有空隙无法翻身)。

我被戴着手铐非法提审。男警察态度蛮横,让我们排队靠墙边走,保持距离,不许说话。第一次提审,国保大队对我非法劳教一年,我拒绝签字,要求无罪释放。第二次提审又对我非法劳教一年零三个月。

仅仅因为我合法修炼法轮功的行为,我就被绑架到市国保大队、“六一零”、桂林路派出所和第三看守所的警察当作“罪犯”看待。在这里,我的人格遭到侮辱,精神和身体上受到了极大的痛苦与伤害。

4、非法劳教,洗脑、奴工、加期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日~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我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黑嘴子女子劳教所。

这里的一切都是被强制的:按手印、照相、剪短发、穿号服、戴胸卡、背监规;狱警点名要起立喊“到”;进门先报告,狱警允许才能进;严格的作息时间,所有动作要快、静、齐;上厕所也只能上下午各一次;没有热水洗漱,在寒风刺骨的严冬,只能洗深井冷水澡。

这里的一切都是受监控的:行走坐卧,洗漱打扫、吃饭睡觉、劳工学习,甚至是上厕所、洗澡都是在狱警、包夹(邪悟帮教、惯偷、卖淫)的监视中;法轮功人员相互间不许说话、不能眼神对视、不可传递东西;三、四人为一个监管包,距离不可超过一步半,稍有疏忽就被处罚,实行连禁制。

除了身体被监管,劳教所用伪善、强迫、体罚、酷刑、不许家属探视等多种强制的手段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来达到转化的目的。被迫的妥协,令我深夜难眠,食不甘味,我愧疚至极。我的心在流泪、在滴血,就这样在内心焦灼的痛苦中煎熬着,胃部开始发胀,经常打嗝,一直到现在没有恢复。

在生产小队,我被强迫劳动,每天十几个小时,有时还要加班加点赶任务,而生产登记本上只记载不过六小时的工时。出口工艺品蝴蝶的羽毛、粘胶、气味对身体、皮肤都有损害,手被磨出泡、变的粗糙。晚上收工还被继续灌输邪恶的谎言,思想汇报等。

解除非法劳教前,街道办事处的王丹主任要我再写五书,我不从。指导员李影说:不写就是思想没彻底转化,不许家人来接,直接送洗脑班。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我在解除劳教单上签字时,看到与日期不符,我被多关了八、九天。街道又派人来接送我回家,目的是继续监控我的行踪。

5、江氏集团迫害给家人带来的痛苦

姐姐修炼大法后,她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不断提升着自己的境界,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直肠癌前兆(便脓血)等疾病很快都不翼而飞了。大法给她身心带来的变化及她的工作态度与品行,赢得了校领导、同事、家长和学生的赞赏与尊重。可是,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后,姐姐却多次被绑架、骚扰、关押、拘留、劳教,这给她的家庭都造成了太多的苦难。

二零零三年大年初三,姐姐又遭到朝阳公安分局绑架,在长春市第三看守所被拘留三十多天,被迫害的血压高达二百二十,心脏病发作的情况下,仍被送往劳教所,遭拒收后,回到家中。自此她被停止工作、扣发工资。

姐姐的孩子正在读初中,一次次经历着与母亲分离的痛苦;为要回妈妈,和爸爸一次次走进戒毒所、派出所、公安分局,面对蛮横、无理的警察。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儿来说得克服怎样的艰难?要有多大的勇气啊!?她流着泪、踮着脚给被铐在铁椅子里的母亲喂饭。后又被迫停学。我的姐夫也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严重的影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

我的母亲修炼大法前,年年是大半年住院,修炼后各种病症逐渐消失,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二零零三年过年时,眼睁睁的看着女儿被警察强行绑架、抄家,由于受到惊吓,猝死。由于这场迫害,母亲就这样走了。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零零六年九月,我被非法劳教期间,学校办公室主任王福盛多次威逼我丈夫上交了我的工资储蓄折。面临经济的窘困,丈夫不得不想尽办法赚钱供孩子上学。他承受着精神上的压力,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那时,孩子刚上初一,给我写信说:“妈妈,你打我骂我、让我干活都行,只要妈妈能在我身边。”孩子来过一次,见到我,他强忍泪水,说他学习生活都快乐,让妈妈放心。我一直笑着和孩子说话,可离开后,再也抑制不住心酸的泪水。

仅因为我信仰法轮功,按“真善忍”做个好人,想有个健康的身体,就被迫使我们母子两分离,这让孩子如何能够理解和承受?他将怎样面对人生?孩子的班主任说:孩子上课时经常走神,心事重重,学习成绩下降。对我的迫害使我的家人承受着无辜的伤害,给未成年的孩子心里蒙上阴影,严重的影响了孩子的成长和学习,严重的影响了我丈夫的工作和生活。

从劳教所回来后,敏感日之前,警察打电话骚扰丈夫,学校领导也找过他。接到电话,丈夫就心慌、头晕,手都在颤抖。四十刚出头,头发几乎都白了。二零零八年四月,凯旋派出所警察大李子多次打电话,以我丈夫的工作要挟他,让我去派出所或一定来家见我。说要开奥运会了,要人人核查过关。丈夫怕我再被迫害,让我躲过奥运再回来,我无奈的离开了家。我们原本和睦幸福的家庭平添痛苦,陷入极度的恐惧和痛苦生活之中。导致他身体病痛不断,八十四岁高龄的婆婆也常为我们担心。

6、被非法剥夺工作的权利、扣发工资十年

从劳教所回来后,学校不允许我上班,也扣了我的工资储蓄折。我多次回学校要求上班。两任校长、书记与办公室主任、人事、会计配合串通、互相推诿、百般刁难。

二零零七年初我写了书面申请要求上班,后又拿着吉林省省委的文件去学校找校长祖长录和书记刘桂琴,要求恢复我的工作和一切待遇。他们说考虑一下。没几天,我丈夫听说学校、教育局要送我去洗脑班,就去找校长祖长录。他蛮横的说:“为她自己也要单办洗脑班(那时长春市洗脑班已解体)”。丈夫只好无奈的和祖长录商量只要不送洗脑班,就同意不来上班,保留档案,退休再说。丈夫回来要我别再去学校找了,他的承受已到了极限。

二零一四年上学期,我又去学校找下任校长贾慧秋和书记潘占宏,要求恢复工作。他们又是伪善推脱,并说要尽校长、书记的职责,潘占宏又去市“六一零”恶意举报我。

我被非法剥夺工作权利、停发工资、扣押工资储蓄折至今。这十年多,给我和家人在名誉、精神、经济上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严重的破坏了我们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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